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文化大革命”

　　十年动乱，在我场历史上跨越实验农场和三十八团两个阶段。实验农场阶段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头两年，党的领导和生产建设各方面，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干扰和破坏。


　　1966年5月，党中央下达了《五、一六通知》，实验农场党委认真贯彻，连续召开四次政工会议，布置力量，在农场的“小五界”中抓重点人物。在党委领导下成立了全场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场长任组长，付书记和政治处付主任为组员，并派出工作组进驻重点单位，利用广播连续七天广播批判稿，“文革简报”印发全场，指导运动。一个来月时间内，全场就写出大字报达2，5000余张，广播批判稿500余份。
　　同时，党委布置各单位以党支部为核心，吸收党团骨干，组织起“文革战斗小组”，给重点斗争对象，重点问题建立专案，并上报总局，共上报42名。
　　7月，文革掀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出现了北京青年自杀和逃跑事件。
　　8月份，党中央公布了文化大革命决定：《十六条》。农场党委规定参加红卫兵必须经单位“文革战斗小组”批准。并在场直红星学校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
　　8月底，党委召开“革命造反派大会”，会上给揪出的“小五界”重点人物戴高帽，挂牌、游街。
　　9月中旬，党委成立了《文革筹备委员会》，党委书记任主任，各单位成立了《文革筹备小组》，党支部书记为组长，全场共组织了26个《文革筹备小组》。
　　下旬，经过虎林分局“红卫兵”串连，党委决定在全场各单位由“红五类”组成“赤卫”，全场共批准“赤卫队”员1，100余人。这时，几首关于“血统论”的歌已在全场流传着，如：“老子英雄儿好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等。
　　10月份，农场“红卫兵”、“赤卫队”再次横扫“四旧”，并查抄了重点人物和有旧书而成份不好的人家300多户，没收书籍3000余册焚毁。
　　1966年底，当全国出现了造反夺权形势后，又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为核心的“八人文革小”，以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到1967年春天，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一时组织起八、九十个有名称有头头的造反队。党委成立的各级文革组织一律宣布撤消。经农场党委批准先后承认了四个群众组织，允许刻公章，有“无产阶级造反联合总部”(简称“无总”)、“红色造反团”(简称“红团”)、“北京青年支队”和后来批准的“工人阶级造反联合总部”(简称"工联”)。同时，党委决定：停止发展党团员，党团支部生活灵活掌握，如对运动不利停止组织生活。
　　1967年1月10日，农场党委在红星村召开了500多人参加的工人大会，到会干部有50多名。大会主要是“炮打司令部”，批判党委前期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农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三人小组)，代表党委向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同志赔礼道歉，予以平反。到总局造反回来的北京青年揭发：我场文革领导小组上报总局的42人重点材料中，有18人被篡改了成份，有9人成份被改高，这一揭发在全场引起震动，出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大会后，党委召开全委会研究分析前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根本问题是矛盾向下，整下不整上，群众斗争群众，干部整工人”，党委根据群众意见，撤消了红星学校、一队、修配厂、工程队四个单位严重执行资产反路线的领导干部党内外职务。
　　3月份，农场武装部“支左”，成立生产指挥部，各单位成立生产指挥组。
　　4月底，农场三人文革小组被撤消，生产队80％的政治指导员被停职，95％的队干部被戴高帽、挂牌，游街。
　　5月份，两结合工资制被“砸烂’，批判为“修正主义路线”，恢复了原来的等级工资制。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各路造反派开始汇集到“无总”、“红总”两派的旗下，两派扩大队伍，占领大批判阵地，各出派报，成立派文艺宣传队，宣传派观点，展开大辩论。随着运动的进展，全场逐渐形成两木派观点，人与人之间形成“亲不亲观点分”，派观点一致，“仇人变亲人”。两派紧跟全国形势。各自树立投向自己一派的场领导干部，积极准备夺取农场领导权，形成了势不两立的派斗局面，并日益尖锐和公开化。
　　9月份，在武装部支持下，农场党委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党委书记为总指挥。“红团”被“无总”压倒后，农场党委领导干部参加了“红团”组织的，有的出逃，有的被打成牛鬼蛇神，至此，农场党委彻底瘫痪。


　　1967年17日，在农场武装部“支左”下，“无总”一派一举夺取了实验农场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实验农场“接管委员会，之后建立起领导班子，于12月20日经牡丹江地区革命委员会批准，建立了《实验农场革命委员会》，革命会下设政治。生产两个委员会，并成立“治安指挥部”，以保卫“红色政权”。还成立了“深挖阶级敌人办公室”和“打把办公室”、“劝阻站”。1968年3月，全场基层单位都成立了革委会，对“红团”中坚持对立观点的人，按照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下达文件中提出的“三股妖风”(即反对解放军，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对号，进行批斗。抓坏头头、走资派及五类分子80余人，集中关押，监督劳，随时接受群众批判。
　　4月份，革委会成立了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治安指挥部进行一系列活动来保卫“红色政”；召开了“打击坏分子大会”、“大揭发、大检举、大斗争大会”、“打击牛鬼蛇神大会”、“对敌斗争大会”、“批斗走资派，坏头头大会”，揪斗“三特一叛”，各单位出现“红色恐”，实行群众专政，采取了揪斗、批斗、游斗、捆绑、吊打、逼供等手段。全场当时被斗者340余，因此而自杀的有5人，原电影队长方旋被刑讯逼供伤重致死。与“红色恐怖”同时，全场发生打砸抢案件16起，有100多户人家被打砸抢。
　　6月份，场革命委会开展“忠字化”运动，要求形成“忠字化”海洋。要求人人必须会跳忠字舞，佩戴忠字章，屋内外墙上要有忠字标语。从办公室到各家各户每天要“三敬三祝”，“早请示、晚汇报”，每逢“最新最高指示”发表，必须开颂扬会，游行庆祝，各生产队组织了文艺宣传队，来场部演出颂扬节目。
　　1968年9月，场革委批准把成份不好的，有历史问题的一些人遣返回原籍。
　　12月，场革委布置“反右倾”斗争，要求把“地平线以下的八种人”都挖出来。
　　12月初，毛主席“六一八批示”(组建生产建设兵团)下达，组建38团先遣组进场。38团团长冯忠诚，代表团党委召开会议，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要求揭开旧农场的阶级斗争盖子，反右倾翻案风，搞好斗批改。1969年2月10日宣布：正式组建38团，实验农场体制结束，革命委员会停止工作。
　　文化大革命在实验农场阶段的两年半中，迅速开展，原来农场的一切组织领导规章全被砸烂，兵团组建后，文化大革命继续其历史行程，直到1976年结束。


　　1966年；我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后，经过恢复调正发展生产，已经摘掉低产亏损帽子，在恢复调正时期，王震部长对我场是密切关注的，1963—1964年间几次来我场视察时，都强调提出农场要想一切办法扭亏为盈。 “要以队为基础，任务要落实到班组人头，一锅粥不行，定额与计划，核算与管理是关键”。在队长、指导员座谈会上指出：“要关心职工生活，要为家属种自留地创造条件。使职工觉得自己的利益和农场的发展是密切联系的。这是共产党的干部不能忘怀的大事”。
　　1964年，在老复转官兵座谈会上，王震部长讲：“我们一定要扭亏为盈，为国家盈利。我们要努力学习，吸取教训，很快提高，我们还不大会经营国营农场，主要是不会科学管理，不会计划，不会经济核算，虽然对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我们还在摸索阶段，但我们一定要攻下这个阵地”!
　　在王震将军的关怀鼓舞下，我场总结前十几年的经验教训，经过恢复调整，改善经营管理，社教运动前后，生产得到新的发展。十年动乱开始，虽然党的领导和生产建设遭到前所未有的干扰破坏，但是多年形成的生产秩序未被打乱，农业生产周期长，气候条件稳定，依靠前几年大量施肥和土壤的潜在肥力，1965年到1970年连续六年增产盈利。文革动乱的恶果，还未彻底暴露出来。广大职工，经过建场十几年的艰苦磨炼，深知粮食生产对国家和个人命运攸关，当时除少数人陷入派性深渊不能自拔外，大多数人还坚持在生产岗位上，使生产机器得到正常转。但是如果没有十年动乱，在1965年后的生产大好形势下继续前进，我们将会取得比现在大得多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将会得到更大的提高。
　　东北农垦总局时期，是我场在农垦部和东总的双重领导下，农场发展中的重大转折时。1965年以后连年增产盈利，扭转了1959年—1964年连续五年亏损的局面，人民生活水平相应提高，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我场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之一。
　　　　　　　　　　 农垦部实验农场生产经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