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运动


　　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1966年5月12日，“社教”工作队刚刚撤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尚未全部结束，农场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开始了。6月21日，农场成立了由党委书记孙青山、副书记牛贵彬、政治处主任张贵子组成的农场三人“文革”领导小组，组织群众听广播、批判“三家村”。
　　农场受“文化大革命”运动影响最早的是文教系统。7月，爱辉县委举办全县中小学教师暑期集训班。农场教师由牛贵彬和满族乡乡长洪善庆带队，参加了集训班，历时68天。在学习班中，农场教师吴盛茂、吴良刚和罗玉斌被划为黑五类而游街批斗。农场教师在学习班中成立了“农场共产主义”群众组织，学习班结束时即解散。
　　11月初，红色边疆农场中学成立“红卫兵”组织，场内开始出现戴造反组织红袖标的学生。月底，中学首批12名学生由老师带领去北京串联，同全国红卫兵一起受到毛泽东主席的第八，次接见。12月20口，第二批18名中学师生徒步去北京串联。年底，中学学生成立了红卫兵造反总部。
　　二、群众团体的形成、夺权与解体
　　1967年1月5日，农场机关干部仿效外地首先成立了“风雷造反团”。他们臂戴红袖标，印发造反宣言，于是，一夜之间，场部所在地小五家子屯的工交，基建、试验站、园艺队等单位的职工很快地联合起来成立了“红色造反团”，由各单位出1名代表参加造反团核心组工作。至8日，各生产队也陆续成立了造反组织。这期间共成立群众造反组织16个，人数最多的300多人，最少的仅1人。这些组织都自诩最正确、最革命，争相传抄、翻印外地小报的各种消息。
　　1月下旬，春节前的一天晚上，“风雷造反团”在机关小食堂召开了批判农场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大会，农场领导孙青山、赵福、张贵子、王兆玉、刘文、牛贵彬、张喜魁等7人挨了批判，并给他们戴了高帽，从而开了戴高帽先例。这次斗争会被闻讯赶来的“红色造反团”冲散。
　　在上海“一月风暴”和黑河镇1月25日开始的夺权之风影响下，春节后从黑河返回农场的一个“风雷造反团”头头介绍了黑河镇夺权的形势。于是，“风雷造反团”于2月联合了一部分生产队的造反组织夺了农场领导权，成立了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只结合了转业干部场领导，其余领导都靠边站，从而导致了农场正常领导活动的停止。此后，部分生产队也仿效着夺了生产队的权。夺权后，以“风雷造反团”为核心，成立了“联合总部”，全场群众造反组织实现了形式上的大联合。同月，“联合总部”在2队(大五家子屯)召开了全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部分农场领导被批斗，各生产队也都有1名队领导陪斗。会上，批判了农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后，给批斗对象戴上高帽在大、小五家子两屯游了街。
　　3月，农场传达了中央2月21日关于生产建设兵团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的通知和省3月兵团会议精神，农场2个多月的群众“造反”活动即行停止，群众组织也自动解散。
　　三、清理阶级队伍，“深挖”扩大化
　　1968年4月23日，根据黑河地区召开的“清队”会议精神，农场成立了深挖办公室。24日，召开了深挖“三特一叛”动员大会。从此，全场性的清理阶级队伍、深挖“三特一叛”运动开始了。5月4日，由深挖办公室负责人主持召开了对敌斗争联合进攻预备会。会上，根据莫须有的4月30日晚“大阳河口进来一只(苏联)船”的情况，深挖办负责人就认为“肯定是苏联运送武器的，准备利用‘五一’放假期间搞暴动”、“它和苏修在新疆伊犁搞的事件是一样的”。从而会议肯定了5月1日特务暴动的看法，制造了这次运动中农场的第一个大冤案“‘五一’暴动案”。两次会议后，全场清队运动迅速展开，各单位开始大抓“三特一叛”(国民党、日伪、苏修特务，叛徒)。5月1日抓了所谓“苏特头目”洪善庆，3日，抓了所谓“苏特参谋长”黑龙江省模范乡邮员刘长义，到10日，仅7天，就抓了所谓“苏特”61人。同期，原独立三营(现三分场)也开展了大抓苏特运动，仅8日至28日，就制造了“裴氏苏修小集团”、“吴家堡特嫌”、“‘六一’特嫌”(又名“青赤特务组织”)等3起冤案。
　　组建兵团三团后，三团现役军人政委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对一个只有1千多户居民的三团，认为好人极少，扬言全团“只有一户半贫农”。他亲自组织对有历史问题的人及知情人办各类学习班。7月，对历史上早已有结沦的所谓“大五家子集体叛变案”和“东岗子叛变案”重新拿出，重新审讯调查，重新定案，使多人蒙冤。
　　在“清队”中，大搞扩大化，大搞逼、供、信。很多人被打成“苏修特务”、“历史反革命”、“叛徒”，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多达357人，其中非正常死亡29人。运动中制造了6起冤假错案。
　　四、“一打三反”运动
　　1970年2月，中共中央就严厉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连续发出三个文件。三团2月份传达了三个文件，部署了“一打三反”运动。运动中进行了大揭发、大检举、大清查。对查出经济问题的人，无力偿还的，用缝纫机、收音机等作价退赔。7月25日，三团党委公布了对9名干部职工的处分，这9人分别定罪为奸污犯、盗窃犯、贪污犯、现行破坏。这场运动断断续续进行到1971年底。
　　五、“批林批孔”和评《水浒》
　　1974年2月，“四人帮”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三团团部开办了“批林批孔”学习班，层层训练骨干。全团从机关到生产队纷纷利用大字块、黑板报、开批判会“摆开批林批孔的战场”，大讲“儒法斗争史”，搞忆苦思甜活动，吃忆苦饭、唱忆苦歌，批判“克已复礼”，又把《三字经》、《女儿经》拿出来逐字逐句加以批判。“批林批孔”运动至年底结束。1975年9月至11月，又开展所谓评《水浒》运动，大批宋江，大批投降主义。广大干部职工不得已而参加各种批判会。
　　六、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4月，三团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从场部到生产队，层层学习“清华”、“北大”批判组和“梁效”的文章，召开批判会。这场运动到10月终止。
　　七、各项政策的落实
　　1978年12月，中共红色边疆农场党委根据中央平反“三案”中的有关政策，对农场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6大案件以及责任者和受害者进行了处理，召开了平反大会，落实了政策。全场共平反“三案”34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