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扶贫开发第一节 贫困农场 第一节 贫困农场
一、概况
北安分局经过四次较大变化，自1986年开始稳定下来。分局所属14个农场由于各自隶属关系、办场方针不同，长期沉淀的深层次矛盾，在深化改革和经济转轨过程中暴露出来。大部分农场基础差，底子薄，自然条件恶劣，经营管理水平低，以致长期亏损，包袱沉重，处于极度贫困状态。
黑龙江省农场总局根据垦区实际情况，于1986年 3月，确定了全垦区23个农场为贫困农场，对他们进行政策扶持。按照省农场总局确定划分贫困农场的标准，北安管局有锦河、红色边疆、逊克、龙门、襄河、龙镇、引龙河、尾山、长水河 9个农场列入总局贫困农场行例，占北安管局14个农场的近2/3。
北安管局贫困农场，从“七五”期间由农场总局提供资金和政策进行扶持，到“八五”期间开始纳入国家扶贫序列，由国家提供资金和政策进行扶持。这期间尾山农场于1992年脱贫，建设农场新列入到贫困农场行例，全管局贫困农场仍然是9个农场。据1988年统计，9个贫困农场的自然资源土地、耕地、林地、草地、水面分别占全管局的77.4%、62.2%、78.4%、64.3%、69.6%，人口、职工人数占全管局的近 50%，而社会总产值和粮豆总产量仅占全管局的38.5%和48.2%，9个贫困农场累计经营亏损占全管局亏损额的 68.9%。这些数据表明，贫困农场的经营效果，直接影响着全管局的前途命运。
二、贫困程度
1989年4～6月，北安管局对所辖 9个贫困农场逐个进行了考查，并对未列入贫困农场的建设、格球山农场作了对比调查。按照确定贫困农场程度的 6项衡量指标：人均负债额、亩均负债额、单位固定资产净值、人均占有固定资产净值、亩均占有固定资产净值、人均纯收入，对各贫困农场的贫困程度进行科学计算并进行排序，结果依次为：龙门、襄河、建设、龙镇、引龙河、长水河、尾山、逊克、锦河、红色边疆农场。
排序结果表明龙门农场最贫困，红色边疆农场相对较好，而建设农场实质是一个十分贫穷但未被列入贫困农场序列的贫困农场。这些农场的贫困成因，大体上可以归纳为自然型贫困和经营型贫困两大类。龙门、锦河农场属自然型贫困，龙镇、建设农场属于经营型贫困，其余 6个农场介乎于两种类型之间。
贫困农场的贫困表现之一，是陈欠及债务负担沉重。“七五”前 3年，贫困农场加强基础建设，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达 782.4万元，客观上抑制了部分农场的贫困化趋势，也为今后脱贫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9个贫困农场仍未摆脱极度贫困的状态。
据1988年统计，9个贫困农场的债务总额达22 926.2万元，占全管局债务总额的48.9%，应偿还债务利息 1 838.8万元。沉重的债务，使贫困农场资不抵债，而且大大超过了各农场的资产净值总额，实际是个“空壳”场。农场无力偿还当年借款本息，每年都有部分利息转为陈贷遭到加息的处罚，长水河、引龙河、龙镇、逊克农场在当时被银行宣布为“不信任户”，停止贷款。
贫困表现之二，是贫困农场职工平均收入较低且很不稳定。龙镇农场1988年平均月收入200元以下的户共有845户，占全场总户数的27%；其中是属于老、弱、病、残性贫困户 134户，占全场总户数的4.2%。贫困农场的行政、事业单位和一些工副业普遍欠发工资。龙镇农场1988年全场欠发工资253万元；引龙河农场欠发工资190万元，还欠家庭农场兑现款、离退休人员福利基金等。龙镇农场自1985～1988年，已有270多家挂账户长期离场不归，襄河农场有2万多亩耕地（占耕地总数17%）由于交不起押金而拒绝承包，职工种地积极性普遍下降。
贫困表现之三，是贫困农场的医疗、卫生、教育、住房条件普遍较差。到1988年底，襄河农场只有8张简单病床，25%的居民点仍吃地表水，大骨节病发病率为人口总数的20.4‰。由于贫困农场教学条件差，无力自补教育经费，骨干教师外流严重。襄河农场1983～1988年，有87%的中学教师、 64%的小学教师调出。贫困农场的教师合格率和达标率普遍下降，而学生的辍学率却不断上升。贫困农场的危房普遍在10%左右，到1989年，龙门农场还有239户（占全场总户数的 17%）仍住在后墙仅一米高简易猪舍的坯棚里，锦河农场的职工住房是秸秆和泥的草房，群众形容住这种危房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管局贫困农场基本情况统计表
（1998年） 表3-56
分局贫困农场基本情况统计表
（1998年） 表3-57
贫困农场各项评价指标一览表 表3-58 单位：元
三、贫困原因
北安管局贫困农场的形成有多方面原因，既有自身原因又有历史原因，也有加剧其贫困的社会、政策方面的原因。
（一）自身的现实和历史原因
1、 基础差、底子薄弱。贫困农场累计投资水平低，农田基本建设和各项基础设施过于薄弱，是这些贫困农场长期农业亏损，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基本原因。北安管局在“七五”初期平均亩投资水平为71.21元，其中原劳改系统的6个贫困农场亩投资为 61.72元，有的低于50元，这与当时黑龙江垦区亩投资水平100元相比差距很大。
北安管局贫困农场自建场以来到1988年底，农业总投资 11 660.43万元，其中，1983年按播种面积计算，亩均投资43.59元；1988年按播种面积计算，亩投资51.62元。可见亩投资水平过低，是造成农场底子薄、基础差的主要原因。其具体表现为：
（1） 农田工程不配套。由此导致低产田面积大，综合抗灾能力差，单产不高，总产不稳，农业产值波动大。
（2） 耕地规模萎缩。9个贫困农场历史上总播种面积曾达到过261.8万亩，到1989年实播面积只有152.14万亩，减少了109.66万亩，耕地萎缩了41.9%。
（3） 机械陈旧、超期服役。据1988年统计，北安管局9个贫困农场共有拖拉机1 952台，占全管局总数的60.3%；联合收获机815台，占全管局总数的57.7%；载重汽车998台，占全管局总数的 41.7%。这些农业机械大部分为50年代的老产品，功率小、耗油多、效率低、性能差、技术落后、修理费用高。超期使用拖拉机比重为30.4%，收获机为21.6%。贫困农场资金极度紧张，家庭农场没有积累能力，不但不能实施设备更新，而且无力维持原有的简单再生产水平。机械状态恶化，造成标准作业差，油料工时浪费，贻误农时，就是丰产也难以丰收。
此外，粮食处理储存设备、道路桥涵、通讯设施都比较薄弱。 9个贫困农场仅有尾山农场建了一座日处理400吨的粮食处理中心，其它8个农场都是靠自然凉晒。由于晒场不足，储存容积小，经常影响小麦的收期，粮食降质、霉烂损失。通讯设备简陋，生产指挥不便，红色边疆农场仍然使用伪满时期的电话线路，由于设备老化，通讯毫无保障。公路破旧，交通不便，逊克农场50%的生产队一下雨就不能通车。
管局贫困农场机械装备状况一览表 表3-59
2、自然条件差、级差损失大：北安分局9个贫困农场由于受地理条件限制，自然生产力低，级差损失大。
（1）土质状况差。1988年，9个贫困农场耕地面积209.78万亩，占当时全管局耕地面积的52.6% ，其中，坡地、漫岗地、低洼地占多数，平整耕地面积很少。丘陵、漫岗地水土流失严重，低洼地易受洪涝威胁。锦河农场土质条件最差，耕层浅、石头多，全场只有山下 3个生产队的2.5万亩耕地土质比较好一些，其余耕地全都在山上，其中碎石量大的地将近7万亩，这些耕地20厘米耕层内石块最高达每平方米 810块；破皮黄地有10余万亩，这部分土地透水性极差，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平均每年流失地表土1厘米左右，30年来平均单产只有53.9公斤/亩。
（2）气候状况恶劣。9个贫困农场受灾机率高，自身又缺乏抗灾能力，由此造成的损失是惊人的。引龙河农场1986～1988年，由于受旱、涝灾害，小麦减产造成损失达1 015万元。1988年小麦从4月10日开播，到6月12日才结束，由于涝灾，推迟播期长达一个半月，只完成总播种面积的70%，其中有40%没播在高产期，当年小麦亩产只有56.4公斤，仅够种子口粮。龙门农场地势最高、气温最低、无霜期最短、积温最少，被人们称为垦区“四最”农场。建场31年，仅有4年无灾，27年中农作物在生长和收获期间出现涝、霜、风、冻灾害，其中涝灾占 87.1%,，无霜期多年平均在95～97天，最短的1976年只有62天，1987年只有71天。1986年北安地区连续发生四次五级以上地震，震中均在 3个贫困农场——龙镇、襄河、引龙河之间，地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4 340万元。
（3）运输距离长。锦河、红色边疆、逊克3个贫困农场的生产资料运进，产品的运出与其他农场相比要增加一大笔支出。“七五”初期，锦河、逊克两农场每年的级差补贴运输费比铁路沿线农场要多支出200万元以上，红色边疆农场要多支出 112万元左右。这3个农场的地区津贴、边疆补贴、价格补贴等，又比内地农场高出很多。
3、 经营管理水平低。农业种植结构单一，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弱，科学管理水平低，良种繁育体系、合理轮作制度、标准化作业等科学措施推广应用较差，在种管收诸环节中管理粗放，造成很大损失浪费。作业成本高、管理费用大，产量低，经济效益很差。工业在“七五”初期，商品性工业比重很小，普遍存在着“无龙头工业、无队办工业、无定型产品”的“三无”状态，工业项目可行性论证不充分，设备、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产品积压，资金周转慢。
4、体制多变。9个贫困农场建场以来都经历了多次隶属关系的较大变动，每次变动都加剧了贫困化趋势。一是经营方针改变，造成经济损失。9个贫困农场中有6个农场是50年代初期组建的劳改农场，办场宗旨是“改造第一、生产第二”，长期经营管理粗放，生产水平低下，经营亏损严重。1976～1984年，这些农场脱离劳改系统，变成国营农场，办场方针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重点，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经济形势逐步好转，1980年曾实现场场盈利，摘掉了多年亏损的帽子。1984～1986年，这 6个农场再次划归劳改系统。这一出一进两次大变更共亏损11 079.7万元，场均亏损2 000多万元。仅移交过程中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868.2万元，其中建筑监舍投资缺口及维修监舍超支171.5万元，劳改业务费超支551.1万元，购入劳改服装费16.4万元，劳改点撤点费57.2万元。二是减少了计划内投资。 6个贫困农场，由于隶属关系变更，原来省农场总局和省劳改局已分别决定的投资项目均被取消，6个农场共减少投资199.3万元，其中省农场总局少投资16.9万元，劳改局少投资 182.4万元。长水河农场计划要建的西大桥和日处理5吨鲜奶乳品厂、铁路专用线建设，均因体制变更而告吹。
（二）政策和社会原因
1、 资金政策。1985年开始，国家实行基建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的办法，即“拨改贷”政策，这给贫困农场带来一些消极的后果。一是这一政策对贫困农场实施过早，堵死了通过“增加农业投入”这一条国家扶贫的根本出路；二是所获“拨改贷”资金过少。拨改贷之前，基本上每年都有国拨基建投资。长水河农场1985年获国拨基建投资75万元，而1986～1988年3年总计贷款只有76万元，定项购买半链轨、精量点播机和烘干塔设备。龙门农场1980～1984年预算内基建拨款共计167.9万元，年均拨款 33.58万元，1985年划归劳改系统加之改为银行拨改贷，这一年拨款为0；1986～1988年拨改贷共计27.5万元，年均贷款9.2万元，为以前每年平均拨款的 30%。另外，流动资金有偿占用，不但普遍增加了贫困农场负担，而且流动资金核定不足（按照1980年核定金额，整个北安管局少核9 600万元），而且计息过高 （银行流动资金利息率1986年为6.6‰，1988年为9.75‰，1989年为12.29‰，三年期间上涨了 86.1%；对逾期、定额外挤占挪用贷款银行还要增加30～100%的罚息），农贷困难（择优投放原则）。
2、 产品政策。国家对农业主产品的基本政策是实行合同定购制。由于合同指标过高，粮价偏低，贫困农场赔钱种地，补贴交粮。
3、社会性政策。社会负担过重。一是教育经费补贴负担，9个贫困农场1980年教育经费实际支出182.29万元，其中上级拨款145.4万元，企业补贴36.89万元，企业补贴为实际支出的20.3%。1989年实际支出增加到578.63万元，其中上级拨款 289.83万元，企业补贴288.8万元，企业补贴为实际支出的49.9%，教育经费补贴的比重由1∶0.25上升到1∶1，实际支出增加了396.34万元，增长了21.7%；贫困农场补贴增加251.91万元，增长了68.3%。二是安置复转官兵和劳改就业人员负担，1989年北安管局9个贫困农场共有劳改就业人员5 509人，补贴经费为 393.5万元；共有复转官兵1 392人，补贴经费为172.1万元。两项补贴计 565.6万元，占全管局补贴费用的80%；两项支出计821.7万元，负担可见之重。三是公检法经费补贴，全管局每年需要补贴的最低标准是60万元，其中9个贫困农场补贴占近40万元。
4、 地区性经济政策。9个贫困农场分布在黑河地区5个市县境内，在当时农场内政府职能不具备的情况下，受着一些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政策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养路费收缴重复、税种过多，政策的随意性和论亲疏厚薄等方面影响，给农场增加了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