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艰苦创业(1955-1962年)
第三节 大跃进和共产风

　　　
　　一、大批转业官兵来场
　　根据中央成都会议关于发展国营农场的决定和毛泽东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l958年将有大批转业官兵来北大荒。为了迎接转业官兵的到来，农场成立了接待办公室，并在密山设立接待站。由于当时冬雪较大，道路多处被堵，首先组织人力、机械挖雪通路，然后出动各种车辆前往密山迎接。
　　1953年3月5日，来自北京、武汉、济南、南京、志愿军和海军空军的转业官兵，满怀豪情，唱着：“一颗红心交给党，英雄解甲重上战场”的战歌，顶着料峭寒风，踏着泥雪分批进入农场，从3月初至4月中旬，共接收转业官兵2600余人，其中军官2159人。他们是在本场干部不足、劳力缺乏、技术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到来的，真是雪中送炭。他们当中有久经战火考验的老同志，有在机关、学校、医院和科研单位从事领导工作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也有军校来的师生。其中不少人有文化、有技术和工作经验。他们一到农场就按照“五边”方针，继承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展开了新的战斗，与老职工一道爬冰卧雪，顶风雨、冒严寒，克服了种种困难，虚心学习生产知识，努力钻研农业技术，很快成为农场各行业的骨干力量。
　　转业官兵到场后，根据上级“在分场和生产队配两到三套班子和建立中等专业学校”的指示。农场各种机构均相应扩大，人员编制增加，机关工作人员增加一倍。分场和生产队配有两套干部。总场卫生所扩建为医院，分场设卫生所，生产队配备医生和卫生员。中小学和托儿所也随着学龄儿童的增多而扩大。为了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培养技术人材，农场于l958年8月4日成立中等技术学校一所，分别在一、二、三、五分场设有农经、机务、畜牧、水利、林业、会计等科，学期半年。第一期共有260余人参加。总场还举办了卫生人员训练班，培养了第一批卫生员、助产士。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交流生产经验，表扬好人好事。1958年还创刊了“金沙报”在场内印发，每周两期，同年还成立了业余文工队、京剧队，扩大了电影队。以上组织的建立，活跃、丰富了农场的文化生活，转业官兵在各条战线上发挥着作用。
　　二、白手起家，自建公助
　　转业官兵来场后，职工和家属人数骤增，生产队的住房更加困难。这些官兵多从密山直接送到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增加50一150人，当时多数生产队只有1—2栋草房，因此，他们初到生产队只能拥挤在宿舍和帐蓬里。也有的住在畜舍或场院粮棚内。带家属的更为困难，只能在宿舍的通炕上挤着住，不分男女、老少，隔层炕席或挂个布帘就是一户。无法搭炉灶，都在食堂吃饭，有时口粮蔬菜也供应不上。没口粮时就煮小麦、黄豆，没菜就喝盐水。所以吃、住是摆在职工家属面前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一突出矛盾，农场采取了两项应急措施：第一，发给每个生产队一盘牛马拉石磨，口粮不足时自行加工；第二，号召带家属的人自己动手，用“自建公助”的办法解决住房。l958年5月，农场号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土法上马，自建公助”。由公家发给木材、玻璃、五金，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建房子，谁建谁住，不收房租，调走归公。有家属的干部、职工积极响应农场党委的号召，有的白天搞生产，晚上搞房建，有的相互帮助，很短时间就盖成一批家属房，可惜没有统一的规划和质量要求，拉哈辫、干打垒、草垡砌、大坯墙、木克楞等五花八门，2至6户一栋不等，多数质量不好，有的当年就歪了，用拖拉机拉正后顶上支柱以防倒塌。有人形容这种房子“吡”牙咧咀拄拐棍，披头散发掉眼泪”。如果遇到雨天就“外面大下，屋里小下，外面不下，屋里滴嗒”。虽然这种“跃进”式的房子质量较差，但在当时解决了突出的矛盾，家属总算有了安身之处。
　　三、大跃进和共产风
　　1958年，农场在以农为主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些自给性的工付业及多种经营。为了适应农业上的高产丰收，提倡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务人员动脑筋、想办法，改革了一些机械，如将五铧犁犁壁去掉深松，播种机和中耕机改装起垄，收获机改装第三清粮室，拖拉机的各种防陷装置等。这些都在生产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当时“三面红旗”高潮的影响，和“穷过渡”的“左”倾思想指导下，也干了些蠢事。l958年2月，按上级指示，在全场开展共产主义教育。首先在总场和分场举办了共产主义教育训练班，培训了200名教员和辅导员。农场成立教务组。社会上大跃进的“共产风”吹进农场，有的领导干部讲：“明年毛主席将在天安门上宣布，我们已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接着，就办起了“共产主义大食堂”。动员各家各户拆灶、砸锅、炼钢铁，男女老少一律吃共产主义大食堂，每人每月伙食费6元，小孩3元，户养的鸡、鸭、鹅都交公。机械互相支援无代价，总场取消核算，用料就领。流入人员增多，全场职工由1998人猛增至6980人，除转业官兵外，流人的3000多人多无户口，不论年龄大小，身体强弱，凡有劳动能力就收，并大部批为职工。
　　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号召下，开始搞“千斤样板田”，“亩产双千斤”，春播、夏锄大搞会战、夜战、疲劳战。一人一天能铲30亩地，一气能割三天三夜大豆，人工深翻地一公尺等。在文化战线上也搞大跃进，每个生产队要写千首诗。在“十五年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影响下，农场的规划也脱离实际，提出“到了1962年，坐着火车上密山，场部变成金沙市，豁牙山变成大花园”。1958年lO月，农场组织一行13人的大跃进参观团，去河南、湖南、湖北等省参观学习，先后参观了十一个市、县，三个农场，五个人民公社和一个拖拉机站。回来后在农场广泛宣传耳闻目睹的“奇迹”：长葛县有名木匠张秀成，见该县交通工具十分缺乏，于是引起他制造木制汽车的动机，他废寝忘食的研究试验，很多人讽刺他“想当专家”，他为了避免别人议论，就闭门在家钻研，最后终于试制成功；黄泛区农场中稻亩产72，142斤，广东珠江红旗人民公社水稻创造了亩产13万斤的奇迹，仍为湖南浏阳红专人民公社红薯亩产5万斤，河南烟叶亩产2万斤以上。农场书记处号召农场职工学习外地“日战太阳夜战星，以身作则女出征，全党全民鼓干劲，保证亩产l0万斤”放“卫星”、夺高产的经验。
　　1959年牡局指示本场当年开荒11万亩，由于机械不足，荒原零碎，阴雨连绵，麦收和秋收压力大等原因，尽了最大努力才完成2万亩.当年秋涝，大部庄稼是人工收割，在田间堆放，等待封冻后脱谷，至11月正是脱谷的好时机，奉上级指示，全场立即抽调1000人修七里嘎水库，不上不行。虽然粮食未收回来，但各分场只得听从指挥，先派人去修水库。可是水库工地毫无准备，既无住处，又缺工具，晚上数百人只好挤在豆秸堆里栖身，不少人手脚冻伤，干了一个多月劳而无功。1960年春季多雨，粮食损失很大，其中大豆烂在地里2593吨，相当l958年总产量的67％。在“钢铁元帅”升帐的口号下，农场在一无原料、二无设备的情况下，也被迫土法上马建高炉大炼钢铁，投入75人，计划年产500吨，实际一吨也没完成。五分场五队用马粪炼油，烧掉两车木柴，炼出一脸盆臭泥浆。在五分场三队，七八百人，端着脸盆把五、六十吨的稻种撒在草甸子里要与杂草竞争夺高产，美其名“敢想敢干”。总之，在一系列“左”倾思想指导下干了不少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事。
　　四、场社合并
　　在“三面红旗”指引下，人民公社化高潮中，1959年6月，奉上级指示，本场附近的富源，爱林公社并入八五五农场，共有社员l950人，土地34817亩，马216匹，牛330头，还有农具、车辆、公房等全部移交给农场。同年l0月，总场在民政建立四分场，在富源建立六分场(大型畜牧场)由二分场划出部分生产队，在畜牧队(现4队)建立实验分场。农场属虎饶县、局领导，并在虎林设立八五五农场办事处。场社合并后，是农场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年。全场由四个分场扩大为七个分场和一个直属党委，有73个基层单位(支部)，全场耕地面积445，634亩，职工总数为11561人。农场为解决大型会议和娱乐场地，利用召集“标兵”授奖大会的机会，发动大家参加义务劳动，代表们起早贪黑搞会战，仅用七天时间就建起了500余平方米的土木结构俱乐部。
　　1959年7、8月分别接收两批山东支边青年共l484人，未婚女青年占多数，他们的到来不仅增强了农场的力量，也使单身职工和转业官兵成家的难题得以解决。但由于当时生活条件艰苦、劳动强度大、待遇低，不少青年经受不了考验不辞而别了。为了支援外地建设，减轻农场的负担，1959年705名转业军官分别调往新疆、安徽、甘肃、北京和本省各地。
　　五、政治运动
　　1957年6月11日，根据上级部署，农场决定开展整风运动，其目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改进工作作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利于生产任务的完成”。农场党委成立整风领导小组，书记赵士贤担任组长，各分场党委书记都是领导小组成员。整风开始，动员全场干部、职工大鸣、大放，帮助党委整风。并设立了整风办公室，负责具体组织工作。
　　1957年11月，集中全场生产队以上干部到总场参加整风会议，各生产队只留一名干部主持工作，其他干部都到会，共有200余人。赵士贤书记首先作动员报告，号召大家鸣放，提意见、贴大字报，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基层单位，任何问题都可以鸣放。几天之内贴出大字报数百张。经过整风办公室分类排队、整理，然后就对重点问题进行批判、反击。二分场农业技术员李哲中书说了一句：“毛主席的经是好经，就是下面的歪咀和尚念歪了”，因而受到批判。这次鸣放辩论的主要问题是计划供应、粮食统购统销。重点批判4个人。二分场四队(现8队)队长王跃辉，因麦收指挥不当，损失浪费较大；三分场畜牧兽医技师张友匡对种羊损失的技术责任；畜牧技师付增羽和总场基建科长王振家。经过多次批判，在“宁左勿右”的指导思想统治下，扩大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张友匡错划为“极右”、付增羽定为“右派”、王跃辉定为“中右”。
　　这次整风还批判了场长、技师主任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场长分工负责制，将农场的一切工作都纳入党的集体领导。提出：“千条万条，党的领导第一条”，实际是书记挂帅。改变了场长、技师、主任负责制。
　　1958年，大批转业官兵来场，对突变的艰苦生活缺乏精神准备，少数人产生不满情绪，不安心生产，个别人发些牢骚，讲些过头话，为了压服群众，杀鸡警猴，农场根据上级意图再次开展整风“反右”斗争，农场成立整风办公室，负责人林治峰，各分场都设专人领导，这次整风，对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农场建设的言行都受到批判，最后强行定性。如郝萍远，来自总参的秘书(正连级)，1949.3入伍，党员，大学一年文化。1958年3月转业来农场五分场任宣传助理员，定为右派的主要言论：“1、我生平犯了两大错误，一是不该来北大荒、一是不该参军；报纸刊载过去美国有很多失业军官，现在我们也是一样；以前南下，说如何需要，如何需要，现在不要了，又把我们甩到北大荒来。2、我看下放军官有百分之八十不安心工作，要叫走，都得走光。3、把干部花名册，说成是(生死簿)”。4、对反美游行示威，他说：“这个我看没意思，在北京还有人看，在北大荒……”。姜谱生，原中南军区某部防化连付连长，少尉，高中一年文化，转业来五分场五队，本人要求参加高考未批准。定其为右派分子的主要言行：l、我离开部队来北大荒是自己事业上的错误；2、没批准他考高等学校，他说：“来北大荒真是瓮中之鳖，有进无出”；3、艾森豪威尔在美国统治集团是有威信的，希特勒有两下子，墨索里尼、拿破仑有名声；4、鲁迅要是不死，可能也是右派了，5、“大学生参加劳动是浪费”，他主张劳心者治劳力者，6、“一个人的名字不因死去就完了，不流芳百世，也遗臭万年。”全场共定性右派和坏分子60人(不包括教养队外改造的受批判人员)其中右派分子37人，极右一人，坏分子22人。党员23人，团员l4人，非党23人。l945年前参军的9人，l946—1948年参军的l8人，l949年后参军的33人，其中大部分是转业军官。给这些人定性的言行，有的是不满情绪，有的属认识问题，也有的是聊天时的戏言，并不是政治见解，可惜当时抓住辫子不放，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成为反右扩大化的受害者。被定为右派和坏分子的人集中在一分场教养队劳动改造，武装看管。教养期间除继续检查“错误”外，主要是伐木、烧炭，劳动强度大，伙食不好。l960年下半年撤消教养队，被教养人员回原单位监督劳动。
　　六、肃反运动和反“右倾”
　　农场的肃反工作是在上级统一部署下进行的，于1956年10月开始，至1960年2月结束。先后分5批由总场肃反办公室负责。肃反的主要目的，是清查干部和职工队伍中暗藏的坏人，搞清阶级阵线。刚建场时自流人员较多，招工手续简单。通过肃反清查出少数改名换姓隐瞒历史罪行的坏人，也有地主分子，个别还被农场提干使用。先后5批参加肃反的人数为10719人，查出敌我矛盾的坏人32名，有一般历史问题的l69人，被查出的坏人依不同性质和情节进行定性处理，有的送回原地，有的就地改造，对一般历史问题也分别作了结论。
　　1959年11月中旬，在上级党组织的指挥下，本场开展了“反右倾”运动。以党内整风的方式进行“以反右倾为中心，牢固树立三个万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重点，开展向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在处理上本着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当时化肥厂长孙××在党的交心会上暴露思想说：“工农生活差别太大，在部队因此受了批判，但口服心不服；我国要宣布进入共产会义，看来共产主义有穷富之分；中、苏在斯大林问题上仍有分岐；按经济学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苏联是先搞机械化后走集体化，我们是先集体化后机械化，这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上述思想和认识，被列为“右顷”重点，认为“对过去的批判耿耿于怀”，“与党离心离德”，“攻击党的政策”，“诬蔑社会主义制度”。由机关党委组织场直各支部代表和机关的部分理论骨干杨长青、李成业、张铁峰、赵青沙、夏庚武等30余人，进行辩论、批判，并作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和组织处理决定。参加反右倾运动的党员干部698人，占应参加人数的99.7％，全场共贴出大字报7488张，揭发问题13990条。列为重点对象的14人，疑似“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二人，坏分子一人，其他严重错误一人。列为主要对象的36名，其中严重“右倾”21人，严重个人主义l3人，其他错误2人。一分场场长赵文、二分场付场长赵洪祥、大围子煤矿指导员张及英、张炳志等人都受到批判，因为他们对当时的瞎指挥和浮夸风有抵触，思想“严重右倾"。这次整风、反右倾历时5个月，1960年4月末结束。
　　七、新“三反”和整风
　　1960年5月25日，全场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布置开展新“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会议期间掀起三次鸣放高潮，提出意见百余条。三入受到批判：实验分场畜牧队指导员田生钊，官僚主义严重，1960年5月份猪产仔40窝，上报局182窝；三分场付场长罗开遴，工作失职，霉烂大豆5000斤；三分场畜牧队付队长蒋学良，官僚主义，管理不善，仅一个多月时间死亡成鸡1750支，猪250头。l961年1月中旬，农场再次开始整党整风运动，贯彻局、县第二次党代会决议精神。主要目的是贯彻政策、改善作风、改造三类单位，纯洁干部队伍。通过动员学习、摸底排队、呜放整改、政策兑现、批判斗争和组织处理等几个阶段。改造了5个三类队，揭发出81名犯有各种错误的干部，拔掉和撤换28名四、五、六类干部。当时在“左”的思潮统治下，一般结论偏严，处理偏重。这次运动的主要成果是：一、纯洁了干部队伍，健全了领导核心。如四分场畜牧队党员一类由原来的3个上升到15个，四类由9个下降到3个。二、改善了干部作风，密切了干群关系，“五风”受到了批判，党风得到了发扬。三、贯彻了党的政策，加强了管理制度，对刮“共产风”平调的物资，不仅做到了经济兑现，而且从思想上划清了界限，政策与广大群众见面，全场于4月底基本退赔完毕。四、加强了福利工作，改善了职工生活。
　　八、甄别工作
　　1957年以来，在各次政治运动中，由于思想界限、政策界限不清，有在党内尊重党员权利不够，在党外尊重人权不够的现象，甚至摧残了党员权利和人民权利。在各项政治运动中批判和处分错了的不在少数，伤害了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为了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克服困难，迎接新的胜利；总结党的生活方面的经验教训，健全党的生活，恢复党的优传统；教育提高党员干部，改善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农场党委根据中央精神和上级的指示，于1961年11月22日召开甄别会议，总场和分场成立了甄别委员会和办公室，配备专职甄别干部26名。从11月25日开始工作。根据中央制定的严肃、谨慎、积极、稳妥的方针和具体政策，采取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的方法。对l957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受批判和处分的人重新复查审理，通过当事人，群众代表，党支部会议等多方面征求意见，然后作出复查结论，提交甄别办公室审查，上报党委批准。全场共复查657人，对完全错了和处理偏重的103名干部给予甄别平反或重新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