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老师

许明丽
　　我的学生时代是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是我的老师。后来，知青老师们都陆续离开了北大荒。现在我已迈出校门20年了，但当年和知青老师的学校生活仍历历在目。
　　我是1969年冬天上小学一年级的。记得教室是间低矮的茅草屋，屋门口挂着个挺沉的深色门帘子，屋里的炉子是用油桶改制的。教我们的是上海知青黄修齐老师。黄老师个子不高，鼻梁上架副淡黄色镶边的眼镜。那时黄老师每天都给我们读一段《欧阳海之歌》，上海人普通话说得不太地道，每当黄老师读到欧阳海的母亲呼唤“儿啊儿……”时，我们学生都抿着嘴偷着乐，因为黄老师总是把“儿啊儿”念成“鹅啊鹅”。为此学生课下没少模仿他，以至于后来只要说“鹅啊鹅”，我们大伙都知道是学黄老师。
　　记得有一年夏天农忙季节捡豆枝拾麦穗，野外劳动最快乐的就是中间休息，每到休息的时候，同学们都央求郑老师讲故事。郑老师是北京知青，名叫郑伯琳，中等身材，编着两个齐肩的辫子。郑老师嘴边长个痣，痣的大小、位置都和毛主席的那个差不多，不少同学说郑老师长了个福痣。郑老师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脸上的五官表情特丰富。20多年过去了，郑老师讲的那些故事的名字，我都能准确的说出来。有《一双绣花鞋》、《渡江侦察记》、《古刹钟声》、《孙悟空大闹天宫》……我们大家对郑老师都很佩服，一段段故事，一个个情节，郑老师都能背下来，真太了不起了。那时候听故事，同学们都争着想和郑老师靠得近点，一来听得清楚，二来郑老师的面部表情看得仔细，随着郑老师的手势眼神，更增加了身临其境的感觉，听起来更过瘾带劲。郑老师坐在中间，身旁围着一大帮学生，个个瞪着眼珠子专注地盯着她。随着故事情节，我们这一大帮姑娘小子，时而欢乐、时而叹息、时而还发出惊讶的叫声。这样的场景在生产队的场院边上、麦秸垛旁、田间地头上常常能见到。那年月没听说过“电视”这两个字，看场电影都挺不容易，能面对面地听郑老师讲这么精彩的故事，那可真是一种享受。休息的时间过了，可我们大家都不愿动窝，没听够还想听，每当这时候郑老师总是用商量的口气说：“干活吧，干完活我还讲。”听了这话，我们都像是注了兴奋剂麻溜溜的起身干活去。
　　20多年来，无论何时何地每当看到“愉快”这两个字，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小学的语文老师吕玉玲。吕老师是位天津女青年，最明显的特征是脸特白，好象没有一点血色。吕老师教学认真批改作业仔细。一天给我们讲评作文说：“我让大家写的是‘愉快的体育课’，可是咱们班有好几个同学，写成了‘偷快’的体育课。”说着吕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愉”字。听了老师的话，看看黑板上的字，我仔细想想，坏了，我写得就是“偷快”的体育课，顿时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从那以后，我把这个“愉”字永远记在了心里，再也没有写错过。我曾经许多次把这个真实的故事，讲给我的同学和朋友，讲给我的女儿听，一次又一次说起我的吕老师。那年寒假吕老师回天津探亲，从城里回来送给我一条鲜艳的小围脖，桔黄中带着红杠杠，围在脖子上可美了，说实在的那年月都舍不得围。那条小围脖至今还保存在我母亲的柜子里，还是那样鲜艳美丽，每回收拾柜子看到它，我母亲总是抚摸着围脖动情地说：“这还是你吕老师送给你的呢!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病好了没有?”
　　吕老师身体不好有胸膜炎，有一回住院了，听大人们说病的挺厉害都浮水了。那时吕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住院了，我们好像也都打焉了。过了一段日子吕老师还没出院，我们大家都挺想她，记不得当时是谁出了个主意，要到医院去看望吕老师。那时别看我们年纪小也挺懂事，大家七嘴八舌最后决定，分头回家拿鸡蛋当慰问品，选代表去医院。那年月还没听说过“献爱心”这个词，现在想想那就叫献爱心。全班11个学生，少的拿两三个，多的拿四五个，没鸡蛋的拿鸭蛋，又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几十个鸡蛋、鸭蛋汇集在一个筐里，大小不一，颜色深浅不同，个个光溜溜惹人喜爱。同学们商量的结果是，我和王海丽两人代表全班同学去医院。10岁的孩子，凭着一双小脚板，20来里路一天走了个来回，终于，实现了看老师的心愿。
　　孩子的心灵是纯洁美丽的。有时大人的一句笑话，将带给孩子无限美好的瑕想。记得小学高年级的数学是宁波的夏立纯老师教的，夏老师在男同志里属于矮个，脸挺黑两个眼睛总是发红，由于常年抽烟，右手中指食指熏得发黄，夏老师穿着瘦瘦的裤子，两条腿显得挺细，腰带上总是挂着一大串钥匙，走起路来哗啦啦响。数学家庭作业解答不出来，不管是星期日，还是天傍黑，我们三两个学生常结伴到夏老师宿舍去请教，夏老师不厌其烦耐心讲解。上小学时我长得瘦小，总是坐在第一排，同学们给我起个外号“小豆豆”。那时候每到我们放寒假，也就是知青老师们回城探亲的时候。记得有好几次课间休息，夏老师跟我说：“你长得矮人又瘦，放在大提包里拎着不费力，不用买火车票，我把你带到宁波去。”夏老师说话的认真神情，我嘴上不说心里乐，想象着大人们常说的城市里高高的楼房、宽宽的马路、密密的人流、急急的车辆，心里想着宁波会是什么样子呢?又是向往又是害怕。夏老师把旅途的细节想得很细，他说：“我把大提包的边上掏个窟窿，你可以透透气，饿了渴了，我就从那个窟窿往里给你递吃的喝的……”老师说的玩笑说了就过去了，可对于我这个当时只有10岁的孩子来说，却认真地考虑着，高兴地幻想着。
　　1974年春天，小学五年级快毕业时候，我们的班主任钱志芳老师给我们每人照了一张毕业像。钱老师是上海男知青，瘦高个，教我们语文能言善辩，给我们照的相片也新颖独特。在当时我见到照片，都是规规矩矩的长方形，照片上的人板板正正。钱老师给我们照毕业像，利用学校体育器材每人一件道具。有的握着羽毛球拍美滋滋，有的坐在翘翘板上喜洋洋，有的同学抱着排球眯眯眼，有的同学手托铅球咧着嘴，我穿着个葱心绿的毛衣，手里跳绳摆出个准备跳的架式笑盈盈。全班和每个同学的毕业像，姿式不同神态各异，而且钱老师按下照像机快门的时候变换了角度，后来发到我们手里的照片都是棱形的，这和那些规规矩矩的长方形照片比起来真是新鲜，给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孩子一大惊喜。上中学我离开父母到离家八九里地的十八连学校读书生活，教英语的上海知青孙达平老师给我洗过花条绒上衣，教体育的宁波知青张俊方老师在办公室里教我练过武术。在八五○场直一中就读时，我曾和许多知青老师们一起登台演出“黄河大合唱”，舞台上，我们这些北大荒的孩子和知青老师们一起卖力地高歌“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转眼20年了，我和这些回城的知青老师们一直没有联系。尽管如此，我却常常怀念当年知青老师对我们这些北大荒孩子倾注的纯朴真挚的情感，想起我们相处时的生活情景，对知青老师的崇敬热爱之情，没有因年代的久远而淡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