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跃进、三年困难及恢复时期(1953—1965)
第一节 大跃进时期

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苦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这种风也刮进了农场。
　　一、大跃进
　　二龙山农场自1955年以来，基本上克服了供给制思想，建立了各种责任制，加强了计划管理，进行了经济核算，使农场的经营管理进入了正常轨道，并积累了经验，粮食产量逐年上升；向地方和兄弟场输送了大批管理干部和技术工人。
　　1958年的“大跃进”风一刮进农场，就把行之有效的制度不问青红皂白扫荡殆尽。认为，过去那套管理办法象是小脚女人走路太慢，阻碍农场的发展，必须废除。号召干部、工人要敢想敢干，要改天换地，要立下愚公移山志，誓把北国变江南，要苦干两年改变二龙山的面貌。类似这样的标语、口号刷满临街的墙壁。人们都被卷入“大跃进”的洪流之中。
　　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化的浪潮把二龙山农场卷了进去。1958年秋，农场改成人民公社，场长也叫主任。既然叫公社了，自然得归北安市管。农场成立了乡人民政府。这时的二龙山农场又是农场又是公社；和省打交道时称农场，与市办事时叫公社。两个婆婆谁都管得着。1960年取消了公社的名称。同年冬，农场附近的农民并入农场，1959年达到高潮。1962年龙镇公社的原务本、东方红两个大队的农民又退出农场。
　　兴建二龙山水库 当时社会宣传，要想做成一件大事首先得敢想，敢干。二龙山的人也不能落后，设想：如果在二龙山口建造一座水库，第一可以发电，有了电，农场的生产生活就能实现电气化，再也听不见拖拉机的噪声了；第二可以养鱼，鱼多了就成了职工的家常菜；第三可以灌溉，再不愁老天爷不下雨了，同时还可以种水稻，有了水稻就解决了职工单一的吃面问题；第四……第五……到那时候，二龙山不仅是北大仓，而且是鱼米之乡的北国江南了。
　　美好的远景使人憧憬。于是1958年10月，出动500多人、120台马车开赴二龙山脚下，破土动工大干起来。“三九”天脱掉棉衣，头上仍然冒着热气，头发上挂着白霜。挑土篮的自然形成来往两股连跑带颠的人流。充分体现出了垦荒战士战天斗地、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他们吃的是冻土豆、白菜，住的是草棚子。早晨用凉水擦擦脸，双手磨出了血泡，两肩肿的象馒头。过春节只休息3天。就是这样，也没有一个叫苦的，掉队的，一直干到 1959年春。共挖土方4亿立方米，筑坝高3—4米。1960年，又干了一冬，完成土方3万立方米。此后．是干干停停，直到13年后的1971年6月30日水库大坝基本竣工。 职工的汗水没有白流，现在虽然鱼还没有成为职工的家常菜，但总算人人都吃上了自己水库的鲜鱼。
　　在建筑二龙山水库的同时，各分场集中人力、物力筑大坝挖水渠引水灌溉，挖水塘蓄水养鱼。一分场挖水塘5个。二分场在耕地中间挖水渠2公里。五分场筑大坝一座。这些水渠、水塘、大坝费力不小，用处不大，有的还有害，后来只好把有害的又填平了。
　　搞绳索牵引犁 据说，绳索牵引犁可深翻土地使产量翻番，总场给牧场下指令，在牧场搞绳索牵引犁试点，并且必须在今天搞成，明天表演。支部书记刘德地奉命马上派人去德都县购买钢丝绳，同时派木工连夜做了两架转盘，并固定在作业地块的两端。第二天按时进行表演。两端各有2人推转盘，中间1人扶犁。表演开始，两个人推不动，不断喊扶犁的放浅点。表演完，刘德地问好不好? 大家都张开大嘴喊好。有人说：牵引犁，好是好，不烧油，不吃草，自己又会跑，就是人有点受不了。逗得周围的人大笑起来。这本“经”听说是从山东取来的，但不适合农场的大面积作业，因此，只博得一声“好” 就销声匿迹了。
　　大办工业 1958年，二龙山农场的工业犹如雨后春笋。相继建成糖厂、鞋帽厂、皮革厂、糖果厂、味精厂、人造血厂、酱醋厂、面条厂、糕点厂、淀粉厂、白酒厂、啤酒厂、格瓦斯、冰棍，汽水厂、菌肥厂、小面粉厂、小砖厂、纸板厂、水泥厂、油毡纸厂、固土瓦厂、编织厂，弹棉花厂等30多个。二龙山白酒曾一度成为名牌。大多数厂由于经营亏损而停产，只有少数保留下来。
　　改土运动 有水叫作“改天”。光改天不行，还得“换地”。兴建水库的同时，开展改土运动。改造二龙山耕地的土壤，用了两种办法；一是用草炭改土，一是深翻改土。
　　草炭改土，所谓草炭实际就是塔头。各生产队出动人工运力到塔头沟去刨塔头，并将塔头运回散扔在耕地里。春天整地时，这些塔头压不烂、耙不碎，成了绊脚石，妨碍作业，只好又把塔头拉出去。
　　深翻改土，用人工把耕地挖一米深，然后再一层土一层肥填平。结果把黄土翻到上边来，连草都不长了。
　　二、浮夸风
　　造肥运动 1958年上边指令农场开展造肥运动，每天汇报造肥数，报少了就受促。农场只好如法炮制向下级要肥，报少了也批评。各单位起初是到处找肥源，刨猪圈底，挖便所坑，扒炕取土。后来这些满足不了上边的要求，就用拖拉机将草皮推成大堆算作肥，还嫌少。有人灵机一动：既然坑洞土是上等肥，那么用火烧的土不就是人工造的炕洞土吗!这想法一提出，马上就被领导所接受。从此，造肥数量大增，但还满足不了上边的要求。仍然嫌少。牧场首先开动脑筋。一夜造肥创40吨纪录受到表扬。第二天，三分场一夜造肥3万吨遥遥领先。牧场马上派人去取经得知，三分场原来是将一捆草点着，把周围的土往上一盖算作1吨肥，并且还算把肥送到地里，连送肥的任务也完成了，一举两得，省工又省力。从此，有人自报1天打草8000捆，造肥8000吨，领导明知是吹牛，但还是进行表扬。
　　除草运动会 1959年夏除草期间，总场在一分场二队召开夏锄运动会。全场共选出一百多名男女运动员。裁判员、运动员、观众熙熙攘攘来到一分场二队的大豆地头。地头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运动员们一字排开，手握银锄站在起跑线上待令冲刺。发令员枪声一响，运动员犹如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互不相让，你追我赶，不一会的工夫快手已不见影了。有的人锄板掉了就用锄勾划沟也跟着往前冲，有的人把锄板朝上往前推。远处看，满地是人，看不出来是住哪边铲的。前10名运动员有奖，当场发奖。奖品有背心、草帽、毛巾等。
　　比武打擂 1958年秋，总场在俱乐部召开生产比武打擂大会。比武前总场宣布大会要求：1，必须是书记登台；2，胆子大，干劲足的获胜。接着上台比武，一个比一个胆子大，干劲足，反正也没想兑现。最后上台的是牧场的孙X X，他说：“人有多大的胆，地就能有多高的产。我们牧场挖地3尺，培育了高产田。我们预计土豆可以长到兴安岭那么大，一穗玉米可重达8千斤。摘个豆荚可以当成船。”这时台下听众无不捧腹大笑。可他的脸不红不白，继续打下去，过后大家称他为‘革命浪漫主义者”。
　　三、共产风
　　共产主义食堂 1958年12月，二龙山农场开始吃共产主义饭。总场规定：各家各户不准点火做饭，男女老幼都到指定的食堂就餐，在吃饭上实行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吃饭不花钱，随便吃。总场一片吃一个食堂，分场部一片成立一个食堂，生产队各成立一个食堂。共产主义的食堂没有固定的开饭时间。炊事员昼夜轮流做饭，吃饭的人随到随吃，因此每天象穿梭似的人来人往，乱哄哄的到处有人吃饭。碰上好吃的，有些人连吃带拿，遇上不顺口的就把碗往桌子上一扣，碎馒头、大楂子处处都是，损失浪费惊人。仅两个月全场吃掉两万元，蔬菜也吃光了，被迫关门。
　　割资本主义尾巴 家庭养牛马的，小开荒的都算搞资本主义，挨批受斗。种自留地、养老母猪的，是资本主义尾巴也得割掉。各家养的大牲畜、自建的房屋、小开荒、自留地，全部没收归公。
　　一平二调 北安市委认为：二龙山农场的机械多。可思想保守不敢想不敢干，跟不上“大跃进”的形势，使机械窝在那里得不到发挥。开干部会时，公社叫得最响，国营农场总是吹不上去，因而北安市委曾多次平调二龙山农场的拖拉机、康拜因、脱谷机等机械给人民公社用。郑良勇等人坚决予以抵制，没把全民所有制财产送给集体所有制的公社。为此，郑良勇被北安市委定为“右倾分子”，并给党内警告处分。
　　四、盲目指挥
　　1953年，北安市委派工作组到二龙山农场帮助党委工作，他们有的人专横跋扈，老子天下第一，进行盲目指挥。麦收时，蹲点的市委一位部长下令割四分场的40垧尚未成熟的小麦，农场主管农业的场长拿出麦子标本给他看，说明那块地的小麦尚未成熟，那位部长却批评二龙山农场的工作保守。他说，左邻公社的麦都收了，就你们的不熟? 同时自相矛盾的否认标本是那块地的。于是两人一同到那块地去看。接着，场长郑良勇召开会让那位部长表态，将了他一军。他当时不敢表态，却专门为这件事回市委向书记做了“小汇报”。
　　同年9月，北安市委召开所属农场、公社领导会议，商定“跃进”指标。在会上，市委领导指定二龙山农场成立3个万头猪场，因为办不到，农场的领导没有接受。市委的一位领导气愤地说：“二龙山派你这么一个无用的人来干什么!”
　　市委的又一次会议，姜殿贵、栾宝琛2人参加，会上市委领导让二龙山农场交2万两鹿茸，并硬逼着签字。也是因为没有那么多，他俩拒绝签字。第二天开会时，栾宝琛刚在主席台上就坐，有人把他拽下来说：“你们打擂没上去，这儿没你们的座了。”打擂吹牛的结果，人民公社吹的最响，排第一，劳改农场居中游，排第二，国营农场受批评，排最后。国营农场实际也吹了，就是没有他们吹的远。接着，会场上贴出大漫画，人民公社乘火箭，劳改农场坐飞机，国营农场骑“大狗熊”。
　　1960年，北安市委逼二龙山农场缴粮，农场缴不上，市委就派工作组坐在农场催，分场和生产队的干部昼夜轮流守在电活机旁，随时回答上级的询问。一次，在下半夜两点多钟因值班的领导睡着了，接电活不及时，受到批评。
　　为了多缴粮，二龙山农场的领导下令各生产队不准用康拜因脱谷，理由是用康拜因脱谷损失大，影响缴粮。要求一律用链轨拖拉机压场。
　　五、反右倾
　　1959年，二龙山农场遭受特大水灾，工人站在水里抢收小麦，尽管如此，仍损失小麦4000吨。北安市委以此为由，认为二龙山农场领导右倾，并进行了批判斗争。
　　批判“小麦四十天不发芽之说”。栾宝琛曾在总结小麦联合收割与分段收割的关系时说过：“根据我场设备少的情况，宜于分段收割，即使遇上雨天，只要是不连续下，铺子放得正、角度好，麦茬高度适宜，可以保持四十天不发芽。”北安市委断章取义，不作具体分析，把“小麦四十天不发芽”这句话作为二龙山农场领导右倾的依据，把二龙山农场的领导集中到北安进行批判，并延长了栾宝琛预备党员转正的预备期。
　　1960年1月，北安市委监委派工作组进驻二龙山农场，想在二龙山农场挖出“反党联盟”集团。因为不存在这个联盟，他们当然挖不出来。但又不能白来，于是工作组用二龙山党委的名义揪出工业总支书记张海富顶数。其所谓“罪状”有三条：1、和党号召大办农业唱对台戏，要大办工业；2、在干部路线上阶级意识薄弱，重用有历史问题的人，重弹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滥凋；3、对党的“大跃进”路线有抵触情绪，说什么“胡琴弦上紧了再使劲的拉就会断”，应适可而止。据此，把张海富定为“右倾”。同时定为右倾的还有其他3人。
　　拔白旗插红旗 在工人中间开展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当时，将工人划为两部分。划分的界限是看其对反右倾的表现，在反右倾斗争中跟得紧的人，说明他们的头脑里有一杆红旗；跟得不紧的人，说明头脑中有杆白旗。以有红旗人的为一方，要帮助有白旗的人拔掉白旗插上红旗。具体做法是：每天晚上召开批判会，有红旗的人对有白旗人的进行批判斗争，帮助有白旗的人深挖思想根源；有白旗的人，只能接受批评，写检查，低头认罪，没有丝毫解释的余地，如果发现有什么异样表现就认为是顽固分子不老实，想顽抗或蒙混过关。最后，经过人人过关，直到有红旗的人满意，才算拔了白旗插上了红旗。六，自然灾害
　　1960年，全年降水654.2毫米，历年平均降水量536.1毫米，比正常年多118.1毫米。 10月份降水45.1毫米， 历年平均为22.6毫米，比正常年多一倍还多。大部分耕地被水淹没，高岗地水量饱和，人走都陷脚，给麦收、秋收带来极大的困难。机械下不了地，绝大部分是人工收割。原计划麦类人工收割30%，实际收割90%；原计划豆类人工收割50%，实际收割100%。就人工收割而言，也不能正常作业，有的地块是站在水里捞小麦，有的地方陷人，不能走动。每只脚上绑一块木板作为防陷装置，艰难作业。因此丰产不能丰收，损失严重。结算损失达4000吨。这场涝灾还延至1961年。1961年春播时机车仍不能下地，影响适时播种，有800垧小麦播在5月20日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