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全盘否定原农场 经济连遭挫折


　　对原农场全盘否定
　　三十三团成立初期，受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部份现役军人以“解放者、改造者、掌权者的思想自居，一开始把原农场作为”旧农场“，大批”修正主义建场路线“，排斥原农场干部，废弛一系列规章制度，当时所宣传的是：”旧农场长期以来，被一小撮走资派篡夺了领导权，长期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这个机构无恶不作，如不砸碎，兵团组建就是一句空话“。1970年前后，全团批判”旧农场“达到了高峰。
　　首遭批判的是1964年中央对国营农场经营管理工作的批示（即五条）和1965年农垦部关于改革国营农场经营管理制度的规定（即十六条）。我团一成立就攻击它为“修正主义办场路线”，是“物质刺激，奖金第一，利润挂帅”，是“爬行主义、洋奴哲学”等等。在层层批判中，许多老同志对此恨不起来，更是批不下去。他们认为这两个文件是国营农场创建十余年的经验结晶，正是在这两个文件的指引下，我们农场从1965年前后，各项工作才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被人们誉为我们的黄金时期，至今使人难以忘怀。而今要批判它，心里怎能想得通？然而在当时大批判的潮流下，许多人心里有话不敢说，只能以沉默表示。为了使批判开展下去；于是发动青年上台批判，大批判出现了秀才写稿，口才念稿，东抄西搬，千篇一律的现象。1969年冬，师举办连队干部学习班，批《五条》、《十六条》，批“旧农场”当时我团十三连连长李庆福对批“旧农场”公开不服，被师里“个别教练，重点帮助”，学习班结束回团后被撤职。
　　1970年，团党委为了扭转基层干部思想弯子，提高对新兵团的热爱，加深对“旧农场”的憎恨，多次举办连队干部学习班。团政委焦颖在学习班上进行思想引路，大批“旧农场”，把原农场说成是“四旧一反”（旧农场、旧班子、旧人马，旧思想，执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绝大多数干部对此思想不通，对“旧”字很反感，充满抵触情绪。在学习班上部份老干部提出不同意见：“必须实事求是地评价我们农场十余年的历史，批判‘旧农场’就是否定我们广大转业官兵艰苦创业的历史，也就否定了我们自己，我们没有错！”然而这种意见也竟被当“修正主义流毒”遭到了批判，甚至给农场老干部戴上了“老猪腰子”的帽于。当时宣扬：“只有把农场反革命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管理体制、规章制度等彻底砸烂，才能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的发展。”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三十三团初期，原农场干部被视为“旧班子”而不予信任，排斥在外。全团八名场级干部，兵团成立后名曰：“全部解放”，其实是以“等候审查，帮助工作”为由被排斥在外，直至1971年后才陆续任命，而且只能担任副职。原农场科室干部也大都进了宣传队、工作队或下连代职和下放劳动等。据1971年统计，原农场干部计414人，已查清作结论的有406人，其中任职，代职和进工作队的计291人，占干部总数的？0%，有123名老干部被下放劳动。在排斥老干部的同时，选拔了30余名知识青年和部份“文革”中的骨干分子陆续充实到机关领导岗位。
　　由于大批“旧农场”，《五条，十六条》被全盘否定，我团各项规章制度全部遭到批判和废弛，新的制度又未建立，而熟悉本团生产管理，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干部又被排斥在领导之外，因此三十三团前期，生产无计划，管理无制度，劳动无要求，消耗无定额，成本无核算的现象十分普遍，几乎倒退到了建场初期供给制的管理状况。
　　大搞政治建军
　　1969年底，我团按照部队的要求开展了四好连队运动。以“两个《决议》领航，按四好的四个方面去建设连队”，并以“一好（政治思想好）带三好”大搞政治建军，加强连队革命化。
　　战斗化建设。1970年创四好，大学红九连，用毛泽东思想育人建军，突出人的思想革命化，走“人——物人——人”的道路。
　　在当时“大力突出政治”的口号下，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被置于一切工作的首位。“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天天读”雷打不动，“天天听”坚持不懈，学习班层层举办，讲用会接连不断。强调“学习出新水平，用出新高度”。每到四好初评和总评，战土要人人讲用总结，干部要个个“爬坡”检讨。大搞“路线分析”，处处“摆事分线”，事事“由线入观”，到处上纲上线，造成严重的是非颠倒和思想混乱。1970年春，十一连连长王荣志外出参观回来后，向全连提出了？全连干群一条心，保证亩产三百斤“的口号。然而在路线分析时，青年理论组批判了王连长这一口号是”见物不见人，是唯生产力论“。从此之后，王连长采取了巧妙的办法，每天上班集合后，在安排工作前都要组织群众学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再讲工作任务与要求，进而受到了赞扬，在黑龙江日报上登载了”王连长从抓锄头到抓人头“的报道，弄得哭笑不得。当时许多干部对”天天读“雷打不动，生产大忙大办学习班等有看法，但敢怒不敢言，怕戴上”不突出政治“的帽子，竟连一贯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十几年如一日不缺一天勤的团劳动模范王树青等实干家在当时也被指责为”只顾埋头拉车，不顾抬头看线‘。而那些耍嘴皮子，不干活的却成了“政治坚定的骨干分子”。由于“突出政治”，大批“唯生产力论”。在基层干部中出现了“抓政治保险，抓生产危险”的倾向，不少生产干都要求改行，不愿当生产干部。
　　由于大搞政治建军，突出思想革命化，将人的因素提到了排斥一切的程度。主张：“我们不能靠拖拉机、康拜因，最主要，最根本的是靠我们的双手开发建设北大荒”。1971年前后在“小镰刀战胜机械化”的思想指导下，我团采取人海战术，大兵团作战；小镰刀一割到底。机械利用率低，条件具备了机械也不准上阵，急得康拜因手团团转。据统计，从1969年至1972年四年中，我团平均机械收获面积仅占总收获面积的50.3%。在大搞政治建军的口号下，我团于1969年1月决定，原先农场实行的两结合工资和月薪日计工资制度是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予以取消，实行了所谓“先进的”等级工资——月薪制；取消了职工家庭园田地；严格限制职工家庭养猪、养禽、养蜂、捕捞，山采、编织等家庭副业生产。这个决定的公布和强制推行，。给职工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加重了职工的经济负担，引起了职工群众的不满。1970年虽对职工家庭自给性生产问题作了一些修改，但仍然限制很严。如园田地四口人以下不超过二分，五口人以上不超过三分；家庭养猪不准超过二头肥猪，禁止养母猪；家庭养禽（鸡鸭）不准超过10只等等。职工利用节假日进山采蘑菇，木耳、割条编筐等都被列为资本主义倾向，予以批判。
　　1971年9月，林彪事件之后，四好运动就此终止，大搞政治建军的歪风有所收敛，但“突出政治”的遗毒还未消除。
　　照搬大察经验，违背自然规律
　　三十三团初期，处于掌权地位的现役干部对农场的社会性，企业性认识不足，习惯于用军队的一套指挥生产，用小农经济的经营方式和生产措施来指导机械化大农业生产，同时由于“三自居”的思想作怪，导致瞎指挥的错误。每一生产阶段，都要发布命令，统一要求，统一步骤，统一投入战斗和战役报捷时间，缺乏因人、因时、因地制宜，脱离实际，搞“一刀切”，违背自然规律，照搬大寨经验，给生产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
　　1969年10月，连降大雨，秋涝严重，为抢收“战备粮”，团党委命令全团指战员冒雨抢收，结果刈倒的大豆泡在泥水之中，上冻后成了泥疙瘩，脱谷困难，浪费严重。1971年麦收后期，我团部份地号小麦勾头掉穗，苗枯草长，在此情况下，团领导决定学习外地经验，用大钐刀干，结果小麦割倒了，粮食丢没了，3000余亩小麦造成严重损失。苗耙是农场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综合灭草有效措施，然而1972年夏管季节，团领导发现连队苗耙存在伤苗现象，散发出命令：今后禁止使用苗耙。1973年我团不少单位大豆蒙头土错过时机，而苗耙又被禁止，全团草荒面积达39%，严重影响了产量。1972年至1973年，均发生严重春涝，为了抢进度，在地湿的情况下，团主张强行整地播种，违背了自然规律，造成大幅度减产，平均单产 147斤。1970年国家北方农业会议后，兵团开始学山西大寨和本省涝洲。同年9月，师党委发出要把“每个连队，每个营都要建成兵团大寨”的号召。全团上下齐动员，“千方百计上纲要，拼死拼活跨黄河”，“学大寨，赶涝洲”的口号遍及全团。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根据大寨、涝洲经验本团强调扩大玉米种植面积。1971年本团玉米种植面积由六十年代末期的7%扩大到10%左右，有部份连队竟达到了15～20%。基层干部群众对种玉米思想阻力很大，不愿种，认为“种玉米费工费力、价值低，同时受本地气候限制，产量极不稳定”。但是在对“以钱为纲”的批判和强行命令下，只好捏着鼻子执行。全团男女老少齐上阵，各连队一律“锁头把门，烟囱放哨”，地里三顿饭，早晚看不见，全力以赴种玉米。在农业措施上，全团还推广了“横穿带”和“满天星”（大豆地里夹种玉米），以此来提高单产。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极不适应机械化大农业生产这种“学大寨赶涝洲”的做法实际上倒退到了小农经济的经营方式的地步。事实也未达到理想的产量，1971年全团玉米亩产仅151斤，亩成本高达29.89元，玉米斤成本达0.25元，远远超过了国家商品粮价格的几倍，“上纲要跨黄河”成为泡影。
　　对于瞎指挥的领导作风和小农经济的思想指导，不少干部群众认识到了它的危害，有的提出过意见，有的作过行动上的抵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和减少了一些损失。1971年，秋雨偏多，涝情严重，本团大部份地号有明水，在此情况下，上级命令全部由人工割倒，结果又造成割倒的大豆泡在明水之中。10月又连降大雪，致使刈倒的玉米、大豆全部埋在雪中，霉烂20%以上，大豆质量低劣，豆种发生严重困难。在这样的瞎指挥面前，三连干部群众坚决抵制，全连5000亩大豆，直等到封冬后才割，收了近500吨好大豆，为解决我团种子不足作出了贡献。然而三连的这种做法触犯了领导的尊严，团领导责令三连连长常焕林检查，还要撒他的职，广大干部群众对此议论纷纷，不少人为三连抱不平。
　　戴上“王小二”帽子
　　1973年，全兵团农业大幅度减产，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经济部门的重视。李先念副总理分析了兵团几年来的情况后，对兵团提出了严肃批评：“这个兵团的生产情况，真有些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再不过问，恐怕要吃国家的粮食呢，我想兵团全体指战员是不会甘心长此下去的……问题在于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又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拖拉机最多，它不是年年增产，而是年年下降。我看它七减八减，闹出吃别人的粮食，它就舒服了，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批评，要将它的军……”。中央领导同志对兵团的严肃批评，一针见血，击中要害，同样切合本团的实际。
　　本团自1969年3月成立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至1973年耕地面积达30万亩，比组建前增长了48.3%，农牧连队增加到23个，比组建前增加了3个。在此期间，国家对本团的投资逐年增加，五年中累计投资达1862万元；拥有拖拉机141台，比组建前增加了54.9%；粮豆面积扩大了21.1%。然而粮豆总产量却减少了16%；单产降低了33.4%；上交商品粮减少了44.6%；经营连年亏损，累计亏损412.3万元，本团经济已濒于岌岌可危的地步了，因此戴上“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帽子是很合适的。
　　　　　　　　　　 三十三团前期(1969—197喜)经济状况统计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