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英雄———毕于民

　　　　　　　　　　　　　　　　　　刘翰章
　　毕于民，原名刘镇东，化名刘德，山东省莱芜县雪野庄人。1909年出生于农民家庭。他父亲1920年来虎林县倒木沟，以“放山”为生。不久，他母亲也来虎林，把他留给叔父。后来他父亲上山挖参被土匪害死。当时他15岁，正在中学读书，中学毕业便来虎林倒木沟，和他母亲一起务农。1931年“九一八”事变改变了这个务农的中学毕业生的生活道路。
　　1932年，毕于民参加了中共饶河中心县委领导的饶河抗日游击队，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初，饶河中心县委因毕于民对虎林情况熟悉，就派他回虎开展工作。到虎林后，他在乌苏里江一带偏僻乡村，宣传抗日道理，组建反满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并且建立共青团组织。1933年3月开始在有觉悟的群众中秘密发展党员。同年4月就在九牌(今仁爱村)建立了虎林县第一个党支部。以后，他去四方林子、倒木沟等地组建抗日群众组织，发展党员，先后建立了11个党支部。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建立，给虎林抗日活动的开展打下了基础。毕于民同志经常往来于各组织点，传达党的指示，部署工作。由于组织领导得力，工作开展得好，所以能在虎林这样敌伪统治势力较强的地方，建立了可靠的通讯联系点，并且建立了抗日军需供应基地。
　　中共虎林区委是1934年成立的，到1936年7月又成立了中共虎林县委，毕于民同志是县委委员。他致力于建立抗日武装，在倒木沟、四道亮子、乌苏里江湾一带成立了独立营，有100来人。这一带，灌木林密密丛丛，是开展游击战的好战场。这支队伍就凭借这里的自然环境，神出鬼没的与日伪讨伐队周旋。小股讨伐队，在这一带经常遭到袭击，被打得晕头转向，最后抬着一些尸体败退。大股讨伐队来，每次都有地下交通员送情报，所以敌人赶到时，这支队伍早已无影无踪。
　　为扩大抗日武装，毕于民同志在群众基础好的村屯，动员青年参军。在倒木沟、九牌、忠诚、四方林子，两年间先后动员李万林、吴龙河、周太顺、董文山、潘能宽、单立志、李忠义、杨象木、吕茂堂……等120多名青年参加了抗日队伍。
　　1936年11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师扩编为第七军，毕于民同志任军部副官长，负责筹划军需。在敌人封锁严密的情况下，这比指挥打仗还要艰险。他领着一名副官日夜奔波，把粮食、布匹、棉衣、绑腿、鞋帽、油盐、药品，以至枪枝弹药，用人扛马驮潜送到山里去。他在虎林县建立了五个秘密接收点：一是在七虎林河沿；二是在迎门顶子；三是在陶家屯；四是在秃顶子；五是在火石山。虎林县仁爱、忠诚、安兴、太平、新民、跃进、兴隆等地的老百姓，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都曾无代价地送过军粮。有的大户，如兴隆的宋永仁，每年给抗联送粮食四五千斤，豆油三四百斤。这需要毕于民同志进行多少深入细致的组织工作啊！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应付意外变故，他从1938年春起还在秃顶子密营一带种了几十垧玉米，以供军需。
　　日寇为了割断抗日联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从1938年起施行归屯政策，筑土围子，在出口处日夜设岗。因而抗联的军需供应更艰难了。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凭着毕于民同志几年来在群众中培养起来的爱国精神以及他个人冒着生命的危险，把粮食藏在粪车底下，瞒过岗哨，送到村外交给山里下来的人。
　　1938年春，建立抗联七军虎林办事处(驻秃顶子)，毕于民同志任主任兼独立团(后改为补充团)政委。他根据饶河中心县委关于“加强抗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去争取山林队。当时有刘建春的“中央”、贾老窝的“七省”、张锡田的“长占”等几个山林队，在七虎林河大小马鞍山、迎门顶子、乌苏里江与穆棱河沿岸活动。毕于民同志奔波于这些地区，用抗日救国的道理逐队进行说服工作。有人拉杆子当土匪的劣习很深，听不进毕于民讲的道理，操起枪来。毕于民同志面对乌黑的枪口，大义凛然，严肃地指出：“你们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那才是好样的！”毕竟是中国人，在正义严词下他们慢慢地把枪放下了。对这些山林队争取不易改造也难，收编不久，就发生胡作非为的事。有一次原“中央”队“绑票”八人，扣在四道亮子，影响很坏。毕于民闻讯后，立即带人以慰问为名进行耐心说服教育，终于使绝大多数认识了错误，把人放了。事后，对收编的山林队进行了整顿。但是仍有坚持反动立场的分子。原“中央”队的头子刘建春，伪军连长出身，整顿前外出，归途闻讯，边走边骂，赶回四道亮子竟掏枪动武，被击毙。从此，这些收编的山林队，加强了革命纪律，真正走上了团结抗日的道路。
　　毕于民同志在虎林区委工作时，重视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加强抗日战线。他把工作深入到敌人内部，进行策反，如敌伪驻独木河口的警佐级警察署署长张旭武，1935年4月被他争取过来。还有两个保长，一个叫孙正藻，一个叫韩有才。后来以这三个人为主组成十余人的地下情报网。提供的情报及时准确，还掩护抗联重伤员，给予治疗，提供养伤条件。他们的工作一直坚持到1940年，被敌人查获，三人惨遭杀害。在倒木沟还先后把刘日宣、黄耀亭两个伪警察署长及署内五六十名警察争取过来为我们工作。毕于民同志同时把策反工作深入到伪军中去。倒木沟驻有伪军骑兵连，五六十人。经过毕于民同志的工作，这个骑兵连趁连长外出的机会，全部拉过江去。驻黑嘴子的伪军是一个团，由于受到毕于民同志思想工作的影响，到山里“讨伐”，不是先派人送信，就是提前鸣枪报警，总之是让我们的部队做好准备。交战时，他们把子弹埋起来，留下暗记，以待我军去取。在毕于民同志看来，伪军并非铁板一块，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命的是少数，软骨头是为形势所迫者多。一次，毕于民同志去黑嘴子，经路家亮子，将要到毕家大院遇上了伪军讨伐队。他转身进院，闯到屋里，扯起一条大被蒙在身上，躺在炕上装成发汗的病人。一个伪军营长带一个兵钻进来搜查，一下揭开被子，毕于民同志看了这个营长一眼郑重地说：“我是毕于民！你要是中国人就放我走，不是中国人，就把我交给日本鬼子领赏去！”这个营长愣了一下儿，微微点了一下头，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现似的，转身出去了。
　　毕于民同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在虎林战斗了六年，人民敬仰他，一些老年人对他的音容笑貌，至今记忆犹新：细高个，大眼睛，长方脸，尖下颏；能说会写、腿勤、胆大心细，办事机敏。衣着无常，今天打扮得象个阔少爷，明天又打扮成买卖人；有时，上午头戴苇笠，肩扛锄头，像个庄稼人；下午就手拿鞭子又变成车老板。在人们的眼里，他是个传奇式的人物。腰里别一支手枪，篮子底放一支手枪，脖子后还藏一支左轮，来往于各个据点，出没于敌人腹地。根据有关档案资料和与他同时代人的转述，我们还可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传奇一般的故事，但大多是说不出准确的时间。
　　1936年8月，他去倒木沟北街基，三个日本兵和一个特务搜查他的鸡蛋筐，他随手掏枪一连把四个家伙全都打倒。
　　他从黑嘴子往回走，路过刘麻子店，迎面六辆日本军汽车抛锚在雪地里，他立即迎上去帮助清路。日本兵高兴地说：“你这个苦力，大大的好。”他迎合一下，大大方方地走脱了。
　　有一次“讨伐”队近在咫尺，躲闪不及，他便径直迎上前给敌人遛马，当兵的转身进屋，他把缰绳一摞，扬长而去。
　　在黑嘴子大街上险些被伪警察认出来。他见情势不妙，便和对面走来的算命先生换了装，肩背卦搭子，头戴卷沿草帽，从容过市。
　　有一次，毕于民被伪军追赶甚急，他钻进一个岗楼，打昏了站岗的警察，换上警察衣服脱险了。
　　有一次，在虎林街一个骑马的日本警官向他要居住证明书，他借掏证明书这个动作反手将日本警官打下马，他骑上去顺势向东驰去。到窑下马，把枪插在砖坯空里，把马打了几下，马顺路向前跑去，他用泥把脸抹了几道，就装脱坯工人在那里干活。敌人追上来问他：“人的哪里去了？”他就指着马跑的方向说：“人的那边去了。”敌人追去，他也离开了砖窑。
　　另一次特务把他堵在屋里，看他的手在裤兜里插着，嘁了声：“不许动！”却不料子弹隔着裤子射出来，把特务击毙。
　　敌人对毕于民同志又怕又恨，张贴出悬赏告示：“抓到毕于民，赏钱一万元！”一些败类垂涎三尺，想发这笔大财。但是，由于毕于民同志机敏过人，应变能力很强，特别是与他血肉相连的人民群众不惜牺牲一切去掩护他，因而敌人虽撒下天罗地网也无可奈何。一次，日本兵追他，他跑到杨润芝家里，杨的哥哥急忙指导他藏进菜窑里。日本兵进院见人就是一枪，杨的哥哥倒在血泊里，全家人扑上去恸哭。日本兵一看打错了人，没搜查就走了。还有一次，毕于民同志刚到毕家油坊，外面就来了伪军。长工们急忙对他说：“和我们一起干活，我们掩护你。”伪军进院，看是一帮干活的，什么也没问就走了。
　　令人痛心的是，毕于民同志能屡次从敌人的虎口中脱险，却在自己的队伍中遭到嫉恨他的阴谋分子的毒手。1938年9月，七军政治部主任郑鲁岩(后来投敌)指使人以军部开会为名，把毕于民同志骗往饶河，在途中杀害了他。牺牲时，年仅三十岁。
　　毕于民同志遇害，是抗联的重大损失。抗联同虎林党组织的联系中断了，军队的供应无法解决。敌人去掉了一颗眼中钉，自己留下难以愈合的伤口。他的部下为之痛哭流涕，群众多年念念不忘。一些抗日领导对毕于民同志给予很高的评价。冯仲云同志沉痛地说：“毕于民在地方工作用私章不用公章办事，但工作搞得很好，他死后军队的供应问题无法解决，只得小部队分散活动了”。
　　(本文摘自由虎林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1987年编辑的《虎林文史资料》丛书第二集，作者刘翰章，时任虎林县志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