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农场在大跃进中


　　英勇奋战的垦荒战士
　　1958年8月份以后，农场开始了“大跃进”，1959年达到了“高潮”，1960年持继“跃进”，“大跃进”的声浪日高一日。广大职工在“跃进”中表现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极大热情，英勇苦战。
　　我场西北紧靠完达山，山上积水面积达到1510平方公里，大雨之后，山洪急下，河流弯曲，流水不畅，使场区77%的沼泽平原常年积水，农场发展受阻，危害严重。为了尽快解决场区积水，加速农场发展，从1959年冬农场掀起了水利建设的高潮。
　　团山和先锋水库从1958年5月开始动工。参加建设水库的转业官兵，肩担锹挖二齿钩拖。
　　工地上你追我赶，工效不断提高，平均每人日担土六立方。二分场六队张根创距离千米日担土12立方的优异成绩。战士们为了提高工效，自己动手制做独轮木手推车，人担土改为小车推。
　　工地上红旗招展，“跃进号”、“火箭号”等小推车来往如梭。苦战三年，先锋水库竣工，团山水库完成全部工程70％，开始蓄水灌溉，播种水稻2000亩，亩产达到400斤。
　　1959年10月，开始兴建西大岗水库，农垦局投入四台机械，我场水利大队全部投入施工。
　　到1960年9月，这座坝长3000米，高五米，总土方9.5万立方的水库基本完工，开始蓄水。
　　1959年、1960年两个冬季，农场组织排水除涝大会战。投入6500余人；占职工总数70％。工地上寒风呼啸，炮声隆隆，互相比武，争放“卫星”。参加排水的同志们，每天早三时上工，晚上九时到家，往返40余里，零下40度的寒冷仍坚持出工。中午在工地吃饭，窝头边吃边结冰。工地上的同志争创高工效，不顾天气寒冷，脱掉棉衣刨冻土清土块，背上单衣结满冰霜。由于同志们的艰苦努力，排水工效不断提高，日平均工效由三立方提高到八立方，不少同志自己打眼放炮清理冻土，创日工效60立方的记录。
　　1958年8月为了给东方红水库配套，以我场为主修筑了迎春至阿布沁河的运河，仅我场就投入69296个工。运河全程28公里，底宽四米，总土方量为357675立方，全部人工挖掘，到 12月运河全部竣工。
　　经过三年的水利建设，全场投入水利工程43万多个工，累计完成土方160万立方，完成排水渠道长达84万多公尺，受益面积25万亩。建成小型水库二个。在排水中有五名同志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58年冬，农垦局承担了为首都建人民大会堂采运优等木材的任务。组织了八五○、八五一、八五二、八五三、八五四等五个农场几千人到东方红炮手背伐木。为了将大量的原木运下山，农垦局运木指挥部组织了以我场为主的力量，修筑由炮手营至迎春长达100华里的冰道，每人一段，成千人冒着风雪严寒日夜开沟担水浇冰道。冰道修通后，一个个大型拖拉机拉着载有120立方木材的爬犁在冰道上来往行驶，将大量的木材运到迎春火车站。共外运木材21万立方，支援了首都的建设。
　　我场组织了数千人上山伐木。进山伐木的转业官兵情绪高涨，干劲足。他们在林区路旁雪地写着：“进军完达山拿下十万方，保证首都十大建筑用材，向祖国献厚礼！”，“谁英雄谁好汉，完达山上比比看，”同志们到了林区，住地窖，睡地铺，吃窝头就咸菜，趴冰卧雪，日夜苦战。许多同志背着领导，夜间偷偷上山借着月光伐木。当时全是锯子锯，斧子砍，积运木全是扛子抬、木棍撬。为了完成这项光荣任务，同志们互相竞赛，不完成任务不下山，连续几天几夜战斗在林区，使伐木工效不断创造新的记录。由于经验不足，在两年的伐木中，有五名同志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从1959年开始，农场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夏管时，农场召开了工具改革比武现场会。当年创造和革新工具1753件，既提高了工效，又鼓舞了群众。1960年4月3日至7日，全场各单位都召开了“双革”誓师大会。修配厂“双革”誓师大会后，群众纷纷提出革新建议60多项。至4月18日，根据九个单位统计，共提出革新项目2361项，己试制成功的119项；正在试制的742项，已推广的193项，制成土农药13种，木制防雹火炮试验成功，草木灰和石灰防稻瘟病，石磨改电动，畜牧自动线和木工自动线也搞成了。由于各方面的革新，对农场的生产和生活起了一些促进作用。全场70个食堂，有35个实现了“三八”化，食堂桌凳化、蒸笼抽屉化，水井自流化，革新厨具、锅灶75件，替出劳力166个，节约劳力80个，做饭负担由一比三十，提高到一比三十五。
　　尽管“大跃进”中，农场搞的许多项工作，事倍功半，甚至是劳民伤财。但垦荒战士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农场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勇敢的献身精神，仍是令人难以忘怀。
　　反右斗争和反右倾运动
　　1957年11月15日至12月20日，农场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三风。通过35天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鸣放出各种意见3137条，在此期间，X 人被打成右派。
　　1958年8月，在全场上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经过这次反右斗争，有160人被打成右派分子、中右、反革命，坏分子和消极分子。
　　1959年2月14日至5月上旬全场66个支部进行了一次整党，有6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反，坏分子，党内有18人受到各种处分，团内有10人受到处分。
　　9月25日至10月3日，农场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和省委12次扩大会议的精神，提出保卫三面红旗，大反右倾。当时所谓有对总路线动摇，对大跃进抵触、对市场粮食问题不满、不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不坚决贯彻上级指示等错误倾向的人都受到了批判。经过这次会议后，农场的反右倾进入了高潮。各分场先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大反右倾，批判重点人。从会议整风反右倾又发展到现场整风反右倾。
　　12月份，农场召开两次治水现场整风反右倾会议。迎北分场在治水中行动慢，出勤少，工效低。农场就到迎北召开现场会，批判领导干部右倾保守思想。会后迎北分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反右倾，批判重点人。
　　1960年2月至4月，全场又进行整风反右倾补课。首先农场党委核心进行整风反右倾。接着，农场机关也开展了反右倾，重点批判了三名正副科长。各分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各队召开支委会，分场和队干部人人检查。总场、分场都组织工作组到落后单位坐阵，进行整风反右倾。
　　皖峰分场工作组在批判重点人时，还发生了逼供信的粗暴行为。
　　4月11日至13日，农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对所谓犯右倾错误的重点人，展开了严肃的批判。会上批判了清河分场党委书记和场长、将军岭畜牧场场长和副场长、迎春畜牧场场长、总场一名科长。
　　直到1961年元月，农场还组织工作组到落后单位进行整风反右倾。
　　从1959年9月至1961年元月，全场通过各种会议整风反右倾，重点批判了33人‘帮助“了44人，（其中党员29人，团员4人，群众44人）共计77人。重点在大跃进中，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及连续不断的反右倾，广大干部和群众人人自危，一些领导干部把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丢掉了，结果以”五风“
　　为标志的“左”的错误泛滥起来，给农场的生产建设造成了严重损失。
　　“五风”在农场中盛行
　　在大跃进的几年中，“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特殊风在农场中表现得相当严重。
　　当时提出“农场提前进入共户主义”的口号，全场上下搞规划，建“卫星”城。农场搞了一个规划，场部（迎春）是一座繁华的大城市，上百座楼房，机关大楼是几十层，还有环城河，汽车、轮船来来往往，天空有客机飞行。场内还要建十座“卫星”城，也是规模宏大的城市。
　　这样的宏伟规划要求十年实现，实属一种空想。在“共产风”的影响下，大办共户主义公共食堂，命令所有职工家属都到公共食堂就餐，每人每月扣六元伙食费，过所谓共户主义生活。
　　浮夸、强迫命令和瞎指挥更为突出。制订计划不从实际出发，只凭主观想象，严重脱离实际。把不切实际的计划和指标一味向下压，而下面完不成，就抓右派，整风反右倾，拔“白旗”搬“石头”，搞得下面只好虚报成绩，报喜不报忧，把计划数当成完成数上报。团山分场秋收时，上报说大豆积大堆都积起来了，一检查根本未动。皖峰分场上报说留了十吨玉米种，到那一看还不到一吨。全场开荒指标高得惊人，报上来的数字大的吓人，一到播种难为人。 1959年开荒跃进指标为20万亩，实际只完成50519亩。撂荒地也很多，据年报统计，从1957年至1960年累计开荒466000亩，而耕地面积最高年份只有339638亩，撂荒126362亩。由于盲目追求高指标，不讲开荒质量，1959年开荒50519亩，回垡就有6459亩。1960年4月投入 1326人搞人工开荒抢冻层五万亩，一部份种上水稻，大部份丢弃。
　　搞水利规划时提出，在山区兴建水库10座，平原建水库九座，总土方量为98万立方，要求三年完成。根据当时的力量根本完不成，而农场至1982年建成大小水库也只有六座。
　　1958年，农场开始建化肥厂，进了很多设备，又建了小洋炉，只生产了四十吨钙镁磷肥，因无原料来源，于1960年下马。从1958年秋，农场党委提出亩施万斤肥的号召，全场掀起了积熏肥热潮，这种熏肥尽管在当时起了一定作用，但得不偿失，从长远看有损地力，从 1960年以后也就不搞了。
　　1958年冬，农场组织动员全场上山伐木，不考虑运输能力，只凭主观想象下达指标，结果伐了20余万立方原木，实际运下山的木材不超过八千立方，以后东线伐的原木又运出一部份。
　　花了那么多人工，付出了很大代价，十多万立方积好堆的原木，困在山上烂掉，严重地破坏了国家森林资源。
　　西大岗水库，由于工程建筑未能配套，后被洪水冲开决口，造成很大损失；修建阿布沁河至迎春的运河，全长28公里，投入69296个工，总土方量357675立方，修成后至今未被利用。
　　兴建迎春、将军岭两个大型畜牧场，没起多大作用，先后于1962年、1963年撤销。将军岭畜牧场化了40多万元，建成一座63161.8平方米的三层孵化大楼，建在远离场部的山区里，因无法利用于1966年拆掉。
　　1960年不顾客观条件，一味盲干，组织动员群众往草地里撒播稗子，用“裤播机”，“棍播机”，往有水的地里点播大豆，收获很少，造成很大浪费。
　　1958年，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影响下，总场、分场机关也搞“卫星”田，要搞亩产几万斤的高产田，日夜奋战，结果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挖了很多土坑不了了之。
　　凡此浮夸、盲干的行动在当时农场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但在反右、反右倾的高压政策下，广大群众：基层干部敢怒不敢言。上面对下面统得很死，就连生产队的农活也要上面安排，人力、机械被乱调动的现象十分严重，下面的计划根本实现不了，进而发展到有的队干部每天晚上不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坐在电话机旁等待分场指示。小麦成熟了队里请示分场要割，分场强调要统一行动。
　　在这同时，部份领导干部生活作风上的特殊化也滋长起来。清河分场副场长把职工住的好房子动员让给自己住。水利大队干部自己住的房子搞得很保暖，而职工住的房子简直是冰窖。
　　在紧张的秋收中，职工凌晨三时就下地了，有的队长、书记七时尚未起床。水利大队在修路期间，有的干部十几天不到工地。
　　大跃进运动，反右倾斗争给农场，开辟了“五风”的风源。“五风”越刮越烈，刮得广大垦荒战士建设农场的热情几乎消散，处于幼年时期的农场一度遭受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