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重灾压顶，“八五四”变成了“八五穷”


　　奋起抗灾
　　1960年，农场遇到了三十年所未有的特大涝灾。头一年秋雨连绵，秋翻地少，春季又连续降雨，从4月1日至6月30日，三个月下了44天雨，降雨量达到275毫米，田间土壤水份长期饱和，地表经常积水，严重地阻碍了机械下地作业。以大豆为纲，作物比例失调，大豆脱谷拖到开化，占用劳力古用机车。机车检修晚，机件又不足，质量很差，出勤率低。
　　在困难面前，农场党委及时提出“抗涝抢播”的号召，组织动员全力抢播。麦播时，人机畜齐上阵，机械播不上了，就组织畜力播、人工播，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抢播小麦43857亩，大田播种，采取机播，机翻人工点播，或原茬点播。男女老少齐出动，什么“裤播机”、“棍播机”都上去了。全场大田播种推迟到七月十五日，共播粮豆276238亩，其中播种水稻35205亩。由于地湿水多播种质量差，加上作物发育期虫灾、病害、草荒、风灾相继而来，作物成熟期又遇霜冻早降，致使大部份晚秋作物未能成熟，因而造成全场绝产面积 93329亩，占播种面积33%。收获面积182905亩，其中欠收面积91452亩，占播种面积30％，粮食严重减产，总产只有2828吨，除了种子连人吃。的也不够，农场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农场经历了艰难的岁月
　　大跃进中农场工作的诸多失误，加之1960年的特大自然灾害，天灾人祸，年轻的农场经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造成了亏损越来越严重的局面。1959年亏损3388644元，1960年又亏损3349742元，粮食、资金极度紧张，严重地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和职工生活，从1960年，下半年就开始拖欠职工资，年底达1473076元，1961年又拖欠了1885610元，直到土963年才有所好转。
　　职工打报告找领导要钱解决生活困难的接连不断。场里只好组织人上山伐木杆、开高价饭店，收入一些钱，解决燃眉之急。为度过荒年，农场从1960年下半年就压低了口粮标准。从12月开始把口粮标准压到了最低限度。到1961年第一季度，每人每月18斤原粮，第二季度 24斤，第三季度12斤。冬季职工生活十分艰苦，每日三餐豆饼渣煮成冻菜汤，稀得可照见人影而且有限量，水稻和稗子磨碎做成糠窝窝头，每人每顿一个。水稻和稗子吃完了，就组织人上山捋柞树、榛条干叶搓碎混少量豆饼玉米面做窝头吃。同志们饿得受不了就到地里拣菜根、干菜叶吃，剥山榆树皮吃。到商店买酱块充水喝，实在支持不了就喝水充机。由于营养跟不上，每个单位都有几十个人浮肿，个个少言寡语，行走困难。团山分场一队浮肿多达27人，死亡4人。职工自动离场越来越多，1960年至1962年三年离场人数达724名。
　　当时，李瑶含副场长外出开会，因无粮票都只好自带干粮，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故人们都称我场为“八五穷”。农场正处在最困难的时刻，接到了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0年12月12日至17日，农场传达了党中央的十二条紧急指示信。文件传达后干部、职工、家属个个精神振奋，对战胜困难，度过难关坚定了信心。
　　1961年1月12日到15日，农场召开了吃饭大会，专门研究了度荒问题。农场党委作出决定；总、分场及场部科、室领导一律到大食堂就餐，与群众同甘共苦；场成立了物资分配委员会，凡商店进货均由委员会提出分配原则，由商店计划分配；对病号、小孩、老弱等人在副食品供应上予以照顾。病号由卫生部门批条子到商店购买；加强对商业和服务人员的教育，严禁走“后门”。
　　农场还在1961年1月，撤销了基建大队、水利大队和化肥厂，成立了一个100多人的基建队，其余人员全部充实了农业第一线，使农业第一线的人数由1960年的43.7%，增加到63.7%。又根据十二条指示信，对无偿占用私人的物资进行了退赔，注意劳逸结合；允许职工每月休息四天。分给职工家属园田地，把房前屋后的小块地划给职工家属耕种。全场实行了包种自给田，每人二亩四分地，由公家起垄，各户自己种管收，多收多吃，公家不再供应口粮。在这同时，农场党委一方面坚持“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并贯彻“政治进食堂，书记下伙房”
　　的决定。另一方面，在全场抽调35%的人员搞代食品，采集能吃的干树叶，煮玉米皮砸淀粉，上山打猎，下河打鱼，到地里拣粮。截止1961年3月，全场共搞代食品514吨，打鱼322吨，猎物2吨。组织各级领导干部进行家访，逐人逐户摸情况，对浮肿人员增加粮食定量，供应豆浆，使浮肿人员很快得到了恢复。对166户、2900人进行了救济，拨救济款4930元，救济棉衣2259套，绒衣2101件，棉花4018斤，布票11095尺。
　　在那艰苦岁月里，由于落实了党的各项政策，改变了领导作风，改善了干群关系，上下关系，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全场干部、职工，家属患难与共，终于度过了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