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三年严重旱涝考验




　　1981年6月一场严重雹灾，受灾面积长18公里，宽4公里，平均积冰雹厚达15厘米，13队地区降雹40多分钟，大田作物被打死绝产。
　　1981年6月至8月，遭受了建场以来的最大的一次涝灾。6—8月连续降雨55天，降水量达到612.4毫米，从6月23日到7月29日降雨410毫米，有的生产队降480毫米，最大的一场雨一次降雨130毫米，是虎林地区200年未遇的大雨，全场受涝面积40万亩，占播种面积的93.7％，成灾面积36.5万亩，其中绝产面积达24.5万亩，占播种面积的57.4％，占成灾面积面积的67.1％，有的生产队已是一片汪洋。
　　7月28、29两天暴雨后，洪水将十一队大部耕地淹没，庄稼随水飘浮，居民区水深15—20厘米，个别地带深达40—50厘米，邻近的云山水库大坝已开始渗水和滑波有决口的危险，11队干部、职工在王文彬场长率领下，奋战洪水，一夜之间把100多吨粮食，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把机械运到10队，并参加了维护云山水库大坝的抢险战斗，消除了决堤的威胁。
　　灾后，农场党委立即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分析灾情，共商对策。在抗灾中全场干部、职工、家属奋力抢收，许多队在没膝深的洪水中抢收小麦，有的地方水深齐腰。在这场抗灾抢收中又一次谱写了农垦战土的英雄篇章。


　　继1981年特大涝灾之后，1982年，又遭受了几十年不遇的旱灾，全年降水量仅372.8毫米，是建场以来少有的旱情。从大田播种到麦收80天未下透雨，最需要雨的6月份仅降雨20.4毫米，严重影响了苗期生长，近30万亩地遭受不同程度的旱灾，小麦不孕，粒不饱，大豆落花秕荚。经过全场紧急抗灾，夺得了大灾之后的丰收，粮豆总产33，253吨，比1981年增产120％，单产193斤，比1981年提高132％，上交粮豆21，540吨。1981年亏损926万元，1982年抗灾夺丰收，扭转了亏损并盈利432万元。一年翻身。


　　1984年从备耕开始，全年种管收各生产阶段多灾多难。首先是严重春涝，接着就是干旱，低温，草荒，秋涝，同时发生了严重的病虫害，可以说是六灾并发。受灾程度仅次于特大涝灾的1981年。其严重形势表现为：“早春白茫茫，清明水汪汪，芒种抢种麦，夏管种大田，大田未完雨连绵，人工机械干瞪眼。”早春大雪，全场地表积雪20—30厘米，折降水量60—75毫米。4月初积雪融化明水遍地，春涝成定局。4月下旬又连阴降雨，4月27日麦播开始后，仅播了17，055亩，小麦超播期，大田又将超播期。农场成立了“抗灾春播指挥部”，提出了“全场共同奋战，排水是关键，高效抓时机，攻关夺高产”，并根据建场以来的抗灾经验提出，“大灾之年不蛮干，讲科学，讲效益，头脑清醒，战术要多变！”，严禁湿整、湿播、要求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的分析形势，采取措施，把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从早春起就采取措施，促雪早化，排水散墒，在超期晚播的情况下，保证了播种质量。并提出了“播期损失质量补，小麦损失大田补，种好已播麦地，争取大灾之年效益好。”
　　全场计划播种面积443，026亩，播了405，568亩，完成了90.6％。其中小麦完成64.9％，大部超期播种，大豆被迫扩大了播种面积，完成了计划面积的137.5％，玉米完成了计划播种面积的105％。在全场实播面积中遭受各种灾害的达到297658亩，其中涝灾面积22508亩，病虫害65270亩。受灾面积中成灾九成以上达63270亩。因之，1984年农业严重减产欠收，粮豆平均亩产由1983年的286.7斤，下降到132.3斤，总产比1983年减少了54％；上交粮豆5，300吨。甜菜比1983年播种面积减少了一半，少收16，000余吨，严重影响制糖工业。农业的损失造成了1984年生产经营亏损1，303.4万元，工农业总产值由1983年的4，288.2万元，降到3，101.4万元.但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多种经营的发展，在大灾之年发挥了作用。林牧工副渔业产值由1983年的1685.8万元，上升到1984年的1800.7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58％。种植业产值比1983年减少一半，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1.9％。1984年，工副业生产盈利41万元，减轻了亏损的程度。
　　虽然自然灾害严重，1984年仍坚持了科学种田，对各种灾害开展了科研工作，试验推行了新技术，采取各种抗灾措施。这些措施使抗灾争取了主动，减少了损失。在秋收中有成效地抓了秋翻、秋施肥、秋起垅等，为1985年春耕做好准备。阴雨连绵还争分夺秒地进行了飞机喷洒农药，洒药面积288，140亩，治病虫害效果显著。在抗灾的同时，还落实了总体开发，综合治理，高产攻关的课题。在全力抗击天灾中，科技的推广应用都不同程度的提高了经济效益。


　　由于广大干部职工在抗灾中讲科学，讲效益，尊重客观规律，使这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后果和1959年一1961年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后果，截然不同。虽然在生产上遭受到很大的损失和挫折，但是农场经济的发展，依然奋力前进。尤其是养殖业、加工业在继续加强，商品性生产效益显著，并抓紧进行了农场体制改革，经济责任制进一步落实，建立了家庭农场，职工生活有所提高。然而通过三年抗灾实践，也深刻地认识到，还有许多阻碍农场经济发展的因素，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也是自然灾害得以逞凶的根源。
　　1、农田基本建设标准较低。
　　经过1981年特大涝灾的考验，再次说明本地区抗御自然灾害的主攻方向是“根治内涝”。也说明至今对涝灾尚未彻底解决。其根源是建场初期发展迅速，垦荒中为了适应大面积机械化耕作和安置大批转业官兵，在当时资金和水利机械还达不到的条件下，虽把水利建设列为农田基本建设重点，但客观上不允许按规划、有步骤、全面地进行，后来虽然在水利建设上有“补课”，也未能全部解决，建设的标准不高，工程不配套，抗灾能力不强，全场至今还有易涝耕地17.8万亩，有效灌溉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9.5％，遇有较大的自然灾害，尤其是涝灾，生产就大幅度波动。有待于按规划彻底进行内涝的根治，完成全部配套工程，提高抗灾能力。
　　2、农业机械化的薄弱环节。
　　我场现有的农业机械不配套，机型陈旧，超期使用的履带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占总混合台数的46％和42％。我场现有胶轮拖拉机115台，履带拖拉机162台，现有康拜因159台，1971年以后进的仅41台；中耕机、播种机、犁、耙等新进的占不到40％，急待更新。随着新的栽培技术的实施和畜牧业的发展，必须添置相应的机械，以发展生产。
　　3、各业发展还不协调。
　　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可以看到，林牧副渔各业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在经济结构中占的比例还是很少的，大量的自然资源还有待于开发利用，还没有完全形成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1984年，工农业总产值3101.4万元，其中林业产值517元，占1.4％；畜牧业产值163.8万元，占5.6％；副业产值17.8万元，占0.57％；渔业产值仅1万元。林牧副渔业产值共233.67元，才占总产值的7％左右。由于近几年加工业的发展，产值上升，1984年工业产值达到1567.1万元，占总产值50％以上。才使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如果不是天灾，而是丰收年或平年，种植业产值都能占总产值60％以上，所占比重仍相当大，易因天灾而大幅度波动。因此，欲发展商品性生产，必须深入挖掘我场自然资源和其它资源的潜力，以充分发挥其优势，使农林牧副渔工业全面发展。
　　4、多层次的经济所有制结构还不完善。
　　1984年，我场集体经济产值56.4万元，集体经营的主要是农业，其次是服务性行业和很少的商业，劳务收入很少。预计在1990年以前每年都将有职工子弟500人左右需要就业，集体生产还须广开门路。
　　5、生产成本有所提高，经营管理需继续改善。
　　近几年，由于产业结构向种、养、加转化，加工业迅速发展，农场的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农业成本上也有所增加。其原因，自然灾害是重要方面，而经营管理不善或措施不当，多消耗了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如产品销售利润1982年比1980年降低42.4％，产品成本却增加了5.3％，农场净利润降低56.2％，每百元资金利润率由25.7元下降为14.02元；平均每一管理人员负担耕地535亩，比实验农场时期尚低12％；每一农业工人负担耕地118亩，也比实验农场时期低15.1％，而现在机械化程度上已比那时高了很多，这些问题的存在，要求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场内各行业、各单位的管理水平也很不平衡，还有许多亏损单位和亏损行业以及大量的亏损项目，这些随着改革，整顿的深入须加速改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