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文化大革命”初期


　　1966年春全国批判“三家村”，朝阳中学师生开展声讨活动。 6月学校停课“闹革命”。8月场部出现“红卫兵”，召开千人大会，高喊“打倒走资派”、“造反有理”等口号，揪斗中学教导主任等4名教师。场党委书记孙光俭以“红卫兵”大队名誉政委名义发表了坚决支持“红卫兵”小将革命行动的讲话。会后场直各单位相继贴出锋芒直指“当权派”的大字报，从此拉开农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以一些基层干部为主体，9月4日组成“九四造反团”支持场党委，稳定全场局势，搞好秋收生产。同时期，全场各单位成立“文革小组”和名目众多的群众“造反组织”。科级以上干部全部靠边站。生产队由“文革小组”掌权，多数干部白天抓生产，晚上受批判。在“破四旧” “横扫牛鬼，蛇神”过程中，大批干部、群众被揪斗、挂牌子，戴高帽、抄家、游街示众，有的关进“牛棚"遭到刑讯。
　　12月，由农场武装部拿总组成“第一线生产指挥部”，排除场、科级干部，推选科室干部代表参加主持全场工作。
　　1967年初，中学“红卫兵”说“九·四造反团”是“九·四保皇团”，发起批判大会。“九·四造反团”的骨干被打成“保皇派”。同月两次召开有全场各单位“造反组织”代表参加的“炮打”场党委大会，场党委5名主要成员被揪斗、“打倒”并定为“走资派”、“三反分子”。大会以后，全场大小单位都如法炮制，基层主管干部无一幸免。从此各级党的组织陷于瘫痪。“造反派组织”之间出现“革”与“保”之争。以场部“东风”、“红旗”两个“战斗队”为核心的两派形成，全场陷入闹派性的混乱状况。
　　1967年，在“上海一月风暴”的浪潮中，场独立营“文革联络总部”准备“夺权”。场部各“战斗队”捷足先登，在1月28日联合发起“夺权”，勒令场党委交出党政财文大权，“独立营文革联络总部”作梗，又有密山中学“红卫兵”的冲击，“夺权”未成。后来称之为“一·二八”夺权事件”。
　　4月毛主席发出“革命委员会好”的“最高指示”。黑龙江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两报一刊”誉之为“东北新曙光”。在运动形势的推动下，全场酝酿“大联合”、“三结合”，筹备组织场革命委员会。各级领导干部纷纷“亮相”、“站队”。8月农场组成以场武装部长杨志忠为首的“三结合”接管委员会。11月7日经牡丹江地区批准成立场革命委员会。副场长张双田任第一副主任，下设办事机构。各基层单位也相继组成革命委员会。各级革命委员会“结合”了一些老干部，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稳定局势，推动生产的作用。
　　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9年初一段时间里，虽然各级党的组织瘫痪了，场、科级干部非“打倒”即“靠边站”了，但先后在“第一线生产指挥部”、“三结合接管委员会”和场革命委员会的指挥下，场部各业务部门还能维持正常工作(管理职能削弱了)。基层干部多数受到触及，但绝大多数职工仍自觉坚守岗位，基本保持了正常生产秩序。1962年开始重新恢复和建立起来的各项规章制度还在起作用，行之有效的生产技术措施还在实施，加上自然气候条件较好，农业生产取得了较好收成，连续3年经营有利。如果不是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这几年的生产经营情况肯定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