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回忆录
回忆录

　　　　　　　　　　 林 枫 与 通 北 农 场
　　　　　　　　　　　　　　　　　　 韩 乐 风
　　林枫①同志原籍黑龙江省望奎县，他在辽阔的北满原野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他对东北农村的情况十分熟悉，早在东北解放战争还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在他头脑中就已开始绘制东北农业发展前景的蓝图。1947年夏，中央建议在北满刘办国营农场。他满怀热情地贯彻执行，批示东北行政委员会农业部积极筹办国营通北机械农场。1947年寒冬，通北农场第一任场长周光亚同志率领首批创业者，来到通北这块冰封雪飘的荒原。他们不畏艰险，在伪满开拓团残留的几间徒有四壁、荒草丛生的废墟上，支起小马架，刨冰扒雪，开始了艰苦的建场工作。当1948年春，一个初具规模的农场已经诞生的消息传到哈尔滨时，林枫同志十分高兴。他说，我们应该到那里去看一看。于是，在1948年5月，他去北满各地视察工作时，特意在赵光车站停车两天，详细听取了周光亚同志的汇报，并到现场观看了农场的规模和机具操作情况。在离开农场时，他深情地对周光亚同志说：办机械农场是一项新的事业，困难一定很多，可是一定要办好呵1他回到哈尔滨，专门找东北农业部的负责人魏震五同志谈了他的观感，并嘱咐魏震五同志要多关心通北农场，让它在提高产量和提高技术方面真正能向广大农民起示范作用。同年11月，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的农业工作会议上，他又讲到：“机械农场，大家要把它看重，各省一定要搞，要学习，为将来的农业机械化准备经验。”为了切实贯彻林枫同志办好机械农场的指示，东北农业部于1949年春，设立了东北公营农场管理处，直接经营通北、永安、鹤山、盘山、马三家、北陵等6个农场，并与各省营农场建立了业务统一领导关系。
　　1950年秋，美帝国主义扩大在朝鲜的侵略战争，战火蔓延到我国边境的鸭绿江边，我英勇的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这时，东北人民政府所在地的沈阳，成了支援战争的最前沿的后方基地，林枫同志也担负了相当繁重的一部分后勤工作。由于工作任务紧张，林枫同志和周围的工作人员，不仅白天连轴转，就连晚上也难得到正常的休息。他和大家一样，身体熬瘦了，眼睛熬红了。然而就在这样紧张的时候，大约是在12月中旬，东北公营农场管理处的同志写信请林枫同志为《机农通报》题词。当时，我②真不愿意为这样的事情再去分散他的精力。但是，长期以来林枫同志一向重视来自基层的意见的习惯， 特别是他对国营农场事业所给予的特殊关怀，又使我不敢擅自作主。于是，我挤了个休息时间向他提起这件事，不料林枫同志听后毫不犹豫，欣然提笔写了“积累经验，培养干部，为农业机械化准备有利条件而奋斗。”让我们立即送走。这件事已经过去30多年，在我的记忆中也已经渐渐模糊起来了。但当不久前，我从农场总局史志办同志那里看到这一题词的复印件时，顿觉感慨万分。林枫同志惨遭“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不幸逝世已经6年多。如今遍布在北满原野上的国营农场的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局面，他再也看不到了。但是， 他的苍劲有力的题词，将会作为他关心国营农场事业的有力见证，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林枫同志关心国营农场，希望把国营农场办好。但是，创办机械农场，在我们国家毕竟还是一项新的事业。初创时期，由于缺乏经营管理的经验，技术水平低，以及农机具不配套，进口油料价格大大高于农产品的出口价格等多种原因，曾经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成本高，产量低，损失多，浪费大等。为了研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1952年1月，林枫同志命令我和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的两位同志到通北农场了解情况。当时，正值“三反”运动高潮，“打虎”之声遍及各个角落。我们到农场不久，农业部又委托我们代行工作组的职权，指导农场的“三反”运动。开始，由于我们对农场实际情况了解不够，加之受“打虎指标”的压力，为了“敲山震虎”，较多地听取了一些同志的意见，把农场的浪费问题看得过重，甚至怀疑在这远离领导机关的“深山老林”，一定会有“老虎”出没。1月底，我从通北回到沈阳，向林枫同志汇报情况。他听完汇报后当即提醒我，面对一大堆复杂情况，一定要冷静，不要头脑发热。并说，办好一个机械农场，不是容易的事。创办初期出现一些问题，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不要事事都拔高，不要硬往 “老虎”身上靠。林枫同志这些中肯的指示，对于我们的确是一副非常及时的清凉剂。尽管他已作了这样明确的指示，但他还是不放心。就在我们返场不久，当北满大地还是冰封雪盖的时候，他冒着零下40多度的严寒，再次到通北农场视察并作具体指导。他这次在农场干部会上开始讲的几句话，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他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今天，我要反其意而用之。同志们战斗在人烟稀少的北大荒，生产很艰苦，也可以说是很穷，可是有人关心你们，这次我们就是特意来看你们的，这也可以叫做“穷在深山有远亲吧!”这些话，让人听起来真觉得热乎乎的，特别是出自一个东北局常委、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口中，就更加重了它的份量。它象隆冬季节飘来的和煦春风那样沁人肺腑，暖人心田，给在农场工作的广大职工以极大的鼓舞。
　　林枫同志这次到通北，是为了深入第一线了解情况，为即将召开的东北局国营农场工作会议作准备。他在农场听了汇报，召开了座谈会，并对如何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如何进一步办好农场，特别是如何做到运动生产两不误，认真搞好当年的春耕生产等问题都做了明确指示。回到沈阳以后，他又和东北农业部的领导同志共同商量，决定对东北地区的国营农场作较大调整，把东北军区的几个解放团农场和几个较大的国营农场合并(如把解放二团的香兰农场和通北农场合并)，加强了领导骨干，充实了技术力量，使东北国营农场走上更加健康发展的道路。
　　1952年5月，我离开通北返回沈阳，把几个月来了解的情况向林枫同志做了详细汇报，他听了后觉得对问题摸得还不透，他除了请东北局农委和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的同志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外，6月初又找我谈，他说，前一段存在的问题较多，对如何办好农场研究不够。他提出应该到关内办得较好的一些农场去看一看。遵照林枫同志的指示，我到北京通过中央农业部国营农场管理总局张省三局长的安排，到通县的双桥农场，南苑的五里店农场和冀东的芦台农场参观学习了一个多月，并听取了张省三等同志关于如何办好国营农场的意见。回沈阳后，我把所见所闻向林枫同志做了详细汇报，他听得很认真，很仔细。
　　1952年9月，在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研究，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之后，由林枫同志主持，召开了东北局国营农场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发扬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使到会同志进一步提高了对国营农场的性质与任务，以及存在的严重缺点的认识，增强了办好国营农场的信心。林枫同志在总结报告中，肯定了国营农场创办5年来的成绩，分析了产生缺点的原因，针对农场实际情况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就国营农场的任务，加强经营管理，提高技术，改进政治工作和领导作风等问题，都做了重要阐述。最后，他鼓舞大家要勇于自我批评，勇于改正缺点，不断地把国营农场事业推向前进。在这次会后，东北局专门发了《关于加强国营农场工作的决定》，东北人民政府为了加强对国营农场工作的领导，决定由副部长魏震五同志兼任东北国营农场管理局局长，长驻哈尔滨，具体指导工作。魏震五同志为了整顿和办好东北地区的国营农场，日夜操劳，费了不少心血，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从1952年到现在，30多年过去了，东北国营农场的规模和经营管理水平，已远远不是 当年那个样子了。林枫同志亲自关怀的通北国营农场(现名赵光农场)，也已成为全国农垦系统中历史久长，规模较大，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农场之一。但是，作为一段历史来总结，在国营农场发展的初级阶段，东北局的这次会议，确实具有重要意义。而林枫同志对于国营农场事业的关怀，也将象创业初期在北大荒探艰踏险的农垦战士们所创立的业绩不可磨灭一样，在东北农业发展的历史篇章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注：①林枫(1906—1977)黑龙江省望奎县人。从青年时代起，就在天津、北平、河北、山西一带长期从事革命活动。曾任过中共天津、北平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中共晋西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代书记。1945年10月回东北，先后担任东北局组织部长，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代书记。十年浩劫中惨遭迫害。于1977年9月29日病逝。逝世前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兼校党委书记。
　　②本文作者韩乐风，1947—1952年任林枫同志秘书，1952—1954年曾任东北国营农场管理局副局长。现已离休，离休前任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副组长。
　　　　　　　　　　　　　　 朱德同志来到通北农场
　　　　　　　　　　　　　　　　　　 周 镇
　　1952年8月末，通北农场正在紧张地进行麦收。一天上午10点左右，几位首长由场长张泽民陪同来到一分场第三生产队C6—007号联合收割机旁。我当时担任车组长，正和麻长江、李语娇进行作业后的清洗保养工作。听到说话声，我从第二清洁室里探出头来，看见一位身材魁梧的老首长正亲切地朝我这边望着。我觉得这位首长有点面熟，可一时又想不起来是谁。我正想着，首长朝我一面招手一面说：“小鬼，辛苦了。”我急忙从清洁室跑出来，跨过油箱，走到操纵台上，一时呆在那里，只是傻笑，不知说什么好。
　　首长问：“这是什么机器?”我们显得很紧张，慌忙回答：“这是康拜因。”首长听了，嘴里重复着“康拜因”这个当时比较陌生的名词。看到首长和蔼可亲，我们紧张的心情稍微缓和了一些。我说：“康拜因，就是联合作业机。能把小麦从收割、脱粒到清粮一次联合作业。”因为当时我们国家是第一次使用联合收割机，人们都不熟悉它，所以我尽量说的详细点。首长听完点着头说：“噢，联合作业，好，好，好。一天能收多少?”张泽民场长回答说：“天气好，一天能收八九垧。”首长说：“八九垧?”一位随同首长同志说：“就是八九公顷。”我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就是一百二三十亩。”首长又问：“能代替多少劳动力?”张泽民场长回答说：“光割就能顶一百左右劳动力”。一位随行人员问：“收完小麦还做什么?”我说：“下一步改装，准备收大豆。”首长又点着头说：“噢，还能收大豆。”
　　在首长和场长对话时，我从操纵台梯子上一边往下下，一边从兜里掏出半截烟点上，吸了一口。首长回头看见了，笑着对我说：“噢，会吸烟，这么点岁数就会吸烟!”当时我22岁，听后急忙把烟弄灭扔掉了。首长一只手扶着收割台的木翻轮压板，又问我：“大豆怎么收?”我说：“需要改装一下，这个木翻轮和分离，清粮等部位都要改。”首长回头对张场长和一起来的同志说：“还是机械化好，要大力发展，多办国营农场。”接着，又看了晒场上的粮堆，看了晒场南边和西边一望无际的大片土地。
　　首长走后，听张泽民场长说，这位首长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同志。我们当时也想到这位首长象照片上的朱德，可是怎么也不敢相信站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威震天下的朱德总司令。后来听场长和其他同志说，朱德同志还到修理听、食堂看了看，同职工亲切见面。朱德同志在通北农场停留了两三个小时，在听取了农场领导汇报后，肯定了农场取得的成绩，说农场办起来了，发挥了很大作用，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一定要继续办好，要为国家多生产粮食。他还问农场种人参没有，指示农场要多种些作物。他对农场生产成本高不满意，指示农场要搞好经营管理，降低成本，做到不亏损。
　　　　　　　　　　　　　　 花 园 农 场 的 建 立
　　　　　　　　　　　　　　　　　　 杨 清 海
　　1945年12月28日，党中央发出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如此大量的脱产人员，专靠东北人民供给是决不能持久的，是很危险的。因此，除集中行动负有重大作战任务的野战兵团外，一切部队和机关，必须在战斗和工作之暇从事生产。1946年决不可空过，全东北必须立即计划此事”。黑龙江省委(当时设在北安)于1946年春天传达了党中央这一指示。当时黑龙江是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保障供给，为解放战争服务，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省委副书记范成人，要求省委机关立即行动办机关农场，为省直单位带个头，做出榜样。
　　艰 苦 创 业
　　省委办机关农场，第一件事就是找耕地。省委秘书处黄一然同志召集机关有关人员研究制定了几条寻找耕地的原则：一条是离省委机关尽可能近些，为机关工作人员参加劳动创造条件；第二是不占农民的耕地，找伪满开拓团或地主扔掉的撂荒地，但撂荒年头又不能太长，能直接耕种，土质还要好；第三是交通方便，道路较好。根据这几条要求，我们便派人调查，从北安岗的正西往北走，勘查到正东，选了3个地点。哪一个点好，由黄一然同志率领总务科长曹生和我去实地踏查。经过比较，认为黄家店较为合适。那有一百多垧撂荒地，离省委所在地十几里路，又在北黑公路的路边上。屯子里有5门正房，2间东仓房和一个宽敞的庭院借给我们用。机关农场的地点就定下来了。
　　根据中央“工作之暇从事生产”的指示，机关的工作人员轮流参加劳动。但需要有人统一组织指挥。我当时是省委交通科长，负责文秘、党内交通和武装通讯。黄一然找我谈话，说是经大家商量，选你负责农场的劳动组织和生产指挥，理由；一是劳动力的主力在你们科；二是你是农民出身，懂得怎样种地；三是你的工作机动性大，农忙时可以离开，我就是这样开始了漫长的农垦生涯。
　　当时农场没有拖拉机。我们发现北安城内有一台搞基本建设的轮式兰斯拖拉机，比较完整，只做了简单修理就开动了，成为农场唯一的农业机械。但当时大家对拖拉机种地毫无知识，打听到有位曲师傅叫曲守志，在伪满开过“火犁，”(伪满把开拖拉机叫开火犁)，便把他请来了，成为我们农场的第一个机车驾驶员。拖拉机开到地里后，怎么种地成了难题，没有1件拖带农具。
　　农场的驾驶员：扶犁手等聚在一起研究拖拉机种地的方案。经过一番热烈地讨论，方案 产生了。在拖拉机的后边做一个铁牵引架，在牵引架上固定一个横木杆当二马杆子，拴7副犁，按拖拉机的拉力完全可以拉动，经过几天准备，拖拉机拉木犁下地了。由于犁多太长，配合不好，试验并不顺利。后来，又减少两副犁才基本成功了。
　　拖拉机拉木犁，扶犁最累，因此我们称它为“犁后喘”。
　　我们种的这块地已撂荒好几年了，草长的很厚，只有烧荒才能种地。烧荒后给“犁后喘”作业带来了困难。地表上是一层黑灰，拖拉机轮子压，犁翻，黑灰飞扬起来好象一团黑旋风。驾驶员，扶犁手简直成了“黑人”。特别是驾驶员被黑灰呛得难受。拖拉机是烧复柴油，市场上买的油有的还搀假，遇到顶风呛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正在播种高潮，曲师傅呛得闹了眼病，一夜之间，眼睛肿得睁不开了。驾驶员就他一个(有个日本人在家修车)，几天之内好不了。大家都很着急，怕误了农时。我和曲师傅商量，你看不见，我来试试，你动嘴，我动手，坐在车上告诉我怎么干(空车我能开走但没有干过活)，等我会了你就回去治眼睛。曲师傅同意我这个办法，先把开车的要领、操作方法对我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然后他在车上坐着，我开着车就干上了。只一个上午，基本要领都掌握了。下午曲师傅到北安治眼睛，我就独自开起了拖拉机。一个多星期后曲师傅回来了，我们俩轮流开，吃中午饭也不停车，提高了效率，抢了农时。从此我加入了拖拉机驾驶员的行列。
　　“犁后喘”播种取得胜利后，省委领导让我们搞些拖拉机，多种地多打粮。伪满日本开拓团在黑龙江是有不少拖拉机的，但都破坏了，不是拆得乱七八糟，就是拿走了轴承。搞到拖拉机的唯一办法，就是把能用的零件卸下来，重新拼凑组装。1946年夏天，我们组织了五六个人出去拣零件。发现底盘较完整的，就地装配，破坏严重的则把能用的零件卸回来拼装。在通北就地装配了一台快速胶轮开回来了。除派专人出去外，我还两次带领人马出去找拖拉机零件。
　　1946年冬天，听说龙镇一带有拖拉机，我们便派人去找。但那一带经常有小股土匪出现。为了预防万一，决定多去几个人，并去1台胶轮拖拉机带拖车，一方面坐人，一方面准备把搞到的零件拉回来。曲师傅也去了。开车的是日本人胜井。选了七八名交通员和通信员。每人两件武器，1支马步枪式苏造轮盘枪，1支手枪，计划起早走，当天回来。走到二龙山去龙镇的路上，发现路边几十米的地方躺着1台拖拉机。下去一看，是链轨车，机器已经破坏了，底盘陷到土里冻上了，估计当时还不会被人破坏，决定到夏天解冻后再拉回。后来走到龙镇，在南大草甸子上找了半天，发现1台破车架子。返到二龙山，拐进开拓团住地(现在二龙山农场场部)，发现有1台万国式脱谷机，已遭严重破坏，但它是花园农场第1台脱谷机，为花园农场第一年脱谷小麦和稻子立下了功劳。
　　这次出去找拖拉机，印象最深的是晚上通过铁路桥。从二龙山到二井子有条河，公路桥已炸毁，只有铁路桥铺着木板，拖拉机可以通过。在二龙山因看脱谷机能否修复耽误了时间，到铁路桥路基时，天已全黑了。拖拉机没有灯，桥虽不长，但有一段路基很长，有十几米高，只有一个道眼，稍一歪就会机毁人亡。经过简短商量，我们采取人做目标引路的办法。每一只前轮前面走一个人，保持3米左右的距离，其他人在中间走。拖拉机用一速小油门。布置好后，我上车一看，目标清楚，但是两边一片漆黑。我告诉驾驶员胜井，只许看人的目标，不许往两边看，就这样，大家小心谨慎，竭尽全力终于安全通过了。
　　1946年夏天到1947年春天，我们拣零件共装起了3台拖拉机，其中1台链轨式的，2台胶轮式的。1台是快速胶轮，主要是搞运输用，还有1台链轨车是修复的。这些机车，在开发建设中，形成了一定生产能力。省委领导对此给予热情的赞扬和鼓励。
　　　　　　　　　　　　　　 向 花 园 转 移
　　黄家店的耕地显得太少，周围荒地都开起来也不过二百来垧。1947年的生产安排，除把黄家店的荒地开出来都种上之外，还要做好向大片荒原转移的准备。
　　听说德都县荒地很多，我给德都县长边境同志寄了封信，派张志国(他是德都送来的交通员)去要荒地。边境同志给了两个地方由我们任选，一个是德都五大连池一带；一是去北安的公路两边“红部”(伪满开拓团本部)一带，即花园。1947年刚过完春节，我就和张志国同志前往这两个地力踏查。我们准备先看“红部”，再去德都，3天返回。骑马去“红部”3个小时就到了。“红部”已不存在了，房子被老百姓拆了，只留下房框子。附近有个屯子叫李家花园，当时正在土改，找到了土改工作队。工作队听说我们是省委来的，非常热情地介绍了土改情况和周围荒地情况。
　　李家花园身后是三道岗，再往北叫三部落，东北方向是马子良岗，东边叫王家油房，南边叫王风林屯，西北是天得河，这些地方人口很少，荒地连片，估计有两万多垧，地上长的不是五花草就是榛柴，黑土有一两米深。我们在三道岗上查了一圈，荒地漫川漫岗。根据工作队的介绍和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分析了“红部”有五大优点。第一，荒地多而且连成片，大有作为；第二，土质好，黑土层深；第三，距北安25公里，离黄家店10公里多；第四，交通方便，荒地都在北安至德都的公路两边；第五，群众欢迎。土改工作队主动把地主一个院套分给我们。我同张志国商量，五大连池就不去看了，等开春再派人去。当天我们就返回北安。
　　天气转暖了。这年的夏天，我们派了两台链轨车到花园开荒，走北安至德都县的老道，约在三道岗的东头开始东西向插犁开荒。这年只开了四五十垧地。
　　办拖拉机手训练班
　　1947年冬，解放战争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作为解放战争的后力，为了支援战争，“粮草先行”显得更加重要。省委决定引进拖拉机，大面积开荒，扩大荒地面积，增加粮食生产。花园农场是黑龙江省发展机械化的重点，为迎接引进拖拉机，决定在花园农场办一期拖拉机手训练班。有的单位听说了也要求派人参加。黄一然对我说，一只羊也是赶，两只羊也是放，干脆咱们办全省性的，哪个单位派来的还回哪个单位去。选学员的条件是政治可靠，身体健康，有一定文化的青年。花园农场选送了20多名，加上各单位选送来的共计70名左右。
　　训练班的筹备任务交给了我。选了驾驶员李焕顺(伪满开过拖拉机，有一定文化)和曲师傅讲课。理论课主要由李焕顺讲，操作和修理课由曲师傅讲(曲师傅文化低)。我们拟定了一个训练计划。教具是兰斯拖拉机，以实物讲课，讲什么就把什么零件搬到讲堂上。当时拖拉机正在检修，选了1台较好的兰斯胶轮车给学员实习操作用。训练了一个多月，3月下旬结束。德都县萌芽乡师梁军参加了学习。她是训练班里唯一的女学员。训练班虽然时间短，学习简单，但起到引路的作用。后来，大部分学员都成了农垦机务战线上的骨干。
　　1947年冬天，省委机关的生产基地已发展到相当规模，借李家花园、的名字，定名为“花园机械农场”。此外还建一些农场，还有工业、运输业。为领导好这些生产单位，省委成立了生产科，调我任生产科长。农场为企业管理，劳动力也由机关工作人员义务劳动变为招收固定职工。那时农场的财务直接由生产队管理，农场没有设什么机构。行政工作由张志国负责，技术工作由曲守志负责。到8月份才正式任命张旭志为场长，谷学龄为副场长，张志国任管理员。
　　1949年春天，黑龙江和嫩江两省合并，省委决定机关搬到齐齐哈尔。花园农场交给了省农业厅管理。
　　　　　　　　　　　　　　(杨清海：现已离休，离休前任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副局长)
　　　　　　　　　　　　　　　　周 光 亚 二 三 事
　　　　　　　　　　　　　　　　　 　朱 龙 飞
　　1947年初，李富春同志在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要在我国建一个粮食工厂”，即建设一批现代化的机械化农场。根据这一指示，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在通北建设一个机械化农场，主要的任务是：培养干部，生产粮食，积累经验，示范农民。周光亚同志担任通北农场第一任场长，带领我们开发荒原，艰苦创业。
　　周光亚同志比我大五六岁，当时也就三十二、三岁，我们都称他老大哥。他中等身材，身体结实健壮，性格开朗刚毅，红脸膛，两道浓眉下一对明亮的大眼睛炯炯有神，露出一股英俊气息，一看便是个精明强干热心的人。俗话说；红白镜子的人，爽快，热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同生活，了解他不但对同志诚恳热忱，而且能书会画，还能唱一口好京戏。
　　1947年12月份，我从东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农场工作。周光亚同志比我们早几天 到达。一听说我们去报到，非常高兴，早早就在车站等候我们了。他在一一握手问候之后，就引我们进“办公室”。这是一座敌伪警备队的炮楼。窗户都用草塞着，黑洞洞的，室内除了用木板钉的一张桌子和一铺床，其它一无所有。但光亚同志却早有了“宏图大略”，等我们在各自的行李包上坐定，就兴奋地说：“这就好了，你们一来，队伍就扩大了。别看只有十二三个人，已是扩大了十二三倍了！”几句话一说，真把我们的劲鼓起来了。
　　第二天，周光亚同志信心十足地带领我们去踏查荒原。北大荒真名不虚传，广阔无垠。我们走在齐腰深的草丛里，脚下软绵绵的，光亚同志不时弯下腰，扒开积雪，抓一把黑油油的土，并且喜不自胜地赞叹着：这真是建农场的好地方呀！我们走走停停，也不知走了多远。光亚同志才郑重其事地说，这里可以开垦几十万亩地，可办个大型机械化农场，将来可为国家生产几亿斤粮食。北大荒是真正的米粮仓呀！……听他说着，我们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饥饿，直到天黑才摸回驻地，还得临时找老乡弄点吃的。
　　　　　　　　　　　　　　　　场　　长　　检　　讨
　　踏完荒原后，光亚同志指导我们拟定了建场规划，还培训了一批年青的拖拉机手。春暖冰融，地一开化，机械垦荒队就进点了。为了保证生活，光亚同志让我协助老红军战士廉享泰同志当食堂管理员工作。当时除个别聘请的技术员，全都实行供给制。按照伙食标准规定，每星期吃一餐肉菜。这年春播胜利结束了，老廉打算热烈庆祝一番，多加几个菜，把两次“改善生活”费集中到一次用。这件事有人向场长打小报告，说我贪掉了一次“改善生活”费。场长很生气，把我找去狠狠训了一顿，并且让我打背包回哈尔滨，自谋生活去。我当然满怀委屈，一时也说不明白。也许是廉享泰同志向场长承担责任了，场长才明白我并没有“贪”。于是召开了一次干部会，并特地通知我参加。我以为必定挨克，心里忐忑不安。万没想到，场长向大家说明了这次改善生活的全过程，并当众作了自我检讨，
　　说他偏听偏信，错怪了好同志。我一时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场长公开检讨，象一把万能的钥匙，启开了同志的心扉，场长真正成了团结的核心。
　　　　　　　　　　　　　　 老妈妈也要做贡献
　　建场初期，人员大都是招工来的，亲朋故友较多。周光亚同志的家也搬来了，还有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妈妈。按当时供给制规定，老妈妈属于公费赡养之例。但周光亚同志却说：“老年人也应做贡献，我妈身体好，还可做些力所能及的活。”于是，他动员妈妈帮助晒干菜，腌咸菜，无偿供给食堂；并且喂了三四十只小鸡，鸡产的蛋，老妈妈自己舍不得吃，都供给食堂改善生活。有时职工家属生孩子了，她就积存起来，专门送去“喜蛋”做庆贺。就这样，这位慈祥的场长老妈妈，也成了全场职工公认的好妈妈。
　　　　　　　　　　　　　　 为职工的婚事操心
　　农场初创时，男青年居多，全场几百号人中，只5个女青年，她们成了佼佼者，眼光 挺高，对一般小伙看不上。于是青年们编了个顺口溜：“北大荒，好地力，又有兔子又有狼，办起农场能打粮，就是缺少大姑娘。”周光亚同志也觉得是个大问题，女大当嫁，男大当婚，光棍汉怎么能扎根。
　　1948年，随着农场的进一步扩建，他专程到双城县去招工。招工时特地多要些女青年，一下招来40多名女青年，有计划地把她们安排到各个岗位上。又通过一二年时间，在共同生产和工作中，这40多名年轻姑娘，都和男青年结了对子。1950年10月1日，周光亚同志亲自主持了一次“草原婚礼”。婚礼上开水一桶，瓜子一堆，参加婚礼的人嗑着瓜子，喝着开水，互相鼓励要争当劳动模范，既欢快，又节约，而且富有意义。
　　我和周光亚同志共同在通北农场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他对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同志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处处表现了一位老八路的光荣传统，成了我的良师益友，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朱龙飞：现任赵光农场高级农艺师)
　　　　　　　　　　　　　　　　 我 和 周 光 亚
　　　　　　　　　　　　　　　　　　 刘　　英
　　　　　　　　　　　　　　　　 初 识 周 光 亚
　　1950年3月，我和小胖子林革同学从北京到北大荒来找梁军。因梁军被请到沈阳拍电 影去了，我们被人领到了东北农场管理局。在这儿我们呆了几天，从人们的谈话中我们了解到全国最早的农场是通北农场，第一任场长是周光亚。那里建场早，机械化程度高。我真想去这个场开铁牛。可听说场长周光亚是个脾气大、爱骂人的老兵，又打起怵来。这天吃晚饭时，在我们对面桌子坐的有两位穿着退了色军装的人，为开荒的事“吵”了起来。
　　我好奇地打量，两个人都象老兵，只是一个高挑，一个矮巴巴的。这两个人是谁呢?高个的是荣军农场场长丰年，矮个的就是通北农场场长周光亚。我深深地被周光亚那豪迈的气魄和他讲的科学道理所吸引，胆怯地问他：“我想上您那儿开拖拉机。”他大笑着对他的“论敌”说着，又回过头来问我：“你这个小不点，比桌子高不了多少，倒挺精灵的。你是从哪儿来的?几岁了?”我看到这位满面红光的中年人很和气，就大着胆子说：“我是从北京女三中来的，今年虚岁16了，是大人，不是小不点儿，我是来开拖拉机的……”哈哈……又是一阵笑声，过后周场长严肃起来：“噢，是北京来的。好1这两个女娃我带了。你们不怕苦吗?”我俩齐声说：“怕苦还不来了哪！”他说：“好！有点志气，明天就跟我去通北。”又诙谐地说：“冻掉了鼻子可不包赔啊！”
　　第二天我们就跟着老场长上路了。这就是我最初认识的周光亚同志。
　　　　　　　　　　　　　　　　　　 填　　“沟”
　　通北农场虽然建场2年多了，可因为女同志少，还没来得及盖女宿舍。我们到了农场，住在一个矮小的地棚子里，黑洞洞的，只靠一扇小窗的亮光是不够的，只好大白天在屋中央点了一盏小油灯。中队长耿德把我们领进这屋中墙角处的空位子上。炕上坐满了来自黑龙江几个县份的姑娘，一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女孩，用篦子正在从头往下刮虱子，她对我说： “哎！你们就挨着我睡吧。”小胖子林革把行李放到了靠墙边的地方，我只得挨着刮虱子的女伴，我吓得叫了起来：“唉呀可别咬我啊！”小胖子怕那女孩见怪，悄悄地拽了我一把，挺大方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是来受考验的。”然后她就上炕去打开行李。在铺褥时，她偷偷地把我的褥子和那个女伴之间隔了一个大缝，算是解决爬虱子的办法。
　　第二天起床洗脸，我见到又一个女伴拿走了我的脸盆，我又尖声叫了起来：“唉呀，谁拿了我的脸盆?讲卫生嘛，用自己的，不要乱动！”女伴指了指别人正在用的一个瓦盆说：“呶，就这么一个。”真泄气，来了不到两天惹了这么多气。这儿又没有炮火连天，有什么值得考验的，真想回北京了。我的心绪不好，话也没了，吃饭时端着一个苞米粘子碗，光瞧着不往嘴里吃……。回到小屋，我一头躺下，没想到周场长来了，一进门就亮着嗓子喊：“我的小不点呢?”我一下子就坐了起来。场长坐到我的旁边，左看右看大笑了起来：“哈哈……我们的小不点尿炕啊！”我红着脸争辩说：“我才不尿炕哪!”场长说：“那为什么要留这么大的流水沟呢?来，我们把这个沟填平。”说着就叫我旁边的女伴把我的褥子铺开，又对我说：“不要紧，让革命虫咬咬你就结实了。”
　　　　　　　　　　　　　　　　 让她们在开荒中摔打
　　大开荒开始了，周场长决定把我们女同志都分配到拖拉机上去，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要她们在开荒中摔打”。北大荒的春天，夜里还是寒冷的。我们住的帐篷是单层的，早晨醒来每人被子上都是一层厚厚的白霜。夏日来临以后，又被太阳烤的象个蒸笼，大草原的蚊子，小咬；黑压压的一片，我被咬得满身都是大包，病倒了，躺在帐篷里。周场长来了问我： “小不点，苦不苦啊?能坚持吗?”我坦白地说：“真苦啊!水喝不上，晚上咬的睡不着觉，白天热的象烤箱，咱们若是安个纱窗该多好啊！”我还建议场长建个浴池给我们洗澡。场长笑了，说：“小不点啊，咱们今天这么苦就是为了把这些亘古草原耕翻过来，将来在这块黑油油的土地上，不但要建浴池，还要盖大工厂，盖俱乐部，修铁路，建学校，安电灯、电话，还要把这儿建成大粮仓，农业城哪!……哎！小不点，你爱不爱这里的黑油油的大荒原啊?”我说：“爱呀！”说着，我就给周场长念起了自己编的顺口溜：“嘿，开起我的大铁牛，耕起土地黑油油。为了建设新中国，艰苦困难一边丢。秋后打上万吨粮，大红捷报北京邮。”周场长听昔又朗声大笑起来说：“我还以为小不点让蚊虫、小咬给咬倒了，要打退堂鼓了，没想到小不点还要给毛主席送捷报哪!”
　　几天以后，《人民日报》记者田流到通北农场访问，还把我写到访问记里呢。在开荒的日子里，我就是靠着“为了新中国”，把北大荒变成“北大仓”这个伟大理想战胜了重重困难的。尽管我在草原上的日日夜夜，身上长满了虱子，可我已不把它当成一回事了。伟大的理想鼓舞我，丰收的小麦使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一辈子战斗在北大荒
　　1950年的秋收开始了。朝鲜战争爆发，身强力壮的男同志大部分都到朝鲜前线去抗美 援朝了。场里只剩下一些体弱的男同志和我们女伙伴。中秋节，北大荒下了一场大雪，我们白天抢收大豆，夜里住帐篷常常冻醒。有的人经受不了这严竣的考验，偷偷地当了逃兵。为了把大豆抢收回来，场部召开了誓师大会，会上周场长说：“我们年轻的新中国需要粮食，抗美援朝需要粮食，我们有没有决心战胜困难，坚守岗位，把粮食收回来呀?”说到这儿他把期待的目光转向了我们女拖拉机手。我跳上了讲台说：“为了新中国，为了支援朝鲜兄弟，把北大荒建成北大仓，我16岁在北大荒，我26、36、46、56……86，只要不死就一直战斗在北大荒，一定要坚守岗位打下粮食1”周场长高兴极了，快步走过来，对着到会的同志们说：“小不点向你们挑战了，有没有勇气应战啊?”口号声，欢呼声，响成一片。大会结束后，我们日夜奋战在大豆地里，在上大冻前把大豆全部抢收了回来。
　　30多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已由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长成壮年。周光亚等老一辈拓荒者的形象，总是在鼓舞我去战胜困难，勇往直前。
　　　　　　　　　　　　　　　　　　　　　　 (刘瑛：现任友谊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在勘查荒原的日子里
　　　　　　　　　　　　　　　 王 守 廷
　　1949年7月，东北军区政治部青年干部教导第一团，接到军区政治部的命令，立即到密山县勘荒建场。出发前团领导为使干部们增加建农场的知识，组织全团干部到宁安农场参观。参观后组织荒原勘测小组，组长张革，副组长王守廷，组员8人，在团政委房定辰领导下，于7月末奔赴密山。到密山杨木岗区后，因为荒原距区政府有十余里，每天勘查完了不能回区上住，怕影响进度，必须在荒原边上有水源的地方搭草窝棚睡觉。按着房政委的安排，我们到区上第三天就到现场了。分3个小组，一个组搭棚子，一个组在附近搞踏查，一个组进行荒原范围的查看。我随着房政委和警卫员厉德福搞远查，查看地形、地貌、土质、植被等。房政委身体不好，每天仍坚持踏查荒原，上午有露水，裤子经常是湿的，露水下去了，草塘还有许多锅底坑，不论大小坑都有水，有时躲也躲不开，只好通过，因而脚和鞋子都湿了。由于路途远一些，加之荒草甸了，深一脚浅一脚的不好走，有一天，政委由于过度疲劳， 走到半路就走不动了，汗一直从头上流下来。我问政委怎么样?政委说不碍事，咱们继续走!警卫员厉德福同志说：“政委，看您身体虚弱，脸色不好，不能再走了。”政委坐了下来，我让厉德福照顾政委，我到老乡屯去借马。政委说：“不要紧，我能走，不要去借，况且老乡屯离我们这么远呢！”我说：“不能再走啦!再走就更虚脱了”。
　　我到老乡屯后，找到村干部说明来意，村干部很支持，很快帮我们借了一匹马，并跟来一个人，一直把房政委送到区政府。经过治疗，房政委很快恢复了健康。勘荒的草窝棚搭好了，房政委坚持要搬到草棚去住，我们大家不同意，因为政委虽然好了，而身体还很虚弱。由于大家坚持，政委只好住在杨木岗政府。但每天都从杨木岗到现场指导，他是大学生，知识很丰富，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大家都很敬重他。
　　有一天房政委看我们都没有烟吸，他就将自己的保健费拿出来，全部买烟丝分给大家，他自己也不买盒烟了，每天也买烟丝卷着吸或用烟斗吸，这件事把我们全组人员感动得热泪盈眶。政委的艰苦朴素作风，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1949年9月中旬，接到东北军区政治部来电指示，叫我们去北安地区垦荒建场。接到指示后，房政委给我们开会说，这次去北安勘查荒地由麻副政委带队去，他要开会去，开完会再去。我们做了简单的准备，于9月20日由牡丹江出发，22日到达北安，立即与县政府联系，说明来北安垦荒建场事宜。政府领导很支持，并给我们介绍二井子以北的荒原情况，同时还说明二龙山屯还有大片荒地。当时张革同志和大家商量一下，决定第一站到二龙山屯。政府给我们派两辆马车拉东西。这里人烟稀少，有一望无边的草原和丘陵岗地，大部分是“五花草”塘。因为路不好走，北安距二龙山只有30公里，走了一天才到。二龙山屯的负责人对我们来开荒建场非常欢迎，给我们安排了住处。当时二龙山屯只有十余户人家，对当地荒原情况非常了解，我们访问了他们，老乡说：“这地方伪满是开拓团，东边有个红部，是开拓团的团部，北边、南山都有部落，西边有大莲寺，也有大片荒原。我们防问之后，商量决定，勘查路线从东往西，然后向北，向南。到二龙山的第三天我们又背起了行装，雇用老乡的马，驮着粮食，向红部进军。当时二龙山屯往东没有桥，得找浅水地方用马驮粮过河。到红部发现还有一栋破房子，里面住着一个种地的老头，经过和老乡商量，给我们腾出一间房子。我们放下背包，分头打扫屋子、打草、晒草、搭床，并砍柞木杆，做了两个桌架(放绘图板)。到红部第三天，我们全面搞一次踏查，分两个小组，一个组往东，一个组往西。第四天一个组往南，一个组往北。仅用两天时间将东部约3000垧地粗查一遍，了解了边缘四至。初步印象是：草高1.0～1.5米，距10米对面看不见 人，土质较好，黑土层较深，一般25～40厘米。9月10日已下霜，草叶枯黄。叶片象刀子一样，踏查一天衣眼被草划白了。早上10点钟前干草叶上浓浓的铺上一层白霜，到12时才能化尽，鞋子每天湿着，每天虽然累一些，但看到这块肥美土地，心里还是乐滋滋的。
　　到红部的第五天，即10月1日，勘测工作正式开始了。当时没有广播，也看不到报纸，后来才知道，这天正是新中国诞生的一天。经过同志们的艰苦努力，克服了许多困难，如缺盐、缺菜，寒风侵袭等，无论什么困难都没有吓倒我们。10月8日麻副政委来勘查现场，给我们带来报纸和粮食，使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得到极大的安慰。因而更加充满信心，加倍努力。到1949年11月中旬，完成了东片3000垧地的勘查测绘任务。
　　　　　　　　　　　　 回忆通北农场建场初期的畜牧业
　　　　　　　　　　　　　　　　　　 吴 显 生
　　1950年2月20日，我由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国营农场管理处调到通北农场，接替樊悦行，在作业科担任畜牧兽医技术员工作。我到农场后，周光亚场长正式确定，农场除种地外，从今年开始发展畜牧业，并决定在场部地区集中饲养。在作业科领导下成立一个畜牧生产组，建立一个兽医所和四种畜禽饲养班。我一身三职：作业科畜牧技术员：畜牧生产组组长、兽医所主治兽医。当时养马班长是丁长森，养猪班长是平野太郎，养羊的是清水健一，养鸡的是周场长的母亲，病马饲养员兼兽医助手是官田稔二，当时饲养员中日本人是主力，但我们配合得很协调。
　　第一项工作是兴建畜禽舍。1950年5月至9月，在以现在赵光农场招待所地址为中心，约8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建起一个养猪场，3栋猪舍，一栋调料室，计1200平方米；一栋马舍400平方米：一栋羊舍300平方米；一栋鸡舍300平方米。畜舍全是拉合辫加大泥的结构。畜舍建成后，我领着饲养员建运动场，钉猪栏，起早贪黑忙了一个多月才完工，10月末，猪、羊、鸡迁入新舍。
　　1950年，为了扩大养猪，从当地老乡手里购买28头带仔母猪，品种都是当地民猪。当年还从哈尔滨东北农学院试验农场购进两头哈白公猪。饲料的品种主要是稷子和豆瓣子，用大锅煮熟喂。猪调料室有3口大锅，里屋有一铺炕，平野和隋喜住在这里，晚上打水、煮料，白天喂猪，夏天还得抽时间放猪，两人养120多头猪，昼夜都没闲工夫。猪群扩大了，仔猪死亡很突出。特别是冬产仔冻死许多。为解决这个问题，平野做了个棉被兜，把产下来的仔猪装在兜内，拿到炕头上，等毛干后再送回吃奶。这个办法虽然解决点问题，但在严冬零下30多度简易猪舍内，产后的仔猪还是不免一死。紧接着我们研究了建造母猪产房，把简易猪舍一头隔出了两间，在屋里架起大锅，用开水和泥抹冻墙，把四壁抹得严严实实，屋内烧上火炉子。母猪产仔前平野住在这里值班，一直到产后20天才离开，效果很好。产后冻死仔猪问题解决了，保证了冬产仔猪成活。1950年末，猪存栏数达到260头，其中成年母猪45头，大小肥猪100多头，满足了场内猪肉自给，为通北农场养猪业打下了基础。
　　建场初期，农场主要运输力是马车。为了扩大养马，满足农场运输力的需要，1950年我先后两次由五福马牧场接运回第四野战军退役军马98匹，当年养马达到210匹。当时养马最大的难题是趴窝病，尤其是繁殖母马产后趴窝死亡严重。1949年通北农场产驹母马18匹，产后母马趴窝，母、仔死亡16匹。我来农场后，周光亚场长对我说：“母马一下驹，就趴下起不来，马驹没得着，还把大马搭上了，你想办法把它治好”。我当时感到十分为难，每天围着马转，和大车老板，饲养员研究解决办法。在没有好办法的情况下，大家想出一条措施，控制母马配种，去势公马，不让母马产驹。这个办法虽暂时解决了母马趴窝死亡问题，但母马不繁殖，马群不能扩大也不行。我到各地找老师求教，到通北、克山、拜泉等县找老兽医，老养马户访问对比，肯定一个问题是由于饲料成分缺钙，造成母马趴窝。另一个诱因是农场养马喂精料过多(当时一般是精料管够，每头每天都在10斤以上)，特别是豆饼喂的过多(一般头日8斤以上)，青月料太少(常年不放牧，不喂青草)。基于这个调查所得，从1952年开始，减少马的精料量。冬季加喂含钙量较高的豆皮子。夏季加喂青草，役马实行夜放。用这个办法，1954年通北农场8号母马繁殖群14匹母马全产全活，杜绝了趴窝病，开辟了母马繁殖的新途径，通北农场从此母马开始正常繁殖。
　　1950年通北农场还养有一群绵羊计120多只，一群本地鸡90多只，两头朝鲜种牛。
　　建场初期由于对马匹饲养使役不合理，发病率很高，兽医治疗工作总是很忙，经常深夜发生马疝痛病，连夜抢治。为了有效治疗病马，在兽医所内设一个病马厩，住院病马常年都在10匹左右。病马饲养员兼兽医助手富田稔二，除饲养和运动病马外，协助我打针投药。马因得趴窝病骨质疏松并变型，愈后多不良。1954年以后马匹饲养、使役得到改善，发病率降低，以后随着养猪业大发展，农场兽医工作重点转向猎病方面。
　　　　　　　　　　　　　　　　 难 忘 的 年 代
　　　　　　　　　　　　　　　　　　 一一回忆格球山劳改农场的建立
　　　　　　　　　　　　　　　　　　 王 学 曾
　　1955年春，因关内几个大城市和东南沿海等地犯人增加，国家公安部和黑龙江省公安厅决定在黑龙江省北安，嫩江一带建立劳改农场群。当年8月，我在哈尔滨接受任务，被任命为格球山劳改农场场长。当时上级给我们拨3万元人民币，4顶帐篷，分配来9名干部，1个武装排。我们在哈尔滨买了炊具等，就到嫩江进行探场准备工作。10月12日，我们雇了1辆两匹马的草上飞木轮大车、1个车老板、1个打井工人、2个测量员，从嫩江向格球山方向出发。
　　当时的格球山一带是一望无际的大荒原，探场时是阴雨连绵的秋季，道很难走，我们只好时进时退。马拉着车，因为路不好走，有时还得人拉马。马车在前边压出辙印，就算是道路。9月15日，我们终于到达现格球山农场场部这个地方。返回嫩江时，我们迷失了方向，人没有吃的，马没有喂的，马车也扔了，人牵着马走。一块喂马的豆饼，人和马啃了一天多。后来找到老乡屯，才弄点吃的又往前赶路。
　　9月中下旬，一部分干部和武装排押着部分犯人向格球山出发，20多天的时间，才全部到达格球山。在荒原上架起了帐篷，人、马都用大泡子里的水。东北沦陷时，抗联部队曾在这里打击日寇。我们在林子里发现一部电台，犯人劳动时在石砾子里发现不少枪支，有长枪、短枪、钢盔、马镫等。据抗联王军同志讲，这些枪是抗联在一次战斗撤退时埋的。
　　刚建场时，干部来自四面八方，人员比较精干，大家都想着党和人民的事业，不计较个人得失，都肯吃苦。当时没有公路，生产、生活物资都靠人背肩扛往场里运。吃的是高粱米、苞米楂子、菜是冻倭瓜、冻萝卜。开荒时，四五十人拉一张犁，干部和犯人都拉犁。送粮时，马车昼夜不停地送，干部亲自押车送粮。许多同志身体不好，也跟着送粮。1955年格球山农场的小队长陈官，一次外出从嫩江回来，在中转站没坐上车，就步行往场部走。那天是个风雪天，他走到南林子就冻得不能动了。场里知道后，立即派人派车把他拉回来，可是已经晚了，陈官同志为劳改事业的创建献出了生命。
　　劳改农场既要改造犯人，又要进行农业生产，任务是繁重的，干部是很辛苦的。看到现在农场发展起来了，老一代拓荒战士和劳改工作者感到欣慰，年青的同志也应该记住创业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