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

农场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由农场党委书记和场长兼任。主管卫生工作的副场长兼任副主任。农场计划生育办公室，设专职主任、干事各1人。各单位均设有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单位主管领导为小组组长。基层卫生人员为兼职计划生育工作人员。
　　农场每年都与基层单位签订计划生育责任状，实行“一票否决制”。年终由计划生育部门对基层进行考核，达标单位兑现责任状，给予相应奖励；未达标单位视情节给予批评或全场通报批评。农场重视计划生育法规政策及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等科普知识的宣传，采取广播、电视讲座、下基层讲课、办婚育培训班、发放宣传单、为单位订《黑龙江人口报》、《人生》杂志及各类宣传册等，使全场广大干部群众能经常受到计划生育方面的教育。
　　1996年开始，结合育龄妇女分类管理开展了创建计划生育“六好合格队”活动。“六好合格队”的内容是：(1)机构健全，基础建设好。(2)宣传教育，政策落实好。(3)基础资料、统计质量好。(4)政务公开，制度建设好。(5)重点管理，信息反馈好。(6)协同作用，技术服务好。当年，有27个单位合格，“六好队”合格率达95.5％。
　　从1997年1月1日开始，《黑龙江省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实施。农场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严格执行《办法》中的各项规定，将计划生育的“三为主”(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三结合”(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经济相结合、与帮助群众勤劳致富相结合、与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作为计划生育工作的主线。从2000年1月起，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在原基础上每月增加10元，年龄增加到18周岁。
　　从1997年开始，计划生育经费要求按人均数额拨款，当年指标为人均2.75元，1998年按人均3.4元，1999年按人均3.6元，2000年按人均4元足额拨款。几年中，农场在计划生育事业的资金投入上从未减少过，保证了农场计划生育工作稳步发展。
　　清理清查
　　1995年上半年，在全场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和清查早婚非婚生育活动。清理出计划外生育1胎者3人，分别按政策给予了一次性处罚。
　　1997年11月，农垦总局对全垦区计划生育工作情况进行抽样调查。农场被抽查13个单位，人口达6000多人，是全局抽查人数最多的一个单位。计生办与基层工作人员仅用10天，圆满完成任务。
　　1999年4～6月，针对1990年以来人口与计划生育情况，又在全场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清查和清理工作。
　　避孕知情选择
　　1995年，在避孕措施上开展了皮下埋殖术，采用此术有效避孕期5年，有效率达100％。
　　从1997年开始，计划生育工作不断拓宽服务领域。首先在全场建立了家庭户卡。在建立户卡中，将避孕知情选择知识一同向群众宣传。开展产后42天上环，使育龄妇女能主动配合医院，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节育器，使计生管理工作从被动管理转为妇女主动参与。
　　1998年，在农场一队至十二队及场直地区开展建立妇女生殖保健卡工作。此项工作，使避孕知情选择和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到1999年，全场生殖保健卡及户卡全部建立健全起来。
　　2000年，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开始实行微机化管理，将全场户卡、生殖保健卡录入微机，方便了全垦区网上管理。
　　1995～2000年，在生育指标管理上和统计报表工作中，计生办始终坚持按章办事，计划生育率连年保持在100％。
　　1996年，农场被省农场总局授予“八五”期间计划生育标兵农场称号。1997年、1998年被省农垦总局授予计划生育先进单位称号。1999年、2000年，农场职工医院被牡丹江农垦分局授予计划生育先进单位称号。2000年，农场计生办主任徐爱华被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授予全国乡(镇)、街道优秀计划生育工作者荣誉称号。
　　　　　　　　　　　　计划生育各项指标情况汇总表
　　　　　　　　　　　　　　 (1995～2000年)
　　表5－28


　　附新闻报道：《追寻企图超生者》：
　　在孙吴县通住塔河县的盘山道上，一辆北京202吉普车在艰难行走。车内，4位乘车人神情黯然。与司机并排坐着的是八五七农场医院院长刘彦非，只见他双目微睁，眉头紧锁。三天来，他的脸上一直是这种凝重的表情。
　　前不久，他听场计生办主任反映，在某厂住区，个体户杨某某的妻子几次在计划生育联防调查时都不在家。据杨某某说是两口子吵架后，妻子一怒之下回了大兴安岭的娘家。按计生办要求，她每月应回来检查一次身体，但杨某某的妻子就是未回。后来竟连杨某某也失踪了。
　　杨某某和妻子都是再婚，原来双方各有一个孩子，按要求，已不允许他们再生孩子，但对拥万贯家财的杨某某来说，超生个孩子，罚三两万元是个小数目，所以他们一定要再生个孩子。
　　今年4月5日晚，农场党委书记张玉坤了解了事情的全过程后，果断决定：由刘彦非院长带领一个追查小组，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人追回来，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导向问题。
　　大兴安岭距农场千里之遥，人生地不熟。据多方了解的信息，计生办只知道杨某某的岳父在塔河县，姓“杨”，老伴是后娶的。
　　阳春四月，农场已是一番春耕繁忙景象，而大兴安岭地区仍是冰天雪地，寒气袭人。这里人烟稀少，早晨出来，走到下午两点多钟仍看不到一户人家。
　　一路险山陡坡，一路劳累饥饿，追查小组经4天奔波，终于在9号晚到达了塔河县。紧张的寻找杨某某夫妇的工作开始了。在当地有关部门的配合下，他们将目标集中到塔河县北山区的一户姓“杨”的身上，并很快证实这户就是杨某某的岳父家。但是，当刘彦非等问及杨某某夫妇是否在此时，杨某某的岳母一口咬定女儿女婿上十八站淘金去了。就这时，杨某某的岳父回来了，由于他没搞清刘彦非等的来意，失口说出杨某某的女儿在塔南。追查小组只好让其带路来到塔南。想不到老汉竟把他们领到了小女儿的婆家，扑了个空。
　　为了不失去每一个线索，追查组决定再返塔河，找杨某某在塔河学烫发的女儿。可是到了烫发店，老板娘告诉他们：杨某某的女儿一早就骑车走了，一直没有回来。追查组分析：此事肯定是走漏了风声。
　　这一天，追查组奔波于塔河、塔南之间，往返3次，行程21公里。下午4点多钟，追查组重回塔南，找到杨某某的妻妹家，只见房屋空空如也，像是无人居住。于是他们就又回到塔河，找到杨某某的女儿。杨某某的女儿也是那句话：父母到十八站淘金去了。
　　这一夜，刘彦非躺在塔河县招待所的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他的大脑在不停地运转：杨某某家亲属的话到底是真是假呢？听说去十八站行车只能走三十五六公里，另有20多公里的路程需要步行。到了那里，人一旦不在又怎么办？可看杨某某的女儿，精神饱满，神态自若，不像骑车走很远的路。那么，还有什么线索呢？猛然，刘彦非想到，杨某某的妻妹现住娘家，原住房又空闲着，她会不会还有住所？想到这，他当机立断：明天再返塔南。
　　第二天一大早，追查组找到了杨某某妻妹原工作单位和现工作单位，通过各种方式终于打听到杨某某妻妹在塔南的另处住所。只见大院门紧锁着，但院内积雪被打扫得干干净净。邻居说，这户确实来了一个外人，而且相貌特征也很像他们所介绍的那样。为了不惊动更多的人，他们只好隐藏在周围，等待时机。直到上午10点多钟，杨某某的岳父骑车来房前，他掏出钥匙正欲开门时，刘彦非出现在老汉面前。在当地派出所的帮助下，房门被打开了，在室内避风多日的杨某某夫妻终于出现了。看着面前一张张严肃熟悉的面孔，杨某某夫妻惭愧地低下了头。
　　就这样，历时9天，往返5000多公里的追寻计划外怀孕人的工作结束了，但它却给我们留下了一连串的思索：有了钱就视基本国策于不顾，对这种人应该怎样制裁？杨某某家亲属不向追查组提供实情而造成人力、财力浪费，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农场为找回一个超计划怀孕者而出动一辆专车和众多人员，其费用应当由谁来付？
　　　　　　　　　　　　　　 (发表于1995年6月2日《农垦日报》第2版，作者：焦永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