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跃进”




　　在贯彻总路线中，农场于1958年～1960年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和一系列的政治活动。
　　1958年初，总场党委提出了生产跃进指标，反复五次才确定下来，在跃进誓师大会上提出“干劲冲破天，定叫指标上云端”的口号。
　　1959年的生产指标翻上加翻，开荒指标51000垧，是头三年开荒总和的三倍半，是1958年开荒面积的两倍。而开荒投资则要求由原计划24元／亩，降到18元／亩。总产量指标跃进到36000吨，是1958年实际产量的三倍，比头三年产量总和还多16000吨。畜牧上仅猪一项就要求突破两万头，是1957年存栏数的8倍半。原煤产量指标由1400吨，跃进到6000～10，000吨。工付业上交利润指标200万元，是1957年上交利润的五倍。建筑面积指标440，000平方米，是头三年建筑总面积的四倍多。这些高指标严重的脱离了生产实际和自然条件，到年终无一实现。
　　从1958年至1960年制定的跃进指标，大部分未能完成。播种面积除1959年完成外。1958年仅完成计划的53.2％，1960年完成计划的40％。粮豆总产1958年完成计划的28％，1959年完成9.9％，1960年仅完成4.6％。畜牧上1959年猪完成计划的39％，鸡完成1.2％。领导上的浮夸风是导致制订高指标的重要因素。由于高指标，急于求成，在生产上“瞎指挥”，领导不掌握本地区的种植特点，种植作物种类过多，当时除粮豆外，品种多达25种，有的作物不经试验就主观决定大面积种植，如青森五号水稻和多穗高梁，是不适应本地条件的作物，大面积种植后，结果是有种无收。有时单纯为了抢种，就不顾农业的季节性和连续性，1960年5月中旬播小麦，6月下旬播水稻，7月14日大田播种才结束。既浪费了大量种子，也浪费了节省下来的口粮(因为1960年是灾荒年，严重缺粮)。强种的结果，造成严重的减产和绝产。总场机关在联义播种了几十亩水稻，品种晚熟又误了农时，秋收时，只收了一堆稻草。在大跃进年代我场的浮夸风，瞎指挥涉及到生产、生活各个方面，而在生产上最突出。因为自然规律是铁面无情的。


　　当时在我场突出的共产风，是“共产主义大食堂”。1958年，全场男女老少都进大食堂就餐，各家各户不准做饭不准存粮。大人每月交六元伙食费，小孩交五元，并入的公社社员吃饭不要钱。机关大食堂1，000多人就餐，实行军事化，排队入内，按号就坐。不少人家在进大食堂前，连夜杀鸡宰猪，吃不完分送亲友或埋藏起来。总场理发员陈XX家，白天敲锣大鼓把喂养的大肥猪送给大食堂，晚上关上门夫妻相对痛哭。1958年冬，准许老幼打饭回家，并入的农业社大食堂停办，发粮自做。1959年，允许有家属的各家各户自己做饭，全场共产主义大食堂停办，恢复以前的集体食堂，坚持每月6元伙食费。1963年恢复食堂制，买饭票就餐。
　　一平二调之风在并入的农业社之间盛行，流传着穷富拉平的之言，1959年，虎林镇公社在并入农场时，从所属西岗作业区无偿提出资金4，000元，并派车到所属单位拉粮食16车；麦收时扬岗公社从富国大队(已并入八五○农场)拉走麦地里的小麦40马车，收大豆时又派马车在豆地里拉了七天七夜，使富队变成了穷队，总场又从各分场调400吨粮食给富国队。

1958年8月，总场大搞小土群炼铁(小土群即小高炉的群众运动)，总场在西岗等地建小高炉四座，组织120余人用土法炼铁。因原料困难，在全场开展收废钢铁运动，以保证“钢铁元帅”升账；有废铁不交者拔白旗，月底收废铁三百余吨。10月底，两座小高炉炼铁不足200吨，于是停办。
　　11月份，我场派35人随铁道兵农垦局参观团赴京并南下参观了全国大跃进典型单位，历时37天取得一条经验：就是要坚决打倒右倾保守，那个地方拔掉了白旗，纯洁了组织，那里就会面貌大变、“卫星上天”。参观后，总场决定从6，OOO垧基本田拨出10％种卫星田，产量指标：水稻亩产2，500斤；小麦亩产1，500斤，玉米亩产2，200斤，土豆亩产35，000斤，大豆亩产1200斤，甜菜亩产3，000斤。后来经过几个月的思考观望，1959年春播时，将卫星田的播种面积改为0.2％，由分场、生产队自定产量指标。在水利、伐木方面也大放“卫星。”放伐木“卫星给林业上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在排水工地上，有的单位报捷创造了高工效，放出大“卫星”。一个人一天完成几百土方，领导上也不深入检查，只看看渠道两头，实际上爆破后只在两头清除了冻块，中间根本未动，也算进了工效。


　　1959平1月，总场党委成立整风办公室，开始建场后第一次全场性整党，要求党支部在大跃进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狠反右倾，广泛进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整党试点，决定在五分场七队开展“四大”，对反对跃进的八名党员点名批判。8月，局县党委通知各农场开展反右倾运动。从此，我场开始实行“书记挂帅，行政配合，突出政治，以政治领先，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思想，思想促生产”的领导方法。9月，总场党委召开扩大会，“扭转干部中的右倾情绪，鼓起更大干劲”。各分场党委成员参加会议，检查右倾，轻装上阵，会上重点批判了五分场和云山畜牧场领导的右倾情绪。
　　在全场反右倾运动中，干部中反映有五怕“一怕播种面积大；二怕上级批评，三怕畜牧任务大，四怕职工住不上房，五怕下级埋怨工作被动”。因为在这些问题上弄不好拔白旗。所以总认为“党籍挂在裤腰带上，不知啥时就要丢掉”。9月份，在全场党员干部中批判彭德怀的右倾错误时，一结合实际发言就成了哑吧会，觉着彭德怀说的是实在话。
　　四分场四队在大跃进中，迎合浮夸风弄虚做假欺骗上级被评为分场、总场、局县各级红旗单位，以后被发撤消先进称号。
　　1958年冬季排水会战中，四分场一队指导员田XX，因完不成任务，被分场党委拔了白旗，开会回来，把白旗插在队部门上，当晚用脚蹬步枪的扳机开枪自杀。
　　在云山水库施工中，施工指挥部在工地上开展了整风反右，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以保证工程的跃进。对反对跃进的人，轻者拔白旗，受批斗，监督劳动。重者划为右派。在整个施工中抓右派13人，拔白旗者130人(以后均甄别，摘帽)。

1960年4月15日，我场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运动。总场集中三天大鸣大放，大字报上墙l，000余张。到7月21日结束，揭发贪污分子20人以及一些严重浪费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