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的足迹
闪光的足迹
邵景喜 董晓光 王世权
在二龙山脚下,二龙山农场印刷厂厂长、党支部书记周景忠的事迹成为这个农场干部、党员和职工群众谈论的话题。近10年来,他用自己脚踏实地的行动,走出了一串闪光的足迹……
创 业 篇
1986年以前,二龙山印刷厂这个只有37名职工的小厂连年亏损,1986年亏损1.8万元,职工们心痛地只好把25%的浮动工资扔了进去,但仍然没有填平亏损这个“窟隆”。当时的情景,仓库里不足三件纸张(约750公斤);厂房里、走廊边、墙壁上挂满了尘垢。全厂靠三个土火炉子取暖,有时满屋是黑烟,叫人喘不过气来。
1987年,二龙山农场党委决定,对印刷厂实行租赁,并把周景忠定为第一租赁人。
一贯兢兢业业的周景忠在职工大会上诚恳地说:“我已快50岁的人啦,既然党委压了担子,我就得挑起来。如果大伙信得过我,咱们就一起干。”为凑齐5000元的租金,周景忠把家中的一头奶牛作了抵押。
从此,他和职工们踏上了创业征程。
以前企业生产时拆下的木夹板、切割下的纸边,有的烧火,有的送人。周景忠带动职工把这些不起眼的东西拣起来,告诉保管员收进库里,谁也不能给。对铸字的每块铅、排版的每条水线、印刷的每张纸、装订的每根线,周景忠都精打细算。时间久了,职工送他一个外号叫“周小抠”。他发现工具箱里、库房里有多年积存的旧配件,就一个个挑出来,清洗后安在机器上,年底一算账,节资增收近3000元。
他规定,车间照明用100瓦的灯泡,办公室不得超过60瓦。一次值班室灯泡坏了,更夫临时用了一个100瓦的灯泡,周景忠发现后,马上叫换下来,一位职工感慨地说:“像周景忠这样算到‘骨头里’的厂长太少啦。”
“不算计咋行?印刷业是个薄利行业,手松一松,企业就有亏损的可能。”周景忠如是说。他在企业内部提出10条节约措施,从企业全盘经营到职工工作效率,从库房到机台,他算了一笔清晰账,对纸张、油墨的使用,节者奖,超者罚。他们把纸张损失率规定为6‰,这一措施强化了印刷工的节约意识,不仅降低了成本,每工作10万转,印刷工还可得到节约奖近30元。
在周景忠的影响下,这个厂每位职工都养成了节约的习惯,如今,锅炉工还保持着拣煤渣的传统。
从1987年到如今,这个厂先后扩建厂房122.5平方米,建起铁围栏80延长米,更新维修4台平板印刷机,改建库房200平方米。外来人员面对这个整齐、洁净的四合院式的印刷厂,都说:“这才像过日子的样子。”
敬 业 篇
“家”,在周景忠的心里。
为了印刷厂的发展壮大,周景忠费尽心血,全身心投入工作。1992年秋季设备检修,在安装切纸机时,由于工人用力不均,立起来的切纸机,突然倒向右方。周景忠想到的是职工的生命和设备的安全。他抱住机器大喊一声,“快闪开!”职工脱离危险,切纸机保住了,可是,周景忠因死死搂住切纸机,折断的木棒,从他的右脚后跟右侧扎进,左侧穿出。他被抬上车,送进医院。他在医院的床上坐卧不安,心里想着厂子,最后还是溜出医院。此后两个月的时间,他每天拄着木棍一瘸一拐去上班。
当了这么多年的厂长,周景忠一年有一半时间在车间一线呆着,在他的带动下,几名管理人员都下车间,每年可节省厂外雇工费4000多元。近几年,印刷厂新增不少印刷项目,他和职工一样起早贪黑打包装、送货。印刷厂每年外购纸张近百吨,每次装、卸车周景忠都是干在前头。搬250公斤重的纸件,他撑着身子和小伙子比高低。
“都50多岁的人啦,还这么干”。看到这一情景,几名女职工也插手帮忙。一位来厂办事的人对印刷厂职工说:“他不像个厂长,倒像个打杂的老头儿”。
到了春节,周景忠为了让职工们过个团圆年,把锅炉加水、推煤、打更等活都“包”了下来。远道归来的三个女儿,多么渴望在年三十的晚上,能和爸爸吃上团圆的饺子,但她们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当了近10年厂长,他有7个春节是在单位度过的。
“老周这辈子总是这样,干什么总怕干不好,张口闭口说厂子”。老伴说出了他的心思。
1993年春天,一天中午,周景忠刚端起饭碗,天突然下起大雨。“不好,纸垛没遮”。他边说边跑出家门,赶到厂里用帆布把晾晒的20多件纸遮好。这时他自己却被雨水浇成了“落汤鸡”,得了重感冒,高烧39度。
周景忠怀着对企业,对职工,对农场的眷恋之情,默默奉献着。
周景忠三个女儿大学毕业后,都分配在城市工作,有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他有条件去“享清福”,女儿们三番五次让他离开农场。“在二龙山多年,领导、职工对咱都很好,故土难离……”他还是没有离开这个“家”。
廉 政 篇
周景忠走的是一条洁净的路。
多年来,周景忠兼厂长、书记于一身,他常说:“公家的钱,咱不乱花,公家的物,咱不拿。”采访中,我们在印刷厂的“职工往来账”上惊奇地发现这样两张收据:
一张写着,时间:1995年5月4日,姓名:周景忠,品名:木夹板,数量:10块,单价:3元,总金额30元。另一张是:1995年7月7日,旧铁丝,3斤,总金额2.10元。
这几块木夹板、几斤旧铁丝算是区区小事,而与那些利用职权中饱私囊的人,形成多么大的反差啊!
不该得的钱,他不得,就连该得的钱,周景忠也先考虑到职工。1988年到1992年,周景忠租赁印刷厂,按农场合同规定,他可拿到利润额45%的奖金,合计万余元。对这笔该得的奖金他没有自己“独吞”,而是采取对职工全员承包的形式和职工一样按比例分配,没有多拿一分钱。
周景忠有两个亲属在印刷厂当装订工、印刷工。妻侄藏庆国几次找当厂长的姑父想调换工作,以便照顾孩子,周景忠却说:“孩子抱到我家照看,工作不能变动。”
1995年春天,周景忠去哈市办事,中午招待客人时,在哈市的女儿也来看爸爸,一起吃了顿饭。饭后,随同的会计说:“开个发票,回厂子里报销了吧。”周景忠执意不让,并从兜里掏出钱,把账算清了。他自己规定:外出不住高间,不报销饭费。印刷厂没有招待烟、茶,每次来了用户;周景忠都是从兜里拿出自己的烟,甚至把客人拉到家中招待。
周景忠风里来,雨里去,他的汗水和心血没有白流,他把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厂,发展到有固定资产32万元。在附近一些印刷厂相继倒闭的情况下,二龙山印刷厂却有用户20多家。1987年至今,一年持平,九年超额完成农场利、费、税指标。企业先后五年被农场评为先进单位,三年被评为农场端正党风先进党支部。周景忠三次被北安管局党委树为端正党风先进个人。
周景忠心里想的是印刷厂,为的是职工,干的是农场的事业。他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从他那些细微小事的深处,却充分体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和良好形象。
———时代需要像周景忠这样的党员干部。
(选自1996年《明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