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文化大革命”——农场又面临了一场灾难


　　红卫兵运动卷入农场，造反派揪斗“走资派”
　　1966年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很快波及到农场，使我场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遭受了一场灾难性的浩劫。
　　1966年9月，我场红卫兵开始兴起。9月初，学校经学生选举，党支部批准，推荐五名学生代表出席了虎林县“炮打司令部”万人大会。会上县红卫兵总部成立。代表回场后，场直学校立即开始组织红卫兵，红卫兵组织很快发展到120多人，大部份是初中学生。
　　红卫兵组织起来后的第一个行动是“扫四旧”。与迎春镇其他单位的红卫兵一道，手持红缨枪，臂戴红袖章，在迎春街道上张贴标语，漫画，宣传破“四旧”。红卫兵的第二个行动是“大批判”。以‘党支部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重用地、富、反、坏，阶级阵线不清”，“整革命群众黑材料”等等罪名，将学校领导和分管教育工作的政治部主任揪来批判和斗争。红卫兵的第三个行动是进行了“革命大串联”。1966年11月，经选举有六名红卫兵代表和教师代表到北京串联，受到了毛主席的第六次检阅。在校的红卫兵于同年11月和 1967年1月两次组织“长征队”，搞步行串联，远达佳木斯市，沿途宣传毛泽东思想，播“文化大革命”火种。
　　1967年2月以后，农场红卫兵运动由学校走上社会。因受派性影响，内部分裂两派，从此我场红卫兵就介入了社会上两大派斗争。
　　1966年末，全场上下各种造反组织，纷纷成立。到1967年1月造反派宣布撤销了1966年7月成立的农场文革办和各队的文革领导小组。场党委书记李斌代表常委在党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检讨》。这次会议是八五四农场“文革”初期，最后一次党委活动。从此，全场各级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揭发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斗“走资派”的斗争席卷全场。我场130余名场、科，队级干部几乎100%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斗争，农场八名场级领导干部有5人被定为“顽固不化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遭到残酷地批斗、游街。被关进“牛棚”。其中有场党委书记李斌，副场长宋义奎，李瑶含，政治部主任魏东江，工会主席牟德昌。当时各群众造反团体为了显示自己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不是“保皇派”，把批斗“走资派”当成革命与不革命的试金石和分水岭。批斗会越开越多，规模越开越大。据不完全统计至1967年底全场共召开批斗会465次，其中大型批斗会30次，中小型批斗会435次。1967年底我场造反派代表到外地开会，参观学习，认为：我场运动落后于外地形势，主要问题是对“走资派‘手软，思想右倾。于是在外地经验指导下，我场对”走资派“的批斗开始采用”喷气式“等形式。尤其是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台上搞”喷气式“批斗，组织”小会帮助“，拳打脚踢地进行”教育“，革命干部受到了残酷地迫害。农场党委书记李斌，在充满恐怖气氛的艰难岁月里，不怕威逼体罚，不受派性拉拢，拒不执行”支一派，压一派“的造反派旨意，忍受了难以忍受的折磨痛苦，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无私无畏的英勇气概和高尚的品质。为抵制”文化大革命“造成更大损失作出了贡献，受到了全场人民的敬仰和怀念。
　　红联、红色两派的形成、对立和斗争
　　1966年9月，我场一部份家庭出身好的老工人，普通干部和党员骨干组织了“赤卫队”，一部份“根正苗红”的年青人组织了“红卫兵”。这是我场“文革”初期最早的群众组织。至1966年底，各种群众造反组织纷纷成立，揭发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掀起热潮。1967年1月造反派砸了农场文革办，取缔了所谓铁杆保皇组织——赤卫队。当时农场机关造反团体达到十多个，场直地区就有近百个群众造反组织。各级党组织被“踢开”以后，春耕生产迫在眉睫。为了不误农时和抓革命促生产，根据上级文件规定成立了以场武装部长李建福为首的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总理全场生产指挥。
　　1967年2月21日，宝泉岭农机校红卫兵来我场点火串联，并伙同场直迎春中学红卫兵20余人夺了农场广播站和迎北公安派出所的权，形成了震动全场的“2.21”夺权事件。一部份群众认为“红卫兵夺权是革命行动，好得很”，表示支持。另一部份群众认为：“这次夺权不符合大方向”。形成了两种观点，分歧和争论很大。“2.21”晚上，支持派联合成立了“红色总部”，以后又改称“红色联指”，简称“红色”。而反对派自“2.21”以后，到处串联，宣传“2.21”夺权的“反动性”，争取群众的支持，酝酿反夺权，并在此基础上联合成立了“红联兵团”，简称“红联”。自“2.21”以后，农场出现了两派的对峙和斗争。
　　1967年4月24日，在“红联”的策划下，通过里应外合，夺取了广播大权。“4.24”反夺权以后，两派对立情绪越演越烈。由大宇报、标语，、传单对抗，发展到相互叫骂，相互抵制，最终导致打砸抢和武斗。
　　“4.24”以后，“红联”先后让宁兰昌，于一厚，高翔云等场领导干部“亮相”，使他们站到了“红联”一边。“红联”又得到了迎春驻军，农场武装部的支持，队伍急剧扩大，成了多数派。“红联”为了消灭敌对力量，“4.24”以后，两次组织攻打迎春中学（“红色”据点），尤其是9月1日攻打学校时，双方武斗激烈，砖头瓦片满天飞，受伤者数十人，有一人从房顶上摔下来造成重伤，9月4日“红色”重要据点——迎春中学被“红联”占领。9月6日“红联”
　　又攻克了“红色”最后一个堡垒——农场汽车队，当时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受伤多人。自1967年6月起，“红色”从组织上趋于垮台。
　　红色“被消灭以后，农场出现了”红联“的一统天下。1967年10月10日，”红联“夺了农场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八五四农场红色造反者接管委员会。“同日召开了庆祝夺权斗争胜利大会”。会后举行了盛大游行和文娱晚会。
　　建立革命委员会
　　接管委员会成立后，于1967年10月11日，召开了解放干部大会。场长宁兰昌，副场长于一厚，高翔云三人被宣布首批解放。同年12月20日，经合江地区革命委员会审批，八五四农场成立革命委员会。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农场举行了隆重庆祝八五四农场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
　　1968年初，农场成立了治安指挥部，各队均成立治安小组，实行所谓“群众专政”，编造种种罪名强加于人，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据统计至1969年初，在清队中共挖出有各种问题的人244名，其中当时定案处理的计227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造成冤假错案计167起，涉及170人受害。因迫害致死18人，致残7人，造成了一场大悲剧。
　　“文革”初期的农场经济
　　“文革”初期，两派混战，党委工作瘫痪，多数干部“靠边站”，但农场的生产指挥基本上没有断线。一部份的领导干部尚未被‘罢官，？副场长于一厚，高翔云等一直坚持在第一线指挥生产，多数生产队干部虽遭运动批判和斗争，但出自于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依然率领群众不失时机地进行生产。广大群众虽然卷入了运动，但由于对党的忠诚，仍能坚守岗位，很好地完成各项生产任务。
　　“文革”初期，虽然社会动乱异常，但农场经过六十年代中期逐步建立起来的生产秩序未被打乱，人们仍然沿续着过去的经验和一系列生产秩序进行生产，各项生产活动仍能正常运转。
　　由于以上的因素，再加上1966年至1968三年中年景好，风调雨顺，使我场的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好收成，连年经营有利。粮豆总产由1966年的13390吨，到1968年提高到22440吨；经营盈利由1966年的17万元，到1968年增长到181万元。但是，这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恰恰相反，“文化大革命”对我场诸方面的严重破坏，只是由于农业生产周期性长，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才未能明显暴露出来。数年之后再来看，文化大革命“种下的隐患，潜伏到兵团时期，再度把农场的生产建设推向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