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三年自然灾害




　　1959年，虎林地区遭到建国十年来的特大涝灾，年降水量达到803厘米，7—10四个月，集中降雨489.7厘米，给麦收秋收造成极大困难。麦收中连下13天雨，降雨159厘米，正值小麦扬花，造成严重赤霉病，全场有50，000亩小麦被淹。6月30日，遭受一场雹灾，受损面积14，000亩。
　　1960年，我场又遭受了本地区三十年来遇到的特大涝灾，5—10月的104天内，阴天95天，雨天77天，降雨量624厘米，比本地区正常年份全年降水量还多，1960年，全年降水量达到800.6毫米，由于1959年秋冬雨雪大，雨封冻，1960年从种到收又是阴雨连绵，土壤中的水份饱和地面积水。加上农田基本建设不配套，排水抗灾能力有限，使生产遭到严重损失。连续两年特大涝灾正是持续大跃进时期，在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共产风影响下，采取了许多不求实际，不讲科学的做法，加重了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如在湿地上机械播不下种时，人工撒播小麦。水稻将种子播在未整过的草地里，浪费了大量的种子，造成严重缺苗。1960年播种总面积331，664亩，仅为年初耕地面积的60％，绝产面积达144，000亩，占播种面积的40％，粮豆总产5，324吨，亩产40斤，吃返销粮6，930吨。


　　1961年，口粮仍困难。压缩了小麦、水稻播种面积，比1960年分别减少了 50％和85％，增加了玉米、谷子、大豆等中耕作物面积，比1960年扩大约一倍，1961年播种总面积387，018亩。继前两年涝灾之后，1961年春旱，1—5月份总降水量才51.8毫米，播水稻时无水。到7、8月份降雨又过于集中达344，7毫米。虽然在6月份即已动手锄草，夏锄高潮时，上阵达8000人，但正值七、八月份的麦收大忙和大面积中耕，作物的锄草夏管两者就难以兼顾，再加上涝灾稗草末彻底消灭，造成了严重草荒，草苗齐长的地有40，000亩，草中找苗的38，000亩。又有旱灾面积13，934亩，水灾45，686亩、粘虫危害的18，499亩，其它灾害48，233亩。1961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个灾年，粮豆总产56，535吨，平均亩产只有49斤，仅比1960年高9斤。又吃返销粮801吨。1962年粮豆总产3，637吨(不包括五分场)，是建场八年中最低总产量，吃返销粮485吨。


　　1960年3月，总场党委号召“抗涝救灾”，组织了百人宣讲队分赴全场进行宣传教育，做抗灾形势报告2382次，宣传9781次，受教育2万多人次，稳定了群众情绪，鼓舞了斗志。在机务战线上大搞防陷改装和机械播种改装，改装出犁播机，耙播机，起垄播种机。这些改装也为以后大田作物垄播闯出新路子。1961年用改装30台KL—3、G—6康拜因成功地进行了18，900亩垄作大豆大面积联合收获和检拾脱粒，开辟了垄作机械化的途径。在1960年为减少亏损，充分发挥机械效益，我场组织大批机车和机务技术人员到呼盟垦区支援开荒，完成了50万亩的开荒任务。
　　水利战线，将“排灌结合”改为“以排为主”，开展了大规模沟网化和田间排水。这些工程在抗涝救灾中起到巨大作用，也为以后水利工程配套规划摸出了路子。
　　工付业战线：1960年盈利103万元，林业盈利31万元。农业欠收亏损187 79万元，畜牧亏损48.7万元，全场欠发工资86万元，全靠工付业盈利，使亏损降低57％。
　　畜牧上由于饲料严重缺乏，阴雨连绵，畜群大批死亡。猪群保有量减少74.8％，鸭群减少50％。左右，鸡群勉强维持。1961年5月以后，大力组织放牧，以节约饲料。贯彻了“两包三定一奖制”和“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发展公养、集体养和个体养猪禽，实行了大集体小自由政策，使畜牧业得以恢复和发展。
　　1961年，服务行业灾后调整，由1959年的1350人，减为662人，在服务行业中如：电影队、理发室、饭馆等，实行大包干，自负盈亏。托儿所、幼儿园也主要靠职工交托儿费为办所开。1961年9月，开始精减压缩职工，1962年，大批女职工精减退职，1958年以后的女职工，95％被动员退职。


　　1960年，总场党委号召节粮度荒、开展护粮、保粮运动。有三个月职工家属的口粮定量降到每月18斤，有的分场降到每人每天五两粮，总场大食堂一度降到每人每天四两粮，用代食品补充。浮肿病普遍发生。有的生产队40％以上职工患浮肿病不能上班，群众中出现恐慌情绪。总场党委对全场灾情和思想情况调查后，召开全场党员干部紧急会议，研究解决办法。会议决定：坚持三抓，大搞代食品，开展护粮节粮运动。三抓是：一抓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当时全场35％以上党员干部患浮肿病，大部分干部能和群众同甘共苦；二抓思想，组成“灾情和粮食形势宣讲队”，引导群众，难苦奋斗，战胜灾荒；三抓生活，实行书记到伙房，政治进食堂。原来总场机关有三个食堂，一个是场领导干部的小灶食堂；一个是科长一级的中灶食堂；一个是一般干部和职工的大灶食堂。余友清场长，坚持和群众一起在大灶食堂就餐，一块喝豆饼汤，吃代食品和双蒸法的窝头，经常给大家讲红军长征中的故事，鼓舞大家共同战胜灾荒。这样，小灶和中炊食堂不久就悄悄散伙了。9月到12月，全场制代食品316吨，并抢季节收集了大量的豆叶、榆树叶、南瓜藤，晒了大量的山野菜，并大量捕鱼、采榛子、橡子。农场拨出一部分大豆，补助各单位患浮肿的同志，每人每天给二两黄豆磨豆浆，以增加营养。年终总场党委提出“今年顶天立地，站稳脚跟；明年巨龙翻身，扬眉吐气”的口号。并号召向北大荒的老红军余友清学习。


　　由于严重自然灾害和高指标、浮夸风等五风盛行，并入农场的社队，对农场的前途怀疑，对农场生产生活失望，觉得受限制，没奔头、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因之，劳动生产率下降。1962年3月，根据省国营农场工作会议精神，调整农场内部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对人民公社化并入农场的社队，根据社员意见，通过民主协商，确定除大连屯、爱民屯、自然屯外，都恢复原来的集体所有制。
　　1962年2月局县分开，场仍属牡丹江农垦局领导。


　　王震部长对垦区和我场的严重自然灾害极为关心，多次来场视查。
　　 1960年5月13日，在五分场视察时指出： “困难当头，干部更要关心职工生活，大伙同心同德度荒年。难苦是暂时的，我们要勒紧裤带，在党的领导下，把农场办好”。
　　1961年，王震部长亲自为我场联系买草的单位，由京电示我场：“组织职工割草卖，为农场增加收入”。五分场割草600吨，收入24000元，解决了部分工资。
　　1962年，王震部长来场视察时，做了重要讲话，讲明全国性灾荒的严重形势和国家当前的困难；讲了在具体政策上犯的错误，造成严重的损失和浪费，讲了中央领导同志深入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很多错误，并做出了纠正。部长鼓励大家“要有志气，咬紧牙关，发奋图强，把农场办好，多打粮食”。要求大家“要有民族自尊心，齐心协力，一定能把我国建设得富强起来，成为有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
　　1962年，部长多次约请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来场指导讲学。5月11日，蔡旭教授来五分场做“如何争取1962年小麦获得丰收”的报告。6月6日，又从“北农大”请来蔡旭、李竞雄、孙渠三位教授来五分场讲科学种田。3月9日，北京农大副校长沈其益和蔡旭教授来我场做小麦种植等专题学术报告。并落实“北农大”与农垦部协作，在我场成立基点，进行中间生产试验的科研计划。加强了我场的农业科研工作，对恢复发展生产起到促进作用。


　　1961—1962年，总场党委贯彻党中央指出的“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及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战略方针，开展了整党、整风运动，进行了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清除了“五风”，贯彻了退赔政策。在生产管理上贯彻了包定奖制度和自给田及家属自留地的政策，总场机关专门抽出机关干部30余人，组成一个生产队，余场长自任队长，在今二十五队西山头负责种机关每人两亩自给田，并获得了丰收。1961年，进行了十二条和六十条学习，加强了调查研究，10月份，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总结前几年生产工作的经验教训，初步认识到：
　　(一)生产上造成严重的减产或绝产的原因，除由于难抗御的特大自然灾害外，更多的是不熟悉生产，又乱种主的观主义。不管科学和本地区自然条件，违犯了自然规律产生瞎指挥。
　　(二)农业措施未从实际出发，没有合理地安排作物比例和均衡地运用三力；几年来，作物比例失调，大面积地麦连三茬，豆连四茬，再加上严重涝灾、旱灾和草荒，致使绝产面积达15万亩之多。
　　(三)1958年以来，各个年度订的计划指标，由于脱离实际大部分没有完成。影响了国家出口任务和市场安排，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
　　(四)几项主要作物比例关系失调。开荒与播种面积之间的比例不相适应。1959—1960年开荒多，种的少。1961年底，全场开荒累计593，630亩，实际上能种的只442，000亩，其它151000亩撂荒。
　　机械化播种与人工田间管理，收获的用工量比例失调。1959年，机械播种占67.4％，而机械中耕只占7.7％，机械收获只占0.5％，机械种与人工管理的矛盾尖锐，草荒严重，难以适时收获。
　　农业与畜牧业发展的比例不相适应。1959年与1960年间，畜牧的步子迈得太大，当时农业基础尚不稳固，粮食难以稳产，一遇重灾，饲草、饲料和畜禽舍都跟不上，造成牲畜大批死。1960年，猪和牛的存栏数降到1957年末的存栏数。
　　生产与建设，积累与扩大的比例不相适应。1957—1960年，建设与扩大总投资平均每年在20％以上。这与农场可能积累的比例是不相适应的。如：1960年上半年亏损69万元，其中重要原因是房建面积过大，在房建中临时性住房搞得多了。1961年，有四分之一临时性住房倒塌，还有四之一“拄拐棍”，漏雨、不保暖。虽按住房面积人均有3.4平方米，实际上还有少部分职工没房子住，有的几家住一间房。
　　水利上，到1961年，虽然已经完成528万土方量，但由于施工赶进度，要求不严，质量差，不配套；不考虑总体设计，对完成的工程也没进行维护，一部分已经淤塞不通，所以效益不大。当时全场还有50％耕地受到水涝威胁。主要是开始时强调“排灌结合”忽略了前期的“以排为”，结果低湿地的水排不出，内涝成灾。
　　大跃进中，1959年，组织了2，000多个劳力的常年排水队，7—8月大忙时，各队又组织10人小排水队。顾了排水，顾不了锄草，机械又下不了地，结果草比苗多，许多地荒掉。
　　(五)劳动生产率不高，增长速度还不稳定。1955年，每个农业工人生产粮豆1，032斤，1958年增长32％，1959年增长79.6％，1960年减为34.7％，1961年，上升又增长16％，1962年增长104.5％。
　　农业社并入农场的社队，大部分劳动生产率低。其原因多种多样，但主要是体制与生产管理不相适应，分配制度不合理，不能体现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工资制度没有与产量相结合，阻碍了职工的劳动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