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经营亏损生产下降




　　三十八团建成后，将“五条”，“十六条”批判为“修正主义办场路线的集中表现”，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腐蚀职工灵魂搞物质刺激的毒饵”。将“两结合工资制度”、“包定奖”制度，都彻底批判砸烂，又恢复实行建场初期的等级工资制，将月薪日计的日计也取消了。家属也不能参加连队的生产劳动，家庭付业生产处处受到限制。
　　建团后就撤销了机务科，农机工作纳入生产股领导，在生产股设一机务参谋，将机务规章制度做为“旧框框”打破，致使机务管理混乱，职责不清，无制度可行。1971年，发生重大机械事故25起。在生产上出现了“作业无计划消耗无定额、管理无制度、成本无核算”现象。造成机械作业成本高，事故多，损失浪费严重，田间机械化程度下降。大田作物管理，强调“大兵团作战”、“人的因素第一”、鼓吹“小镰刀打败机械化”，实行“两头(早晚上下班)看不见(太阳)，地里三顿饭”。人工作业程序多，损失大而效率很低，成本增高，延长了收割时间，还耽误了整地，影响了两年经济效益。


　　兵团成立后，1968～1970年，三年未进化肥，两年未施化肥，未压绿肥。1971年，全团播种17.5万亩，仅施有机肥2.9万吨，平均每亩地才施166公斤有机肥。由于施肥少，肥质又差，土壤肥力锐减。1970～1971年又因涝湿耕湿种，土壤结构被破坏，耕性变劣；标准作业被废弃，也是土壤肥力减退的重要原因，这种种因素造成了作物严重减产。以后虽然制成了“九二○”、“七○二”等生产激素和菌肥“五四○六”以及腐殖酸氨等，以补施肥之不足，并提出“以土改土”，但都未能解决根本问题。土壤靠着“文革”前九年大量施肥后效，才保持了一定肥力。1970年以后，“文革”造成的恶果日益显露出来，产量急剧下降，由1967年的粮豆平均亩产304斤，降到1971年的107斤，直到1976牛兵团撤销前，粮豆平均亩产始终徘徊在100斤～200斤之间。
　　1968～1975八年间，三十八团共接受安置了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宁波、齐齐哈尔、牡丹江和鸡西等城市知识青年3000多人，充实了各条战线。由于劳动力增加速度过快，使职工人数由1967年的2，963人增加到1974年5，880人，增加近一倍，而1967～1974年播种面积只增加五万亩左右，增长四分之三。1967年，每一农业工人生产粮豆30，840斤，1968～1974年，平均每个农业工人每年仅生产粮豆11，246斤，下降近两倍。工付业总产值有所增加，1968～1974年，年均总产值170万元，年均增长70％左右。但由于劳动力增长过快，每个工付业工人创造的产值由4，164元下降到3，000元左右，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受到严重影响。


　　三十八团的建立，在客观上对农场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起到了稳定作用，但在经济上继续了“文革”以来一系列的“左倾”错误，后果日益明显。头两年，由于被砸碎的“旧农场”尚有潜力，故还能盈利。当生产规模和劳动力急剧增加扩大，而管理制度废弛，严重地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加以自然灾害的侵袭，经济恶化日益加重。国家投资增加，粮豆播种面积扩大，粮豆单位面积产量降低了，亩成本却年年增加，致使经营成果逐年下降，从1971年开始到1974年连年亏损，四年共亏损达817.5万元，年均亏损204.4万元。
　　1973年，李先念付总理批评兵团“真有些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并在全国粮食会议上指出：“问题在于方针、政策是否正确……”。1973年12月，三十八团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全国粮食会议精神，与会的常委都表示：“决心扭转亏损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