3、事迹通讯

付又送和他的英吉普
　　北疆2月，乍暖还寒，八五○农场文化宫里，却在热情洋溢的庆功会中驱走了寒意。这里正在隆重表彰遵章驾车40载、安全行车百万公里的司机付又送，农场赠送伴他29年的英吉普一台，同时晋升一级工资，授予农场劳动模范称号，申报省交通系统劳动模范称号。
　　1964年，牡丹江农管局从国外购进了6台英吉普，分给了6个农场。29年过去了，像一场超长距离的马拉松赛，短的五六年，长的十多年，其它5辆相继报废了，只有付又送这台英吉普依然充满青春活力。
　　数字是枯燥的，但它是血与汗的结晶。这台车29年没有行车事故，出勤率和技术状态完好率均达100％，安全行驶10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25圈还多。25年合计节约油材料费、修理费25万元之多，节约汽油近20吨。
　　付又送1953年参军，当汽车兵，1958年来到北大荒开车。他在40年的开车生涯里，有29年与这辆英吉普为伴。60年代，正是北大荒艰苦的开发时期，没有平直宽敞的道路，只有坎坷与泥泞。当时农场只有一辆小车，首长下队、医院接送病号、防洪救灾、处理急事、电影跑快片……都得靠它，付又送干了白班加夜班是常事。在恶劣的环境和繁重的任务下，那些数字不是更有份量吗!
　　老付师傅常说：“车是公家的，国家财产要爱护好，不能胡造。事物都是辩证的，你爱护车，它才为你出力。29年来，我对这台英吉普精心保养维修，它为我跑完了100多万公里。”有一次，他送场首长去佳木斯，返回的路上下起了大雨，赶到场部已是深夜。360公里的颠簸路程，连坐车的人都感到很累，更何况是精力集中的驾驶员呢。但老付到家后的第一件事是检查保养车，用水把泥土洗掉，用干布擦净，一切忙完了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休息。
　　这台车在付又送的加倍爱护下，29年来没换过主要零部件，没有进厂大修过，发动机、变速箱、差速器都是出厂原装的。离合器磨片、轴瓦是易损件，可他换一次能用十几年，随车来的汽缸垫一直用了29年至今未坏。
　　但人有生老病死，车也有更新报废。这台车车型实在太老了，市场上已买不到配件，只有把别的农场淘汰的英吉普买回来当备件。随着时间的延长，这台车的故障也多起来。为了不误第二天出车，老付更加细心地保养维修，做到故障不过夜。有一年的夏管大忙季节，他下队回来，车的气门出了故障，晚饭后他来到车库抢修，直到第二天凌晨3时才修好。老付在车里和衣睡了3个小时，7时又上班出车了。
　　当了一辈子司机，谁不希望开一台漂亮舒适的车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管理范围的扩大，农场小车增加了，车型越来越好。凭老付的资格和技术早该换新车了，但老付想：咱们的国家还很穷，英吉普是老些，但性能不差，耗油也省，这台车不能扔。于是，他放弃了一次次换车的机会。如今，他和他的“兰德·洛维尔88型”吉普车都退休了。但他在交通运输史上所创下的奇迹，永远留在北大荒这片沃土上。
　　(发表于《中国交通报》 作者：周保国)
　　一个团小组的国外生活
　　我们牡丹江管局科研所和园林站应苏方的邀请，派出了由一名专家、一名翻译、5名青年技术人员组成的“蔬菜种植指导团”，于1989年5月4日，从绥芬河海关，踏上了开往苏联的列车。
　　我们一行7人中，除专家外，5名青年平均年龄不到26岁，都是共青团员，成家也都不到两年。李德伟、石春伶、姜国庆的家中还有不满周岁的孩子，在他们的眼前晃动的不仅有妻子依依惜别的神情，还有孩子那天真可爱的小脸，我们将要到达的异乡是个什么样子呢?能圆满地完成任务返回家乡吗?
　　我们为自己能有这样好的机会得到锻炼而充满信心，但我们更深深地懂得自己肩负的是祖国赋予的代表着母亲荣誉的重任。
　　关于“老外”的最初印象
　　8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将要工作和生活的城市——涅索杂沃次克市。
　　这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拥有人口近两万。最初使我们感到亲切的是乌苏里江横贯市中心，江面上停泊着无数只五颜六色的小船，宽阔的马路上汽车一辆接着一辆，漂亮的现代楼群中间，点缀着几幢古朴典雅的俄罗斯木屋。涅市是苏联的主要产木基地，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为该市的木材厂提供蔬菜种植技术，解决蔬菜供应不足的问题。
　　走在整洁的街道上，与我们擦肩而过的“老外”们，投来好奇、友善的目光，给我们增添了几分神秘。可是到了晚上，木材厂的厂长请我们吃饭时，我们才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才是真正的“老外”。因为，苏联的黑面包和刺鼻的奶油味，实在让人难以受用。
　　“温室效应”
　　这里每周工作时间是5天牛，每天的工作时间是6小时。由于这次合同规定的种植面积大，蔬菜育苗期的工作量就相应加大。温室里的温度高达30℃，可当时外面的温度还很低，这样的温差，给我们的工作带来许多不利，加之苏联的劳动力十分缺乏，6小时之外，工地上再也见不到苏方工作人员影子，温室工作眼看吃紧。技术员李德伟是这次赴苏的团小组长，这些情况，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没说的，当然率先垂范。他脱去外衣，只穿短裤和背心，在温室里一干就是五六个小时。苏方的工人们看到我们这些年轻的技术人员技术娴熟，工作作风严谨，以及不怕吃苦的劲头，无不钦佩。于是，便产生了积极的热效应，工作效率大大提高，眼看吃紧的温室工作，很快得到了缓解。苏联的专家看到这种情景连声赞叹。
　　由于温差的影响，有几个同志患了感冒。但由于人手少，任务重，技术性强，谁也没有因病而耽误工作，都是吃几片药，又一头扎进温室里继续工作。大家齐心协力，放弃了假日，虽然吃了些苦头，但看到自己付出的辛苦，带动了整个温室的工作，比预定的育苗期提前两天完成了任务，心里还是很愉快的。之后，我们风趣地称这件事情为“温室效应”。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苏联的水果、蔬菜短缺，副食很难调剂，我们常常因没有菜吃而一筹莫展。在我们工地附近居住的戈利亚夫妇和沙沙，看到我们吃菜困难，经常为我们送来蔬菜罐头和自家采摘的樱桃，有时还送来面包和鸡蛋。戈利亚第一次到我们驻地来时，就给我们送来了一桶大得出奇的罐头和满满一桶樱桃。一桶樱桃光摘也要很多时间，我们连忙表示感谢，戈利亚却有些不好意思，操着一口生硬的汉语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我们请戈利亚夫妇品尝我们自己做的麻花和花卷，戈利亚夫妇尝后连声说：“哈拉少，哈拉少。”
　　苏联朋友们热情好客。怕我们寂寞，一个休息天，维克多专门邀请我们去水库钓鱼，让我们松驰一下紧张的神经，说钓了鱼之后，还能调剂一下伙食。我们弄清他的来意出门一看，门外居然开来35台轿车，大家非常高兴，去水库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天。回到驻地后，为款待苏联朋友的盛情，我们做了一顿丰盛的鱼宴，由于鱼汤里放了从国内带来的味精，维克多尝后连呼“哈拉少、哈拉少”。当我们向他介绍味精的调味功能时，他趁我们没有注意，忍不住食了一小勺，又很快吐了出来，连呼上当了。
　　“为我战友，为我祖国”
　　身居异国，工作劳累时思乡之情便下意识地涌了上来，似汹涌的洪水。我们这些五尺高的汉子有时竟也偷偷落泪。团小组长李德伟及时召开团小组会，号召大家开展“为我战友，为我祖国”活动，很快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于是，我们制定了一个轮流值班的制度，每天的值班人员要负责7个人的吃喝问题，这给我们这些在家里不爱做饭的“大男人”带来了许多难题。但每逢轮到自己值班时，人人都能全力以赴，拿出自己最好的手艺为战友做出可口的饭菜。大家劳累了一天回到驻地时，喝上凉好的开水，饭桌上出现了花卷、麻花、焰饼等面食。马爱民在值班时到树林里采来了蘑菇，石春伶在值班时钓了几条河鱼……使大家忘掉了劳累，减轻了几分思乡的痛苦，体验到了集体的温暖。每天最快乐的时刻，莫过于坐在饭桌旁，品尝着战友为自己做的饭菜。
　　栽苗，这是一项技术活，季节性强，当时正赶上天降大雨，苏方又没有工具，可栽苗一天也不能耽误，没工具自己做，早晚工作摸黑干，地里3顿饭，冒雨抢栽菜苗。我们每人的头上、身上、鞋子都湿透了，但没人有怨言。因为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工作得好坏代表着祖国的荣誉。我们在共产党员付胜国的带领下，还开展“祖国在我心中”活动，喊出了“为国争光、为垦区人民争光”的口号。大家的工作热情高涨，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由于生活不习惯，工作条件差，马爱民得了重病，被送进医院治疗。为了解除他的病痛，让他感到身处异国同志间的友谊，我们团小组在每天下班之后，步行几公里去看望他，还经常做些可口的饭菜给他送去，小马好几次感动得落下泪来，病情刚一好转，就回到工地上和大.家共享劳动的快乐。
　　《十五的月亮》和《喀秋沙》
　　在苏联期间，虽然语言不通，但这并没有给我们的交流带来多大障碍，因为两国人民的心是相通的，都有着美好的愿望，希望和平，友谊天长地久。日历很快翻到了9月14日，这一天的阴历是我国传统的中秋节。古诗曰：“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为了不使大家感到孤独和寂寞，团小组研究决定，邀请木材厂的团小组与我们共度节日，我们自己动手为苏联朋友准备了晚餐。傍晚，落日的余辉给掩映在茂密的桦树林中的小木屋镀上了一层金色，极目远眺，滚滚东流的乌苏里江像一条玉带装点着美丽的涅市。木材厂团委书记依丽娜带着几名青年朋友来到了我们的驻地。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着我们自制的“土月饼”。谈论着两国的友谊、风土人情，谈论着我们的明天，俄语中夹杂着几句生硬的汉语，汉语里参杂几句生硬的俄语，每一个手势也“心有灵犀一点通”。
　　苏方为了答谢我们，在中国的国庆节这天，专程来我们驻地把我们接到了木材厂工人俱乐部，为我们举办了联欢会。依丽娜为我们用俄语演唱了一首《军港之夜》，充满了深情，我们这些小伙子也不示弱，引吭高歌《喀秋沙》，受到苏方朋友们的热烈欢迎。中苏朋友还合唱了《十五的月亮》，两种语言的歌声，别有韵味。但我们至今遗憾的是，交谊舞跳得不够熟练，只会走几个简单的舞步，不然的话，我们可真的要大出风头了。
　　团结战灾害，胜利踏归途
　　无情的天灾不知什么时候发生，正当小苗长势喜人的时候，天降了少有的冰雹，将小苗打成了秃杆。苏方专家看了后说：“算了吧，别干了，把地翻掉，天灾我们谁都没有办法。”这时，我们团小组喊出了“为国争荣誉，抗灾夺高产”的口号，大家齐心协力，整苗修枝、移栽补种，总算把苗补齐了，使大田重现了绿色。但没多久，旱情和虫灾又上来了，密密麻麻的跳甲沾满了菜叶。苏方没有特效农药和喷药，我们只好自配药剂，用自己的生活费买喷壶喷药，一人每天背几十壶药，汗湿了衣衫，肩磨出了血泡。
　　正是这种精神的支配，在苏期间，工地上到处是友爱，到处是阳光，到处是青春焕发出的勃勃生机。我们战胜了旱灾、雹灾、虫灾和后期的涝灾，超额完成了原合同规定产量的31.4％，受到了苏方专家和工作人员的高度赞扬。
　　1989年10月15日，蔬菜指导团的全体成员，满怀着胜利的喜悦，满载着苏联人民的友谊和异国泥土的芬芳，踏上了归途。
　　(发表于1991年6月21日《农垦报》 作者：祝卫冰 周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