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至1966年初，在全场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全过程，是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
　　这次运动大体上分两阶段进行。
　　1963年至1965年初，是面上教育。面上教育主要是向干部和群众宣讲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和规定(草案)》(即“后十条”)。这两个文件都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论断。1965年初又在全场宣讲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面上教育的过程中，农场先后两次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上各级领导干部“洗手洗澡”，接受职工代表的批评。’
　　1965年下半年开始，全场开展系统教育(即“点上”教育)。6月26日，总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团进驻农场。各基层单位都进驻了社教工作队，社教团和工作队均单独成立党委和党支部。农场的干部和群众在运动中和运动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较普遍地认为这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对于发展农场经济，反修防修，整顿党团群组织，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起了很大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认为；既然社教运动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因而都是错误的，必须彻底给予否定。
　　农场开展的社教运动，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如通过运动，对全场账目、财务、物资、管理等方面都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理；制定了一些必要的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一些干部多吃多占、瞎指挥、官僚主义以及少数干部贪污浪费等问题，也有不同程度的克服；推动了各级领导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转变作风，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干群关系，使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 “二十三条”明确提出搞好运动的标准之一是看增产了还是减产了，这对当时的农场生产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社教运动对打击各种破坏活动和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也起了良好作用。但是整个运动中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要解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都是不符合农场实际情况的。结果是一方面干扰了‘八字方针”的继续深入贯彻，一方面把全场198名干部都“赶上楼”，然后逐个解脱，打击和伤害了农场广大干部。关于运动对象，开始是抓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后来转向清理所谓“四不清”的干部，并在他们中间抓“敌人的代理人和保护人”，直到进一步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为后来“文化大革命”把矛头指向党的领导核心做了准备。
　　农场在运动中共查出各种经济问题总额21,620元(已按规定退赔)，处分了八名干部，“内迁”一批“不适合边境地区”的职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内迁”人员，受处分干部都进行了复查，多数为冤假错案。社教运动于1966年上半年结束。


　　社教运动后期，全场开展了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当时提出通过学习要扎下三个根子(学习、民主作风、干部参加劳动)，又提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天天读，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等一整套学习方针。全场普遍成立“毛著”学习小组，大量购买毛主席著作。初期，农场干部群众的学习与开展五好运动相结合，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改造自己，认识客观，改造客观，并要求树立为人民服务等基本观点。干部群众学习热情很高，对农场各项事业均有推动作用。
　　“文革”开始后，林彪及其同伙，推行“左”的路线，利用广大群众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引入歧途。那时，全场大搞“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四无限”(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热爱……)，大跳“忠字舞”，大搞“忠字化”活动，处处写上大红“忠”字，人人佩带“像章”，男女老少“语录随身带，有空学起来”，推行“雷打不动”的“天天读”，无论干什么事(如通电话、开会、买东西、与人交往)都必须先喊“万岁”，先背“语录”，就是起床、吃饭、睡觉前，也要“早请示、晚汇报”。个人崇拜现象不断滋长。“文革”高潮中，群众组织观点不同，纷纷从‘语录”中寻找“根据”，断章取义，互相攻击指责，打“语录仗”。更有甚者，干部群众稍不注意，弄坏语录，挂像，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有时背错读错一个字，也要受到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