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附录附录一、文 献通北农场建场三年总结——1950年12月6日在建场三周年庆祝会上的报告场长 周光亚
一、三年来的一般情况
通北农场建场三年来，由于员工们的刻苦努力，经过曲折的道路和复杂环境的考验，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了。从建场踏查的4个人发展到460多人；从没有1垧地的农场，已成为有1万垧地的农场；从没有1间房子，到现在已拥有600多间房子，其中较大的建筑物：俱乐部、工厂厂房、家属宿舍，都是不小的工程；拖拉机从没有1台，到今天已有52台；技术人员从10几名开汽车的老同志起家，到今天已拥有150名熟练的拖拉机手，并且计划经过今年的冬学，可以增加到180名；马匹从没有1头，到今天已有100多头；大车从没有1辆，到今天已有27辆。现在计算农场的总资本已达1000亿元。这些说明：我们的农场今天已初具规模，打下了一个比较巩固的基础了，未来的光明远景在等待着我们!
二、三年来的体会
通北农场是一点一点地走向正轨的。由于我个人是军人出身，拿枪杆子是内行，用拖拉机办农场可以说是没有把握。过去偶而从报纸看到关于拖拉机的介绍，再就是道听途说，因此对办农场工作是一个十足的外行人。在决定建场以前，我曾到苏联边境一个老农场参观学习过，有了一些感性认识，回来以后就组织通北农场。由于外行，在建场时碰到的问题很多，今天回想起来有以下几点，提出来供参考。
1.场址问题
筹建农场时曾有很多争议：有人提出在克山或镜泊，有人说在铁力，最后还是决定在通北了。三年来的实践表明，通北还是最合适的。主要原因在于：
(1)交通条件较好
由于靠铁路沿线，交通方便，这是农场发展有利条件之一。为证实这个问题，我们看一看松江农场(牙不洛尼)和兴凯农场的惨重教训就知道了。
但是也许有人说，净找交通方便的地方哪儿有那么多?我说目前整个国家已耕地只占可耕未垦地的1／10，因此起码在最近几年我们还有条件挑选较合适的地方的，为什么要蹩拗地找交通不便的地方呢!我看交通便利这个问题，是农场建设发展最有利的条件，只少目前是应当这样肯定的。
(2)土地肥沃
三年来实践可以充分地说明，我们的耕地土壤是相当好的。土地肥沃，也是建场当时应注意的问题之一。
(3)可耕未垦地多而集中
我们开伏荒时，亲眼看到农场附近可耕未垦地相当广阔而集中，现在已开成1万垧，据调查还可能开1万垧。这样的土地条件，对奠定大农场的发展是很合适的。
2.几点收获
(1)巩固团结老技术人员，积极培养新技术人员
这一点很重要。建场当时只14名开汽车的工人，我们诚心实意地团结他们，把他们看成是老师傅、老宝贝。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很稳定。有了这样一个良好开端，今天我们已经培养了150名熟练的拖拉机手，老师傅成了技师或队长，第一批培养的双城、呼兰两地的学员，不仅学会开拖拉机，而且不少人已成为拖队的小队长或中队长了。由于这一工作的实实在在，拖拉机驾驶技术1948年的学员2年学成，1949年的学员1年学成，今年的大部分学员只半年就差不多了。事实上，老师傅带好了新师傅，新师傅又教会了大徒弟，大徒弟帮助了小徒弟。在这种以老带新师徒共进情况下，学习情绪高涨，促成了技术上的早熟。
(2)关心员工生活，稳定职工情绪
建场一开始，我们就注意了这个问题。例如在建场后两个月即开始发电，点上了电灯；宿舍在可能情况下争取弄得暖和些；伙食争取既经济又实惠；作业站没设以前先解决水井问题。因此，我们的职工在开荒生产困难面前动摇和不安定的很少。今天我们的工人宿舍相当的温暖和清洁了；我们的职工宿舍，在农村说来已经够得上一等房了。我们有澡塘、也有理发馆；有俱乐部、也有合作社。这样我们的生活也就要提高到小城市的水准了。由于我们的努力工作，职工的情绪稳定了，职工长期工作的信心树立了。今天说来，这不能不是我们的一点收获。
(3)搞好必要的基本建设
首先要提出的是修理工厂。一座烘炉起家的简易的修理所，由于设备的增加，现在不但能镟汽顶、做罗丝，还能搞联结器、镇压器和随时熔接农具。家属住宅的修建也是很要紧的问题之一，现在，把“八号”的家属住宅计算在内，总共能住下150户家属。解决了这个问题，也是稳定职工情绪的必要措施。粮食仓库、机械库、备品仓库也一定要赶上形势。但是方针只是一个，建设一定要服从生产的需要，不能本末倒置。 3.几点管理经验 机械农场的管理工作是有些特殊性的，因为它不同于机关、也不同于工厂。三年来摸索到的有以下几点：
(1)统一领导很重要
通北农场建场以来，就很注意这个问题。农场党、政、工、青四位一体，紧密配合，浑然一体不脱节，上下一致，贯彻执行场长负责制。这样就保证了农场的稳步发展。
(2)严密组织，明确分工
只有加强组织才有力量。1948年春，农场在40多名职工中只有4名党员就建立了党支部；7月，省、县尚没有工会组织，我们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便成立了职工会。由于工会的成立，小组起作用，因此我们的基层工作踏实，生产任务完成的好。行政组织由组而股，到现在的科，随形势的发展组织系统逐步巩固和完善。目前说来，除了中层领导尚弱一些以外，上下是没有问题的了。另外青年团也很起作用，以团支部书记耿德同志为首的团员同志们，积极响应党、政的号召，在一切艰苦的工作中起带头作用。这些都说明我们的组织是比较严密和协调的。1948年个别职工有时讲讲怪话，现在看来，那已成为历史了。这说明组织严密，正气可以压倒邪气。
(3)政治教育的作用1948～1949年冬季的整训非常奏效，使整个员工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并且工作步调一致。现在以农场文化最低的大车队来说，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中，有的农工也要求到朝鲜去，其他单位更不用说了。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党、政、工、青不放松政治教育有直接关系。志愿军都是在争着去抢着去的情况下去的，个别没被批准的，还向组织苦求，哭着要去的事哪次都有。这说明我们的全体职工政治水准提高了，今后我们要继续提高。
春耕集体合同
为完成1950年生产任务，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使农场走向企业化，贯彻经济核算制，工会(甲)与行政(乙)双方决定实行个人超额奖励和集体奖励。订立合同如下：
甲方：
1.保证完成任务，并超过任务；
2.严格遵照定额定质要求，保证油料使用标准量。
3.保证不违农时，达到农学要求。
4.保证克服一切困难(寒冷、饥饿)。
5.保证不丢失一件工具，不卸别人零件，不损失零件。
6.服从组织分配，工作不讲价钱，任劳任怨。
7.保证全场职工大团结，不闹本位主义，做到互相帮助。
8.保证驾驶员掌握机器不出大故障，小故障及时排除。
9.保证师徒合同贯彻到底。
10.保证节省原料、燃料，不提过高要求。
11.保证私事不影响工作，不误工、不请假。
12.保证在机械出故障时，认可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故障排除，做到勤走、勤看、勤检查。
13.保证工作不马虎，修理机械要坚固。
14.保证在车辆无运输任务时，分配其他工作不讲价钱，按时完成。
15.大车队保证按时出车，绝不影响其他工作。
16.运输队保证完成各作业站的运输任务。
17.保证马要喂好，草要铡细，料要拌的匀，减少病伤。
18.保证安全生产，不出意外事故。
乙方：
1.及时发给春耕中所需零件，并达到够用程度。
2.机械出故障排除不了时，行政给予想办法。
3.作业面积保证准确，差错在2％以上者由行政负责。
4.保证送种车离机车50米远。
5.保证开荒前，提出荒地测量图表和计划。
6.在有防碍翻地或开地的障碍物时，保证立标记。
7.保证吃熟饭、喝足水，帐篷里发给炭火盆、睡觉的铺板和床架。
8.保证每月洗两次澡、剃一次头。
9.保证发给没有杂质的水，油料按时送到。
10.机车发给手提灯，准备晚间修理机器用。
11.工作效率的计算：播种机按管、大犁按铧、耙按片定标准。
12.机具修理需3小时以上者，中队长自动调用备用车。
13.翻地作业深达20公分时，必须安装小铧。
14.保证给拖拉机队播种量参考表。
15.耙地，一遍不用钉齿耙。
16.用坏机件由负责人交给修理所，不许其他人乱用工具。
17.修理工具一律不出借。(不出现场，经负责人允许可借)。
18.机器改装须经科长批准。
19.修理机件，先到先修。
20.修车工具，不经负责人允许不准乱动。
21.4月5日前做好各作业站运种子计划交大车队，作业计划交给拖拉机队。
22.保证解决员工家属的一切生活困难。
本合同有效期与行政计划相符合。如果一方代表人执行不彻底，另一方代表人提出意见，追究责任，按奖惩制度执行。
甲方、乙方：国营通北机械农场 工会主席 王明信 陈耀玲 场张 周光亚
1950年4月6日
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七五”规划，加快翻两番步伐
——赵光农场“七五”规划(草案)
我场现有耕地38万亩，林地5.8万亩，草原2.2万亩。总人口25 250人，职工9 280人。下属4个分场、1个林场、8个公司、7个工副业单位。
我场创建于1947年，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37年的开发建设，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以粮为纲”的影响，加上苏联模式的束缚，多种经营的口号在农场虽然喊了多年，实际还是单一经营粮豆，林牧副渔工业发展缓慢，经济作物比重很小，而且没有形成商品生产。1970年以来，15年各业平均总产值的比例是：种植业占81％、畜牧业占4.8％、林业占 0.3％、副业占2.8％、渔业占0.1％、工业占11％。林、牧、副、渔、工五业之和不足20％。由于单一经营，成果大起大落：建场37年有15年盈利，22年亏损；盈利最高的1980年为602万元，亏损最多的1973年达630万元。由于受“左”的束缚，总产值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幅度不大；据总局1983年职工生活水平调查，国营农场人均收入只有405元，其中人均家庭副业收入只有60元。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到本世纪末实现翻番是不可能的。我们要从以粮为纲的教训看调整产业结构的必要性，从实践翻番的宏伟目标看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性，从职工勤劳致富的愿望看调整产业结构的迫切性，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七五”规划的战略措施，重点下决心抓好。
根据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我场“七五”规划的指导思想是：推进全面改革，改变经济结构，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实现“三三制”、“四个一”，5年产值翻一番，10年翻两番。
三三制是：到1990年全场工农业产值达到9 500万元。其中种植业3 000万元，占总产值31.6％；工业3 300万元，占总产值34.7％；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基建交通运输、商饮服务业3 200万元，占总产值33.7％。
通过改革，从根本上改变现在的农业经济结构，建设起高效能的社会主义农业。到1990年各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改变为：种植业由1984年的 77.4％降低到31.6％，林业由1984年的1.2％提高到2.5％，畜牧业由1984年的 8.8％提高到21％，其他多种经营第三产业产值由1984年的2.5％提高到10％。全场盈利800万元，产值利润翻一番。
四个一是：到1990年，全场实现粮豆总产1亿斤，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亿元，盈利1 000万元，全场人均收入3 000元，相当于1 000美元。总产值提前5年翻两番。
实现这个目标，农场经济将进入振兴时期，使企业积累能力和经济实力大大强增；实现这个目标，全场人均收入比目前增长3倍，人民生活水平将有一个较大幅度提高。实现这个目标，也有客观的依据，我们有很多有利条件：有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有党的正确政策保证；场内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有比较雄厚的物资基础；广大干部群众有改革致富的强烈愿望。现在大干快上的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们有改革的胆略、科学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就能够实现农场经济的新突破。具体规划措施是：
一、改变传统的种植结构，扩大经济作物比例，逐步实行“三元”种植
1.突破“以粮为纲”的束缚，扩大经济作物面积。扩大经济作物可以在同样的面积上得到较高的经济收入：播种1亩白菜可以收入300元，播种1亩元葱可以收入500多元，播种1亩党参可以收入400多元。我们树立新的种植观念，努力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产值。1984年，我场播种经济作物3.8万亩，1985年扩大到5.8万亩，其中甜菜5万亩、蔬菜5 000亩、药材50亩、瓜类300亩、油菜3 000亩；1990年经济作物面积发展到6.4万亩，其中甜菜5万亩、蔬菜7 000亩、药材300亩、瓜类700亩、油菜6 000亩；1995年经济作物面积达到6.7万亩，其中甜菜5万亩、蔬菜8 000亩、药材500亩、瓜类1 000亩、油菜7 500亩。
2.改变粮豆内部种植结构，扩大大豆种植面积。大豆是重要的出口物资，价值高于小麦而且易销。我场大豆有很大的增产潜力，要发挥优势，增产增收。1985年，大豆比例要由现在的31％扩大到33％以上，1990年达到35％。通过调整使全场的作物比例由目前的二元结构(小麦、大豆)，1990年改为三元结构(小麦35％、大豆35％、经济作物和饲料30％)。
3.扩大高产新品种种植比例，实行科学种植，提高粮豆单产，增加总产。
一是扩大大豆优良品种比例：重点繁育推广黑河4号、北丰3号、北丰5号等3个优良品种，更换现有品种。1985年优良品种面积达到播种面积30％，1990年达到50％。
二是扩大小麦优良品种面积：大面积推广克旱9号、龙79B—1165、79—372等3个高产新品种，取代种性退化的克旱8号、克丰2号品种。1985年小麦高产新品种面积达到播种面积50％，1990达到80％以上。
三是合理搭配品种比例：做到因地制宜科学种植，实现均衡增产，高产增收。1985年全场小麦计划亩产350斤、大豆亩产200斤，粮豆总产7 773万斤；1990年小麦亩产达到400斤、大豆亩产达9到250斤，粮豆总产实现1亿斤。
4.充分利用不宜种植粮食的低洼地发展林业、牧业和养殖业。本着宜林则林、宜牧则牧的原则，鼓励职工兴办开发性的林、牧、渔场和其他副业生产，提高低洼地的经济效益。
通过改变种植业内部结构，逐步建立起一个经济合理的土地利用新格局，扬长避短，提高农业产值水平。1984年全场种植业产值2 411万元、1985年2 570万元、1990年3 000万元、1995年达到3 300万元。
二、改变农牧结构，大力发展以奶牛为重点的畜牧业
大力发展畜牧业，改变产业结构，促进粮食转化，建设有机农业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也是安排劳动就业、加快致富步伐的重要措施。随着粮食的增加和农场加工业的发展需要，为振兴畜牧业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我们要抓紧时机，全场上下一齐动，千家万户一齐上，用最快的速度，以养牛为主，把我场畜牧业生产搞上去。
1.加快发展奶牛业。我场有22万亩天然草原，有大量农副产品，有饲养奶牛的经验，有年加工鲜奶7 200吨的奶粉厂，发展奶牛前景十分广阔。目前养牛热正在全场兴起，我们要积极扶持，加快发展。1984年奶牛存栏710头、1985年达到1 500头、1990年达到3 500头，1985年产奶2 240吨、1990年达到5500吨。为奶粉厂日加工40吨鲜奶设备生产创造条件。
2.大力发展养禽业，与二龙山联合。AA鸡56天成熟，肉料比2.5：1，是比较优良的肉用品种；康贝尔鸭年产蛋200多个，冬夏常年产蛋。要发动千家万户，大上养禽业。1985年养禽21万只，产蛋300吨，出售肉鸡10万只；1990年饲养110万只，产蛋2 000吨，出售肉鸡80万只。
3.积极发展养羊业。1985年存栏5252只，产毛8.7吨；1990年达到1万只，产毛20吨；1995年达到2万只，产毛60吨：为建设毛纺厂提供原料。
4.巩固发展养猪业。我场养猪曾超过1万头，今年国家调整猪肉价格后，要把我场养猪业重新振兴起来。1984年猪存栏5 500头，出栏肥猪3 000头；1985年存栏增加到7 000头，出栏肥猪4 000头；1990年存栏达到1万头，出栏肥猪6 000头。
5.积极创造条件，大上肉牛。我场肉牛曾远销香港，一等肉牛毛重每斤7角多钱，出口1头肉牛相当于种10亩粮食收入。明年国家开始对苏贸易，出口肉牛大有可为。边远有草原或退耕还牧生产队，要大量繁殖黄牛，集中饲养奶公牛，发展肉牛。1985年养肉牛700头，出口32头；1990年存栏达到3 000头，出口600头。
全场畜牧业总产值：1984年271万元，1985年提高到406万元；1990年达到2 000万元，占总产值21％；1995年达到2 500万元，占总产值25％。
为此，要进一步放宽政策。一是扶持建舍政策：职工修建畜舍，农场可以借给砖瓦等主要建筑材料，用户两年还清材料费；二是贷款政策：购买牲畜确有困难的职工，给予低息贷款扶持，按合同逐年偿还；三是实行包保优惠政策：凡兴办家庭牧场或从事养殖业的技术人员，两年内保基本工资的60％；四是饲料地政策：对不承包土地的养畜专业户，因地制宜，要妥善安排好饲料地；五是技术服务政策：畜牧公司下设配种站，兽医院负责种畜引进、专业培训、技术报务；六是鼓动职工兴办家庭牧场：协助家庭农场职工安排好发展规划，鼓励扶持家庭农场兼营牧业。1985年每个家庭农场要养肉鸡2 000只、蛋鸡200只，150亩地出栏1头肥猪；1990年养肉鸡500只，蛋鸡400只，100亩地出栏1头肥猪。做到丰年大发财、平年不少收、灾年不挂帐。家庭农牧场要与畜牧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畜牧公司负责搞好产品经销、饲料供应和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工作。
三、改变以农为主的传统结构，大力发展农场工业
“无商不活”、“无工不富”。大力发展农场工业，坚持农工商并举，是实现农场致富之路。要突破以农为主的传统观念束缚，广开门路，实行全民、集体、个体一齐办，大中小项目一齐上，加快我场工业发展速度。我们的奋斗目标是：1985年工业总产值335万元，比1984年增长20.9％；1990年达到3 300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4.7％，比1984年增长11倍；1995年工业总产值达到4 000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0％。
1.抓骨干厂建设，形成拳头产品
(1)集中全力把奶粉厂搞上去。今年8月份奶粉厂将正式投产，年生产奶粉110吨，产值60万元。1986～1987年产品质量达到国家银质奖标准，形成拳头产品。1990年生产奶粉1 200吨，1995年达到2 000吨。
以奶粉厂为依托，1987年建设冰淇淋厂，1988年建设麦乳精厂，一厂变三厂，形成以奶粉厂为中心的乳食品生产基地。奶粉厂工业总产值1985年250万元、1990年达到700万元、1995年达到1 000万元。
(2)牛肉罐头厂。牛肉脂肪量低，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稳定的竞争能力，国内销售也很受欢迎。要利用黄牛资源，积极开展食品加工。1987年建设年产50万盒牛肉罐头厂一座，相继建立皮革厂。1988年生产牛肉罐头30万盒，1990年达到50万盒；产值1988年60万元，1990年达到100万元。
(3)黑加伦酒厂。黑豆果含有多种维生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黑加伦果酒，国际畅销；黑加伦软糖，远销国内外。根据我场黑豆果生产情况，1988年争取合资建设年产4 000吨的黑加伦果酒厂一座，1989年产黑加伦果酒500吨，1990年达到4 000吨。以黑加伦果酒厂为主体，建设年产1 000吨的黑豆果糖厂一座，1989年产黑加伦软糖250吨、1990年达到500吨、1995年达到1 000吨。产值1989年500万元、1990年达到2 000万元、1995年达到4 000万元。
(4)毛纺厂。市场毛线销量很大，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呢子供不应求。我们北方羊毛运到南方加工，江苏省60多家毛纺厂效益都很好，我们要去江苏考察一下，1990年建设毛纺厂。
2.以资代劳，采取农场、集体、个人投资相结合，全民、集体、个体一齐办，大中小项目一齐上。多方筹集资金，大力兴办场队工业，各分场生产队都要拿出自己的拳头产品。
(1)啤酒厂。1985年农场采取集资的办法自筹建设资金20万元，建设一座年产4 000吨的啤酒厂。1986年生产啤酒1000吨，产值40万元；1990年达到4 000吨，产值160万元。
(2)豆乳粉厂。1985年利用原红光奶粉厂设备改型生产豆乳粉，1986年生产50吨，产值40万元；1990年达到500吨，产值100万元。
(3)黑豆果浆厂。根据黑豆果发展情况，1985～1988年建设黑豆果浆厂4座：1985年1座(二分场)、1987年1座(总场)、1988年2座(三、四分场)。1985年产果浆15吨，产值4万元；1990年3 000吨，产值600万元。
(4)醋厂。一分场米醋远近闻名，要扩大规模，装瓶上市，大量销售。1985年生产100吨，产值5万元；1990年500吨，产值25万元。
(5)饲料加工厂。1985年二分场饲料加工厂正式投产，生产全价配合饲料1 000吨，产值60万元；1990年达到6 000吨，产值180万元。要研究营养比价，制定科学配方，除供应本场需要外，产品打人市场。
(6)制瓦厂。1985年场直瓦厂安装投产，生产红瓦50万片，产值7万元； 1990年达到250万片，产值34万元。要提高产品质量，除满足本场自用外，积极组织外销。
四、改变传统产业结构，积极发展民用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服务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1984年，我场第三产业开始发展。全场有基建队4个，其中全民3个、集体 1个；全场有商业网点80个，其中全民14个、集体1个、个体65个；全场饮食服务业单位39个，其中全民2个、集体1个、个体36个；全场有从事交通运输业个体15个。总产值90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5％。我们要按三中全会精神，在政策上鼓励千家万户兴办民用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日用修理和生活服务业，大力发展各种非农业生产经营专业户，重点扶持一大批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的行业。要采取多种集资渠道，把更多的资金投到第三产业上，从根本上改变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1985年第三产业产值达到200万元，占总产值5.5％；1990年达到900万元，占总产值10％；1995年达到1 500万元，占总产值的15％。
五、改变单一经营结构，努力发展林果业副渔业
1.以黑豆果为重点的发展林果业。一是大力发展黑豆果，扩大面积，提高产量，为果浆厂提供原料。1985年新增2 500亩，1986年新增4 000亩，1987年新增 4 000亩；1985年产果50吨，1986年100吨，1989年3000吨，1990年5 000吨。二是栽好果树。1985年以后每年栽果树100亩，1990年达到1 200亩；1985年产果15吨，1990年达到100吨。三是利用闲田地大力营造用材林、薪炭林，管好农防林。要充分发挥家庭林场和林业专业户的作用，加快发展林业。1985年全场造林面积达到4.1万亩，森林覆盖率7.8％；1990年达到8.1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10％。1985年林业产值52万元，1990年达到554万元。
2.利用自然水面，发展集体个体养鱼。1985年养鱼3 600亩，产鱼35吨；1990年养鱼5 496亩，产鱼150吨。
3.积极开展采集山蕨菜、榛子、蘑菇、山药材等山产品，开展种药材、割苕条、打苫房草、编土篮、打草苫子等副业生产，增加收入，增强抗灾能力。
1985年副渔业产值54万元，1990年达到60万元。
通过改变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到1989年全部解决青年就业问题，1990年将50％商品粮转化为畜牧、工业产品。
六、改变传统经营方式，坚持开放搞活，疏通商业流通渠道
1.以商业公司和各专业公司为主体，把场部办成商业活动中心。采取定期举办商品展销会、物资交流会，和农场集市贸易等多种形式办商业洽谈买卖；加强横向经济联系，建设开放式的多渠道、少环节的商业网络，切实解决买难卖难的问题。
2.扩大商品销售网点，建立产销信息窗口，提高企业应变能力。1985年在北京、青岛开辟两处销售网点，1990年前争取本省和全国务大城市都有我们的产品。通过信息预测，每年都要有一、二种新产品打人外地市场。
3.内销外联，加快商品推销。一是加强场经销公司建设，设专人常年推销产品；二是各专业公司积极开展自产自销，联产联销；三是鼓励职工从事长途或短途贩运，逐步建立一支强大的商品经销队伍，实现多产快销。
七、改变领导方法，努力实现规划指标
实现“七五”规划，加快翻番步伐，是改革新形势的需要，是加速建设现代化企业的必由之路，任务光荣而艰巨。各级领导要适应新形势，增强责任感，反映改革的新观念，制定切合本单位实际的近期和长远规划，落实措施，组织实施，带领广大群众创造性地做好工作，为全面实现规划目标而奋斗。
二、文 征
忆秦娥
垦 荒
丹 心
春初夜，
脚踏荒原头顶月。
头顶月，
机群隆鸣，
豺狼遁野。
创建山河志如铁，
鬓带霜丝人未歇。
人未歇，
犁耕万里，
多少心血。
(作者丹心，是通北农场作业科长陈世富笔名，1949年填词)
草原上的拖拉机
人民日报特派记者 田流
北满草原究竟有多大?我还不知道。反正从沈阳乘火车北行，经四平人黑龙江省过齐齐哈尔一直到北安；或过四平后东北行，驰过吉林全省人松江省，跨过牡丹江直到佳木斯，火车总在漫漫的大草原上奔驰。有时，一个钟头也不见人烟。
7月，我乘坐哈尔滨—北安线火车向北驰行，列车员为着使乘客们在无际的草原上安适愉快的旅行，不时地播送着各种悦耳的唱片和歌曲：《东方红》、《兄妹开荒》、苏联的《祖国进行曲》。那嘹亮的“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的歌声，更使人胸怀开朗，心情愉快，响往着草原的明天：到处生长着肥硕的谷物，奔驰着无数的牛羊，兴建起新的城镇与乡村。
经过一夜的奔驰，第二天清晨火车过通北县车站后，忽然眼前呈现一片金黄。旅客们都拥挤到窗前，望着那麦的海洋，欢告着：快到赵光车站了!看农场的小麦，多么丰茂的小麦啊!夏风轻轻吹过，才看得见正在麦田中拔除异株工作的人群。在麦田的遥远的那边，拖拉机正在草原上隆隆前进。奔驰着的火车停在通北机械农场一排排乳白色的、米黄色的房舍旁边的赵光车站上。众多的旅客们蜂拥下车，他们都是铁路沿线的农民，到农场临时参加夏锄工作的。这种景象表明：草原在建设中，草原已变成了良田，新的田庄开始在草原上出现了。
伪满时代，敌人曾在这里设立过“开拓团训练校”，企图开垦这周围的肥沃草原。因为都是从各地抓来的“劳工”，谁都用各种办法抗拒着，拖延着，怠工和破坏着，没干出什么名堂来。“八.一五”东北全部光复后，又接连经过了两年解放战争。到1947年冬天，人民政府派周光亚同志来建立农场时，这地方早被破坏的要啥没啥了：房子只剩下光秃秃的几堵墙，没有屋顶也没有门窗；到处白茫茫，冰雪过膝，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过年时，周光亚等3个同志蹲在马棚的粪土上吃了一顿饺子，送走了1947年的除夕，迎来了1948年。他们3个人可谁也没有被困难吓倒，首先在齐齐哈尔市招聘了10多名汽车司机，作为开拖拉机的“技术人员”；又在松江省呼兰、双城两个中学里招了50多名青年学生，来农场学开拖拉机。那时候拖拉机还没有运到，这里只有白雪、寒风、颓垣断壁。他们到老远的地方去割茅草，盖起“风进雪不入”的屋顶，又在深雪里寻找着敌人丢下的破农具，常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扒开深雪、冰冻，才能找到一张犁、一片铧，就是这些也都是“缺手没脚”，安不到一起，不能用。但是他们仍然坚持着、修建着、寻找着……。4月，大地回春，雪慢慢地开始融化，快要开始春耕的时候，从苏联购买的拖拉机运来了。多么漂亮的拖拉机啊!可是新的困难又来了，50多名青年学生刚放下书本，哪里会开拖拉机?10多名老汽车司机要是在城市里笔直柏油马路上开着汽车奔驰，右旋左转，简直是随心应手，操纵自如，但在草原上驾起拖拉机开荒，却“隔着一路”。场长——这位拿着枪在华北战场上同日本侵略者周旋了整整10年的老战士，要叫他组织千百人进攻，保险狡猾的敌人一个也跑不了，现在这么五六十个人的“草原建设者”，却使他手忙脚乱了。困难很多，需要一个个去克服，3年来，他们也真的一个个克服了。现在通北农场已经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机械化农场了。
今年通北农场的播种面积已达到3万亩，那繁茂的11 000亩麦子已经高过胸际；15 000多亩大豆，像育得极好的孩子，棵棵肥头大耳；近4 000亩其它谷物也长得很好。现在通北农场除场部外，已建立起13个作业站和1个分场、1个 500亩的作物试验区。全场已经拥有斯大林号拖拉机32台，共1 700马力；福特、法尔毛等拖拉机16台，康拜因(联合收割机)20台，24行播种机20台，其他如园盘耙、收割机、脱谷机等农具300多台，还建立了自己的农机具修理工厂。3年中已经培养出200多名新的拖拉机手，其中有40名优秀的驾驶员已经能够掌握驾驶和修理的全部知识和技术，近百名已经成了熟练的驾驶员，今年春天招收的60多名新学员，在7月份开荒工作中，也能单独开车、摇犁了。
周场长领我们到10公里以外的作业所参观。那里有3个拖拉机中队正在开“伏荒”，他们要利用春耕到麦收的空闲时间开7万亩荒地，从6月1日到7月 10日已完成6.3万亩，再过三四天就要全部完成任务了。路上，周场长告诉我：今年春天招收的60多名学员中有16名女学员，她们和男学员一样，也分配到拖拉机上实际学习，在春耕夏锄的短短四五个月里都学会驾驶了。现在，她们正和男学员一起开拓着夏日的草原。
远远的草原上，搭起一排排帐篷，这是拖拉机队员的临时住所。在开荒时间，为了节省往返的时间和燃料，拖拉机队都带着帐篷住在草原上。我去参观的时候，许多人正在睡觉，为在麦收前完成7万亩的开荒任务，他们分日夜两班连续工作，现在正是夜班休息的时候。只有一个女同志躺在一个小帐篷里看书。她看见了我们，就笑着嚷起来：“场长，你看医生多不好啊，硬不叫人家下地。”她正在出水痘，手臂上还有不少斑痕。场长告诉我，她叫刘瑛，今年才16岁，是北京第三女中的学生，因为被新中国第一女拖拉机手梁军的英雄事迹所鼓舞，今年春天她和一个女同学来农场学开拖拉机。简直看不出她是一个“女学生”了，虽然她正在生病，那红黑健康的脸孔，那赤裸着的双足和一对矫健浑圆的小腿，完全是一个朴素健康的农村姑娘。我问她这里的生活比学校里怎样?她笑起来，脸红得象一朵花：“学校好，这里更好。”因为她年纪小，爱说爱笑爱唱歌，人们都叫她小刘。她高兴地说：“你看，我们屋子里都长着各种各样的花草，门口前边就是无边的大草原。我们一走过去，草原立刻就变成良田……”。
草原上20多台拖拉机正在隆隆前进。女拖拉机手和男拖拉机手们一样，有的驾驶着钢铁的马向前驰行，有的熟练地摇着耕犁。翠绿的草原象波浪似的滚滚翻转，那褐色的沃土第一次见到阳光，放散着新鲜的泥土的香味。
两年前，当拖拉机第一次出现在这辽阔的原野上的时候，轰动了整个草原，农民们从很远的地方前来，以便看看这“火犁”。他们抚摸着拖拉机，欢呼着跟着拖拉机跑，计算着1天能耕多少地。有的还蹲下来用手量着它耕的深度，向驾驶员们问各种问题。“钢铁的马”用自己的行动来回答老乡们的全部问题：两个农民用6匹马拉着木犁1天能开多少荒呢?大约是12亩，但带着五铧犁的斯大林 3号拖拉机1天能开90亩到120亩。这就是说，拖拉机开荒比两个人力6匹马力加快7倍到10倍。拖拉机耕地比马力加深50％到1倍。播种时三四个农民用3匹马1天只能种15亩，拖拉机1天能播种400亩以上，有的竟达到700亩，比人力播种加快了30倍到40倍。收割的时候怎样呢?四五个农民弯腰曲背地 1天只能割10亩地的庄稼，而后要用两匹马拉到打谷场、再用3匹马力两个人工才能够打完场；农场用康拜因连割带打，扬风装袋，1天能够打180亩。现在通北农场全体职工共有360多人。今年的收益——除种子、油料消耗、机器修理和折旧以及职工薪资等一切开支，可获东北币100亿元。平均每个职工生产纯利 2 700万元。用旧式农具耕作的农民，一年能向土地要多少纯利呢?今年又开荒 7万亩，明年播种面积将达10万亩，人员只要增加150个人就够了。那收益将增加多少倍呢?难怪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彻底实现了土地改革以后，东北农民对于机器耕作的期望是那样的迫切!去年黑龙江省两个农村的全体农民，曾经联名上书东北人民政府机械农场管理局，要求购买拖拉机。虽然现在条件不具备，农民还是分散地经营着小块小块的土地，还不能使用现代化的机器耕作，但是他们希望着、期待着，坚信那一天总会到来。所以当今年改良农具和新式畜力农具——洋犁、锄草机、收割机等出现的时候，农民们很快地就买了6万多台。如今东北已有不少农民开始和牛马分离，也可以坐在洋犁上扬鞭前进了。
现在，通北农场有了自己的俱乐部、图书馆、医疗所、澡塘、理发馆和合作社；有自己的发电厂，一到晚上全场的电灯都亮起来了；大的果园在栽培着果树。临别时，场长热情地邀请我：“3年后来吃苹果啊!”
全东北已经有12个这样的农场。解放了的农民，从这些农场亲眼看到了自己幸福的将来。
(原载1950年8月11日《人民日报》2版)
祖国年轻的女拖拉机手们
——记国营通北农场第二生产队的成长
当祖国开始了大规模有计划经济建设的时候，在肥沃的北大荒草原上，继梁军女拖机队之后又出现了全国第二个女拖拉机队——国营通北农场第二生产队。
这个生产队是由林革同志领导的，全队担负914垧地的生产工作，有德特—54拖拉机4台，联合收割机4台，有21名来自工厂、农村、学校的年轻姑娘们。今年党组织和领导交给她们的任务是：在914垧地生产出1 784吨粮食。她们在第一个战斗——春耕生产中就获得了辉煌的战果，提前3天完成了麦播任务，降低成本5 830万元，还支援二直属队及一生产队翻地和播大麦。在生产中涌现出了张宝琴、李德江等模范人物。
通北农场的女生产队是在党几年来的亲切关怀和培养下，逐渐成长起来的。当通北农场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年轻的姑娘们怀着向往农业机械化远景的热情，先后不断地来到了农场。党组织为了给妇女们在农业生产上开辟出一条广阔的道路，更进一步地发挥她们的力量，经常帮助年轻的姑娘们克服种种困难，使她们学会了拖拉机的驾驶技术。今年党组织和上级为了使女拖拉机手们更好地锻练和发挥独立战斗的能力，将她们集中起来成立一个女生产队。在成立大会上，场长热情细致地向她们交代了工作方法，谆谆教导她们要以努力学习、克服困难、加强团结的精神来对待工作，增加了她们对工作的信心。女拖拉机队的技术水平，本来都不高，德特拖拉机对她们来说又是生疏的。这时党组织和行政又调她们参加机车检修工作，调技术好的男同志，帮助她们进行试运转，使4台德特拖拉机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即为她们掌握了。场长在春耕中又经常下队来帮助她们解决工作上的困难问题。4月中旬，苏联专家和中央农业部国营农场管理总局刘局长来检查她们的工作时，对她们说：“你们是全国第二个女生产队，要特别努力干啊!”苏联专家在看到梳小辫的女同志时，关心地说：“在机车上不戴帽子作业是危险的。”由于党组织和上级不断地关心和帮助，女生产队的工作和热情更加巩固和提高了。
年轻姑娘们始终团结互助，克服困难，顽强地劳动着。备耕工作开始，正值严寒的初春，刺人骨髓的寒风带来了阵阵的雪花，手伸出来，不一会就冻得失去了知觉。但是年轻的女拖拉机手们认真仔细地检修着每一台农机具，对任何一个螺丝和小件也从不放松。在种子消毒时，4个人摇着又高又沉的消毒机，从一天1 000公斤的工作量，提到4 500公斤。4月1日土地开始解冻以后，她们立刻投入紧张的春耕热潮中，生龙活虎地驾驶着“钢马”奔驰在大地上。林革队长工作热情很高，整天不辞辛苦地在地里跑，帮助女拖拉机手们进行工作。在她的领导下，451机车组在安装24行苏式播种机加宽播种器时，进行复检复修，终于安装成功了。在播种的时候，把120斤重的麻袋种子加到种子箱里去，这对她们来说，又是一个考验，但是她们并未因为体力不够而被吓倒了，只两三天，她们便锻练得能够在机车一出地头，就飞快跳上了播种机。在播种时，如果一台播种机出了毛病，大家都集中帮助修理，缩短了故障时间。春翻地作业由于土地解冻不够，拖延了时间，于是女英雄们又不分昼夜地进行工作。为了不断地提高技术水平，她们在紧张作业的余暇，还坚持了每晚的技术学习，讨论当天的作业和故障原因，随时改进工作。年轻的姑娘们就这样在春耕中站立起来了。当初建队的时候，许多同志都对妇女独立进行机械生产表示无信心。如一直属队的男同志说：“非和她们挑战不可，扛袋子一个也要顶她们两个，我们争取提前完成任务，准备力量支援她们吧!”但结果被支援的不是她们，相反的是他们自己。
女生产队充溢着和谐的气氛，每晚当她们工作完毕踏着薄暮的霞光回来的时候，便可以听到她们唱着愉快热情的歌声。
听吧，她们嘹亮的歌声又在草原上飘荡起来了：
田野上刮过了温暖的微风，
拖拉机发出震耳的吼声，
你看那年轻的女英雄，
开动着铁牛在草地里劳动。
嘿!嘿!开吧，你尽情地开吧!
为了国家、为了自己、为了今天、为了前程，
给我们年轻的祖国开辟出光明的远景!
(原载1953年《机农通报》)
模范拖拉机驾驶员——耿德
耿德同志今年23岁，他现在是东北最大的机械农场之一，通北农场拖拉机队第三中队的副队长。原籍是松江省呼兰县长岭区平房屯，家庭成份是中农，12岁上小学，15岁初小毕业，16岁上高小，17岁毕业。高小毕业后赶上“八·一五”。18岁休学，19岁由于政府的帮助，到呼兰县城的松江省立第一中学学习。学习的第二年，学校传来东北行政委员会招收拖拉机驾驶学员的消息，耿德听到后带头报名，并动员了20多名同学和他一起报名。因为他听到了一句话：“用机器种地，是中国从落后农业国改变成进步的工业国的基本办法。”同时他听到校长讲话时提到苏联如何用机器种地，种的好、种的快、人省劲、地出粮，他高兴了，他说：“我一定干这行，好好干一辈子。”美丽的远景，启发了一个进步青年的心，他这时是学校的模范学生，同时是民青盟员，他影响了20多名同学不但同时报了名，而且共同提出了决心书。
1948年1月20日，耿德来到了通北。这年春耕，是通北农场建场的第一年，耿德被派到101号机车上当助手，师傅是老技师孙洪波同志，耿德虚心学习，吃苦耐劳，起早贪黑，积极苦干。这时农场的设备条件很坏，好多同志一碰到困难就开始动摇了，饭有时吃得凉了，睡的地方不好了，工作又脏又累。学生出身的人，头一次过这样生活，就大闹情绪。耿德这时一声不响，愉愉快快地工作，踏踏实实地学习。这一影响，稳定了绝大多数学员的情绪，党组织及时抓住这一点，提出“向耿德学习”、“向耿德看齐”。同年春耕总结大会上，由于耿德有积极苦干、虚心学习、师徒团结、帮助同学等四大优点，当选为1948年春耕一等劳动模范，这是第一次。
秋收了，耿德的师傅孙洪波担任了拖一队队长，耿德负起了105号机车的责任。那时农场用斯特兹—3号拖拉机拉一台摇臂式收割机割稷子，1天用100多斤油只割4垧地，耿德觉得这是浪费，和师傅们研究设计搞成了联结器，同样1天100多斤油，多割6垧地。由于这一创造，农场当年提前7天完成任务，同时节省4000多斤油料。秋收评功会上耿德的优点最多，比如爱护拖拉机和农具如同生命，雨天用自己帽子盖在磁石发电机上，不叫机器受害；风大上油，怕受损失，用自己衣服挡风；粮食怕损失了，用毯子铺地。特别由于主动提出搞联结收割，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省了油料，功劳很大，第二次又当选为1948年秋收一等劳模。同年12月20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年轻人壮大了，耿德越来越坚强，处处为党为人民为工作着想。1949年春耕中，试种的100垧大豆，由于人工刨埯耗费人工多，作业进度慢，耿德建议用播种机播大豆，经过三翻五次地改变，钻研成功了，为农场节省 400多人工，使播种能按期完成。耿德政治上进步很快，积极负责的工作态度，受到农场全体同志的拥护，评功会上第三次当选为一等劳模。在春耕期间里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同时被选为农场工会的宣传委员。
1949年秋收，从苏联引进来的康拜因，一般的技术人员没有使用经验，大家都提出不好使，我们的地不行。新升任拖拉机驾驶员的耿德同志，他不服劲，苦心钻研，耿德驾驶的105号机车牵引的康拜因找出很多问题，贡献很大。另外用收割机收割的小麦和大豆，需要用脱谷机脱谷。耿德负责一台苏式脱谷机，是脱谷最多、用油最少的机器(比其他机器节省1200斤油)。在脱谷当中，他的脚被麦茬扎坏了，烂了很大一块，自己忍受不叫苦，不声不响，坚持工作。有人发觉他病得很重，强迫他打开看一下，烂得已经很重，医生叫他休息，他表面上答应，偷偷地又去干活了，从来没有人听他说过痛，终于坚持完成了任务。这些优点，构成了他第四次当选劳模的条件，他又一次光荣地当选一等劳模。
农场党支部给耿德同志任务，在场内开始建团，耿德同志负起了这一任务，当年发展30多名团员，农场先进的积极分子，大部分被吸收了。这些人在秋收和冬季采伐木材工作中起了骨干作用。耿德同志被选为农场团支部的第一任支部书记。1950年春耕，耿德在管理局的技训班第一期学习，他不但是第一期的好学生，而且是第二期的小先生了。“耿德对播种机、脱谷机、选种机搞得最熟!”“耿德讲的挺明白的!”第二期学员普遍这样讲。
农场拖拉机第三队，从建立以来，一直是落后的，年年争不上模范队，年年摸不着红旗。周场长下决心要把三队搞起来，不换新鲜血液是不行的，耿德被提拔为第三队副队长。在耿德的领导下，第三队变了样。好多驾驶员开始积极起来，努力学习，积极贯彻师徒合同，谁都说第三队变了。春耕评比，三队的质量被评为最优等，翻茬、耕地、播种都合乎要求。有一块地翻不好，有些翻眼皮，耿德号召大家用脚踩过去，虚心听从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上下团结、吃苦耐劳、领导得法，1950年评功会上，他第五次当选为一等劳模。他领导的队一扫3年来的落后，涌现了两台模范机车。农场党支部在1950年春耕总结时表扬他是个模范共产党员。
春耕刚完，农场扩大生产的任务下来了，开伏荒7000垧，1951年扩大面积到1万垧。耿德领导的第三队，担负着开荒2 334垧的任务。开伏荒是苦事，瞎蜢咬、蚊子叮、车烤、太阳晒、风吹雨打，困难重重。他领导的第三队完全克服了这些，以提前12天超过任务204.1垧的成绩，胜利完成了任务。全部面积的总平均用油每垧19.5公斤，比第一队省0.49公斤，比第二队节省2.3公斤。质量经检查委员评定，三队最好，基本上超过要求，从来被称为落后队的第三队，开伏荒时成了英雄队，队内佟明泽的机车成了模范车，创造了农场的新纪录。由于这些模范事迹，耿德第六次被评为一等劳模。
耿德是很好的拖拉机驾驶员，他善于操纵斯特兹—3号拖拉机，也会使法尔毛、福特、维特兹、斯大林—80等各种类型拖拉机，更会用各种作业机：耙、犁、播种机、选种机、脱谷机、康拜因，在农业技术上他成了内行。他懂得不少开地经验，他是机械化农业生产上的一个好战士，由于党对他的培养，他的事业心很强。“搞好一万垧!”“搞好机械化农场!”他经常这样叨咕着。耿德善于团结群众，给人以温暖和力量。3年来，在工作中带徒弟成为拖拉机驾驶员的有12名，康拜因手6名，还有15名将要成为驾驶员。更好的是他高尚的品质，忠心耿耿，热爱事业，热爱党和人民的利益。
从以上这些事迹看来，耿德同志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英雄事迹，但他能在每年的每一工作季节——春耕和秋收中都能光荣地被评为一等劳模。这种不弛不懈，始终坚持着忠实人民事业和不断进步的精神，就够我们全体农场工作者、全体拖拉机驾驶员、康拜因手学习的了!
(原载《机农通报》第23期)
水兵来到北方
李 任
4月，播种的季节，我们这批从南海转业的水手来到北大荒。国营农场的工人和家属们，打着红旗，敲着锣鼓，把我们接到早已按排好的宿舍。这时节，虽然外面还没有化冻，然而，我们的心却是暖烘烘的，仿佛春天早已来临了。
这些天，陆仲春为啥反而沉默了呢？7天的列车生活，他是又笑又闹，有时候他也轻轻地哼着伊萨可夫斯基的诗：“土地、土地、亲爱的土地，请你跟亲爱的儿子谈谈心。这些山区和平原，真是无边无际……”现在他这样，不了解他的人，以为他想家了，要不就是气候吓住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早上，大伙还没有起床，陆仲春就独自到外边溜达。天气这么冷，他却在外边一个劲地甩胳膊腿，象是作操又没有一点规律。
这天，我也起得很早。到外边一看，陆仲春正在场院里，一只脚蹬着石磙子，推着走圆圈。场院上什么也没有，这不是发疯了吗?我说：“陆仲春，你这练什么功?”他停下来，瞅了我一眼，说：“你推推试试，看费劲不。”不等我表示态度，他把我一把拉过去，让我学他那么作。我想，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提起脚，一蹬，纹丝不动，别了股劲，动了。他摇着我的胳膊，连连说：“行了，行了。”这是什么意思?弄得我真莫名其妙。他高兴得一蹦老高，忽地哎哟一声，蹲在地上只管揉着膝盖骨。我撩起他的棉裤腿一看，哎呀!膝盖上一寸来长的伤疤，周围又红又肿。我问：“你这是怎么啦?”只听得咬着牙格格响，一把推开我的手，捋下棉裤腿，站立起来，说：“没啥!没啥!就为这个磙子弄成这样。”他满不在乎地拉我进屋说：“暖和暖和就好了。”到底我也没搞清他在摆什么迷魂阵。
不过，关于他的伤疤，我还是知道个大概。那是在1950年5月解放万山群岛战斗中，他在步兵连当一名战士，他们班领头冲上了滩头阵地，正趁势追击，夺取主峰时，前边一个战士踩响了敌人埋伏的地雷，倒下去了，他的膝盖也中了一块弹片，被送进了包扎所。虽然不久就好了，可是，一遇长途行军总是跟不上队，有时急得冒出豆粒大的汗珠。
部队上曾说服他复员回家，他怎么也不走。那时，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捣乱，蒋介石也作“反攻”梦，陆仲春以这种种情况，反而说服了领导，把他留下了。
不久，他有机会进海校，学成了一个轮机兵，以后当了轮机长。可是，战斗在海上，决不会是风平浪静的。在一次远航中，他操纵的主机排管爆裂，为了抢救舰艇，他的胳膊又负伤了，于是，不只膝盖上有了个伤疤，而且胳膊上也不那么有劲了。
他的确伤心过，要知道一个水兵一旦要离开海洋，这真比离开亲骨肉还难受，为这样的事他甚至偷偷哭过。去年4月，建设“北大荒”的号召在部队中传开了，他连打报告带谈话，上级终于批准了他的申请。他完全相信，一个轮机兵不仅在海上行，当个拖拉机手也是没有问题的。当他刚到生产队，行李卷还没有打开，他就跑到地里，看拖拉机翻地。趁着拖拉机停车的一刻，他坐上去，想试试行不行。按照他在海校学习的成绩来说，把一辆拖拉机开走，可说是一顿家常便饭。他坐在驾驶座上，用脚蹬着离合器，费了好大劲，刚刚踩动，膝盖骨象针扎的一样痛。拖拉机停了，他差一点要掉下眼泪。不是因为痛，他想，难道自己连拖拉机手也当不成了?到“北大荒”还能干些什么呢?
经过整夜的思索，他决定先折磨折磨自己。这就是他每天早上起来练功的缘故。这事他不能对别人说，他脑子里还有个疙瘩呢!
现在，他看我费了好大劲才能蹬动石磙子，而他并不需要费多少力气，他竟高兴起来了。
他沉默了几天，现在变得又和先前那个样，真叫人摸不着头脑。我和他总算比较亲密，可是他也没有完全把底交给我，只是含糊地说：“我现在正在准备考试，以后你就知道了。”当夏锄开始的时候，他终于驾驶着拖拉机轰隆隆地在地里奔跑了。一个班次12小时，就是啃着凉馒头，他也不停一下。这样他也丝毫不觉得膝盖骨痛，腕子也不酸了。
傍晚，我到地边，在金色的阳光里，迎着他那又黑又圆的笑脸，伸出手拉着他，说：“你的心愿都使在这铁牛身上了!”
他哈哈大笑，一转脸又一本正经地说：“我准备好久的考试，现在算是考上‘北大’了。”
我一听，满以为他想离开这里。仔细想了想，才发现原来又在开玩笑，他把北大荒骄傲地比作大学了。
(原载1959年11月27日《嫩江日报》，作者李任是李任安的笔名)
三、回 忆 录
林枫与通北农场
韩乐风
林枫同志原籍黑龙江省望奎县，他在辽阔的北满原野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他对东北农村情况十分熟悉，早在东北解放战争还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在他头脑中就已开始绘制东北农业发展前景的蓝图。1947年夏，中央建议在北满创办国营农场，他满怀热情地贯彻执行，批示东北行政委员会农林处积极筹办国营通北机械农场。1947年寒冬，通北农场第一任场长周光亚同志率领首批创业者，来到通北这块冰封雪飘的荒原。他们不畏艰险，在伪满开拓团残留的几间徒有四壁、荒草丛生的废墟上，支起小马架，刨冰扒雪，开始了艰苦的建场工作。当1948年5月，他去北满各地视察工作时，特意在赵光车站停车两天，详细听取了周光亚同志的汇报，并到现场观看了农场的规模和机具操作情况。在离开农场时，他深情的对周光亚同志说：办机械农场是一项新的事业，困难一定很多，可是一定要办好啊!他回到哈尔滨，专门找东北农林部的负责人魏震五同志谈了他的观感，并嘱咐魏震五同志要多关心通北农场，让它在提高产量和提高技术方面真正能向广大农民起示范作用。同年11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的农业工作会议上，他又讲到：机械农场，大家要把它看重，各省一定要搞，要学习，为将来的农业机械化准备经验。为了切实贯彻林枫同志办好机械农场的指示，东北农林部于1949年春，设立了东北公营农场管理处，直接经营通北、永安、鹤山、盘山、马三家、北陵等6个农场，并与各省营农场建立了业务统一领导关系。
1950年秋，美帝国主义扩大在朝鲜的侵略战争，战火蔓延到我国边境的鸭绿江边，我英勇的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这时，东北人民政府所在地的沈阳，成了支援战争的最前沿的后方基地，林枫同志也担负了相当繁重的一部分后勤工作。由于工作任务紧张，林枫同志和他周围的工作人员，不仅白天连轴转，就连晚上也难得到正常的休息。他和大家一样，身体熬瘦了，眼睛熬红了。然而就在这样紧张的时候，大约是在12月中旬，东北公营农场管理处的同志写信请林枫同志为《机农通报》题词。当时，我真不愿意为这样的事情再去分散他的精力。但是，长期以来林枫同志一向重视来自基层的意见，特别是他对国营农场事业所给予的特殊关怀，又使我不敢擅自作主。于是，我挤了个休息时间向他提起这件事，不料林枫同志听后毫不犹豫，欣然提笔写了“积累经验，培养干部，为农业机械化准备有利条件而奋斗。”让我们立即送走。这件事已经过去30多年，在我的记忆中也已经渐渐模糊起来了。但当不久前，我从农场总局史志办同志那里看到这一题词的复印件时，顿觉感慨万分。林枫同志惨遭“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不幸逝世已经6年多。如今遍布在北满草原上的国营农场的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局面，他再也看不到了。但是，他的苍劲有力的题词，将会作为他关心国营农场事业的有力见证，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林枫同志关心国营农场，希望把国营农场办好。但是，创办机械农场，在我们国家毕竟还是一项新的事业。初创时期，由于缺乏经营管理经验，技术水平低，以及农机具不配套，进口油料价格大大高于农产品的出口价格等多种原因，曾经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成本高，产量低，损失多，浪费大等。为了研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1952年1月，林枫同志命我和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的两位同志到通北农场了解情况。当时，正值“三反”运动高潮，“打虎”之声遍及各个角落。我们到农场不久，农业部又委托我们代行工作组的职权，指导农场的“三反”运动。开始，由于我们对农场实际情况了解不够，加之受“打虎指标”的压力，为了“敲山震虎”，较多地听取了一些同志的意见，把农场的浪费问题看得过重，甚至怀疑在这远离领导机关的“深山老林”一定会有“老虎”出没。1月低，我从通北回到沈阳，向林枫同志汇报情况。他听完汇报后当即提醒我，面对一大堆复杂情况，一定要冷静，不要头脑发热。并说，办好一个机械农场，不是容易的事。创办初期出现一些问题，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对具体问题要做具体分析，不要事事都拔高，不要硬往“老虎”身上靠。林枫同志这些中肯的指示，对于我们的确是一副非常及时的清凉剂。尽管他已作了这样明确的指示，但他还是不放心。就在我们返场不久，当北满大地还冰封雪盖的时候，他冒着零下40多度的严寒，再次到通北农场视察并作具体指导。他这次在农场干部会上开始讲的几句话，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他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今天，我要反其意而用之。同志们战斗在人烟稀少的北大荒，生活很艰苦，也可以说是很穷，可是有人关心我们，这次我们就是特意来看望你们的，这也可以叫做“穷在深山有远亲吧!”这些话，让人听起来真觉得热乎乎的，特别是出自一个东北局常委、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口中，就更加重了它的份量。它象隆冬季节飘来的和煦春风那样沁人肺腑，暖人心田，给在农场工作的广大职工以极大的鼓舞。
林枫同志这次到通北，是为了深入第一线了解情况，为即将召开的东北局国营农场工作会议作准备。他在农场听了汇报，召开了座谈会，并对如何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如何进一步办好农场，特别是如何做到运动生产两不误，认真搞好当年的春耕生产等问题都做了明确指示。回到沈阳以后，他又和东北农业部的领导同志共同商量，决定对东北地区的国营农场作较大调整，把东北区的几个解放团农场和几个较大的国营农场合并(如把解放二团的香兰农场和通北农场合并)，加强了领导骨干，充实了技术力量，使东北国营农场走上更加健康发展的道路。
1952年5月，我离开通北返回沈阳，把几个月来了解的情况向林枫同志作了详细汇报，他听了后觉得对问题摸得不透，他除了请东北局农委和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的同志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外，6月初又找我谈，他说，前一段存在问题较多，对如何办好农场研究不够。他提出应该到关内办得较好的一些农场去看一看。遵照林枫同志的指示，我到北京通过中央农业部国营农场管理局张省三局长的安排，到通县的双桥农场、南苑的五里店农场和冀东的芦台农场参观学习了一个多月，并听取了张省三等同志关于如何办好国营农场的意见。回沈阳后，我把所见所闻向林枫同志作了详细汇报，他听得很认真，很仔细。
1952年9月，在经过半年多调查研究，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之后，由林枫同志主持，召开了东北局国营农场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发挥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使到会同志进一步提高了对国营农场的性质与任务，以及存在的严重缺点的认识，增强办好国营农场的信心。林枫同志在总结报告中，肯定了国营农场创办5年来的成绩，分析了产生缺点的原因，针对农场实际情况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就国营农场的任务，加强经营管理，提高技术，改进政治工作和领导作风等问题，都作了重要阐述。最后，他鼓励大家要勇于自我批评，勇于改正缺点，不断地把国营农场事业推向前进。在这次会后，东北局专门发了《关于加强国营农场工作的决定》，东北人民政府为了加强对国营农场工作的领导，决定由副部长魏震五同志兼任东北国营农场管理局局长，长驻哈尔滨，具体指导工作。魏震五同志为了整顿和办好东北地区的国营农场，日夜操劳，费了不少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1952年到现在，30多年过去了，东北国营农场的规模和经营管理水平，已远远不是那个样子了。林枫同志亲自关怀的国营通北农场(现名赵光农场)也已成为全国农垦系统中历史长久、规模较大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农场之一。但是，作为一段历史来总结，在国营农场发展的初级阶段，东北局的这次会议，确实具有重要意义。而林枫同志对于国营农场事业的关怀，也将象创业初期在北大荒探艰踏险的农垦战士们所建立的业绩不可磨灭一样，在东北农业发展的历史篇章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说明：①林枫(1906～1977)，黑龙江省望奎县人。从青年时代起，就在天津、北平、河北、山西一带长期从事革命活动。曾任过中共天津、北平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中共晋西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代书记。1945年10月回东北，先后担任东北局组织部长，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代书记。十年浩劫中惨遭迫害，于1977年9月29日病逝。逝世前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兼校党委书记。
②本文作者韩乐风，1947～1952年任林枫同志秘书，1952-1954年曾任东北国营农场管理局副局长，现已离休。离休前是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副组长。
朱德同志来到通北农场
周 镇
1952年9月3日，通北机械农场紧张的麦收即将结束。上午10点多钟，几位首长在场长张泽民等人的陪同下来到第一作业区第四作业站晒场。当时，我和麻长江、李语娇正在C—6——007号联合收获机旁，进行作业后的清理和检修保养工作。听到谈话声，我急忙从第二清洁室里探出头来，猛然间看见一位身材魁梧的老首长正含笑地朝我们这面望着。我觉得这位首长很面熟，可一时又想不起来是谁。当我正凝神注目的时候，首长向我一面招手一面高声说：“小鬼，辛苦了!”我立刻从清洁室爬出来，跨过油箱，走到操纵台上，呆在那里，沉思良久，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首长凑近机器问：“这是什么机器?”
我心里很紧张，慌忙说：“这是康拜因。”
“康拜因?”首长温和而又亲切地看着我，重复着。
这时，我的心平静了许多，我说：“是康拜因，就是联合作业的收获机。能把小麦从收割、脱粒到清粮几项作业一次完成的机器。”
“噢，联合作业，好，好，好。”首长点了点头又问：“一天能收多少?”
张场长回答说：“天气好，一天能收八九垧。”
“八九垧?”首长又重复着说。
一位随行人员说：“就是八九公顷。”我接着补充一句“就是一百二三十亩。”
首长接着问：“能代替多少劳动力?”
张场长说：“光割就能顶一百来个劳动力。”
一位随行人员问：“收完小麦还做什么?”
“下步改装。”我说，“准备收大豆。”
首长又点头说：“噢，还能收大豆。”
在首长和张场长对话时，我从收割台梯子一边往上走，一边从兜里掏出半截烟卷，点上火吸了一口。首长回头看见了，关切地对我说：“噢，会吸烟?这么点岁数就会吸烟!”我当时才22岁，听了首长的批评，赶忙把烟头捻灭丢掉了。首长走近收割台，一手扶在木翻轮压板上又问我，“大豆怎么收?”
我说：“机器需要改装一下，木翻轮和分离、清粮等部位都要改。”
首长回头对张场长和同志们说：“还是机械化好，要大力发展，要多办国营农场。”接着又看了晒场上的粮堆，看了晒场南边和西边望不到边的大片黑土地。
首长走后，听张场长说，这位首长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同志。我们当时也想到这位首长很象照片上的朱德，可是怎么也不敢相信站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威震天下的朱总司令。后来听同志们说，朱德同志还到了修理所和食堂，同职工们亲切会面，并问候大家说：“你们辛苦了!”
朱德同志这次来，听取了场领导的工作汇报，肯定了农场取得的成绩和赞扬了开路先锋的示范作用，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同时指示，一定要继续办好农场，为国家多生产粮食，做到不亏损。朱德同志还问到农场种人参没有，指示要多种些作物。朱德同志对农场生产成本高不满意。说他到东北局要反映一下，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周光亚二三事
朱龙飞
1947年夏，李富春同志在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要在我国建一个粮食工厂，即建设一批机械农场。根据这一指示，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首先在通北建设一个这样的农场，主要的任务是：培养干部，生产粮食，积累经验，示范农民。周光亚同志担任通北农场第一任场长，带领我们开发荒原，艰苦创业。
周光亚同志比我大五六岁，当时也就是三十二三岁。我们都称他老大哥。他中等身材，身体结实健壮，性格开朗刚毅，红脸膛，两道浓眉下一对明亮的大眼睛炯炯有神，露出一股英俊气息，一看便是个精明强干热心的人。俗话说：红白镜子的人，爽快、热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同生活，大家都了解他不但对同志诚恳热忱，而且能书会画，还能唱一口好京戏。
1947年12月份，我从东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农场工作。周光亚同志比我们早几天到达了。一听说我们去报到，非常高兴，早早在车站等候我们了。他在一一握手问候之后，就引我们进“办公室”。这是一座敌伪警备队的炮楼。小房不高，窗户都用草塞着，黑洞洞的。室内除了用木板钉的一张桌子和一个铺床，其它一无所有。但光亚同志却早有了“宏图大略”，等我们在各自的行李包上坐定，就兴奋地说：“这就好了，你们一来，队伍就扩大了。别看只有十二三个人，已是扩大二三倍了!”几句话一说，真把我们的劲鼓起来了。
第二天，周光亚同志信心十足地带领我们去踏查荒原。北大荒真名不虚传，广阔无垠。我们走在齐腰深的草丛里，脚下软绵绵的，光亚同志不时弯下腰，扒开积雪，抓一把黑油油的土，并且喜不自胜地赞叹着：这真是建农场的好地方呀!我们走走停停，也不知走了多远。光亚同志才郑重其事地说，这里可以开垦几十万亩地，可办个大型机械化农场，将来可为国家生产几亿斤粮食。北大荒是真正的米粮仓呀!……听他说着，我们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饥饿，直到天黑才摸回驻地，还得临时找老乡弄点吃的。
场长检讨
踏完荒原后，光亚同志指导我们拟定了建场规划，还培训了一批年轻的拖拉机手。春暖冰融，地一开化，机械垦荒队就进点了。为了保证生活，光亚同志让我协助红军战士廉亨泰同志做食堂管理员工作。当时除个别聘请的技术员，全都实行供给制。按照伙食标准规定，每星期吃一餐肉菜。这年春播胜利结束了，老廉打算热烈庆祝一番，多加几个菜，把两次“改善生活”费集中到一次用。这事有人向场长打小报告，说我贪掉了一次“改善生活”费，场长很生气，把我找去狠狠训了一顿，并且让我打背包回哈尔滨，自谋生活去。我当然满怀委屈，一时也说不明白。也许是廉亨泰同志向场长承担责任了，场长才明白我并没有“贪”。于是召开了一次干部会并特地通知我参加。我以为必定挨克，心里忐忑不安。万没有想到，场长向大家说明这次改善生活的全过程，并当众作了自我检讨，偏听偏信，错怪了好同志。我一时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场长公开检讨，象一把万能的钥匙，启开了同志的心扉。场长真正成了团结的核心。
老妈妈也要做贡献
建场初期，人员大都是招工来的，亲朋故友较多。周光亚同志的家也搬来了，还有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妈妈。按当时供给制规定，老妈妈属于公费赡养之例。但周光亚同志却说：“老年人也应做贡献，我妈身体好，还可做些力所能及的活。”于是，他动员妈妈帮助晒干菜、腌咸菜，无偿供给食堂，并且喂了三四十只小鸡，鸡产的蛋，老妈妈自己舍不得吃，供给食堂改善生活。有时职工家属生孩子了，她就积存起来，专门送去“喜蛋”作庆贺。就这样，这位慈祥的场长的老妈妈，也成了全场职工公认的好妈妈。
为职工的婚事操心
农场初创时，男青年居多，全场几百号人中，只5个女青年，她们成了佼佼者，眼光挺高，对一般小伙子都看不上。于是青年们编了顺口溜：“北大荒，好地方，又有兔子又有狼，办起农场能打粮，就是缺少大姑娘。”周光亚同志也觉得是个大问题，女大当嫁男大当婚，光棍汉怎么叫扎根。
1948年，随着农场的进一步扩建，他专程到双城县去招工。招工时特地多要些女青年，一下招来40多名女青年，有计划地把她们安排到各个岗位上。又通过一二年时间，在共同生产和工作中，这40多名年轻姑娘，都和男青年结了对于。1950年10月1日，周光亚同志亲自主持了一次“草原婚礼”。婚礼上开水一桶，瓜子一堆，参加婚礼的人嗑着瓜子，喝着开水，互相鼓励争当劳动模范。既欢快，又节约，而且富有意义。
我和周光亚共同在通北农场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他对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高度负责，对同志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处处表现了一位老八路的光荣传统，成了我的良师益友，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我和周光亚
刘 瑛
初识周光亚
1950年3月，我和小胖子林革同学从北京到北大荒找梁军。因梁军被请到沈阳拍电影去了，我们被人领到了东北农场管理局。在这儿呆了几天，从人们的谈话中我们了解到全国最早的农场是通北农场，第一任场长是周光亚。那里建场早，机械化程度高，我真想去这个场开“铁牛”。可听说场长周光亚是个脾气大、爱骂人的老兵，又打起怵来。这天吃晚饭时，在我们对面桌子座位上有两位穿着褪了色军装的人，为开荒的事“吵”了起来。我好奇地打量着，两个人都像老兵，只是一个高挑，一个矮巴巴的。这两个人是谁呢?高个的是荣军农场场长丰年，矮个的就是通北农场场长周光亚。我深深地被周光亚豪迈的气魄和他讲的科学道理所吸引，胆怯地问他：“我想上您那儿开拖拉机。”他大笑着对他的“论敌”说着，又回头来问我：“你这个小不点，比桌子高不了多少，倒挺精灵的。你是从哪儿来的?几岁了?”我看到这位满脸红光的中年人很和气，就大着胆了说：“我是从北京女三中来的，今年虚岁16了，是大人，不是小不点儿，我是来开拖拉机的……”哈哈……又是一阵笑声。过后周场长严肃起来：“噢，是北京来的。好!有点志气，明天就跟我去通北。”又诙谐地说：“冻掉了鼻子可不包赔啊!”第二天我们就跟着老场长上路了。这就是我最初认识的周光亚同志。
填“沟”
通北农场虽然建场两年多了，可因为女同志少，还没来得及盖女宿舍。我们到了农场，住在一个矮小的地棚子里，黑洞洞的，只靠一扇小窗的亮光是不够的，只好大白天在屋中央点了一盏小油灯。中队长耿德把我们领进这屋子墙角处的空位子上，炕上坐满了来自黑龙江几个县份的姑娘，一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女孩，用篦子正在从头往下刮虱子，她对我说：“哎!你们就挨着我睡吧。”小胖子林革赶快把行李放在靠墙边的地方，我只得挨着刮虱子的女伴，我吓得叫了起来：“唉呀可别咬我啊!”小胖子怕那女孩见怪，悄悄地拽了我一把，挺大方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是来受考验的。”然后把我的褥子和那个女伴之间隔了一个大缝，算是解决爬虱子的办法。
第二天起床洗脸，我见到了又一个女伴拿走了我的脸盆我又尖声叫了起来：“唉呀，谁拿了我的脸盆?讲卫生嘛，用自己的，不要乱动!”女伴指了指别人正在用的一个瓦盆说：“呶，就这么一个。”真泄气，来了不到两天惹了这么多气。这儿又没有炮火连天，有什么值得考验的，真想回北京了。我的心绪不好，话也没了，吃饭时端着一个苞米馇子碗，光瞧着不往嘴里吃……回到小屋，我一头躺下，没想到周场长来了，一进门就亮着嗓子喊：“我的小不点呢?”我一下就坐了起来。场长坐到我旁边，左看右看大笑起来：“哈哈……我们的小不点尿炕啊!”我红着脸争辩说：“我才不尿炕哪!”场长说：“那为什么要留这么大的流水沟呢?来，我们把这个沟填平。”说着就叫我旁边的女伴把我的褥子铺开，又对我说：“不要紧，让革命虫咬咬你就结实了。”
“让她们在开荒中摔打”
大开荒开始了，周场长决定把我们女同志都分配到拖拉机上去，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她们在开荒中摔打。”北大荒的春天，夜里还是寒冷的。我们住的帐篷是单层的，早晨醒来每人被子都是一层厚厚的白霜。夏日来临以后，又被太阳烤得像个蒸笼，大草原的蚊子、小咬，黑压压的一片，我被咬得满身都是大包，病倒了，躺在帐篷里。周场长来了问我：“小不点，苦不苦啊?能坚持吗?”我坦白地说：“真苦啊!水喝不上，晚上咬的睡不着觉，白天热的像烤箱，咱们若是安个纱窗该多好啊!”我还建议场长建个浴池给我们洗澡。场长笑了，说：“小不点啊，咱们今天这么苦就是为了把这些亘古草原耕翻过来，将来在这块黑油油的土地上，不但要建浴池，还要盖大工厂，盖俱乐部，修铁路，建学校，有电灯、电话，还要把这儿建成大粮仓、农业城哪!……哎!小不点，你爱不爱这里的黑油油的大荒原啊?”我说：“爱呀!”说着，我就给周场长念起了自己编的顺口溜：“嘿，开起我的大铁牛，耕起土地黑油油，为了建设新中国，艰苦困难一边丢。秋后打上万吨粮，大红捷报北京邮。”周场长听着又朗声大笑起来说：“我还以为小不点让蚊子给咬倒了，要打退堂鼓了，没想到小不点要给毛主席送捷报哪!”
几天以后，《人民日报》记者田流到通北农场访问，还把我写到访问记里呢。在开荒的日子里，我就是靠着“为了新中国”，把北大荒变成“北大仓”这个伟大理想战胜了重重困难的。尽管我在草原上的日日夜夜，身上长满了虱子，可我已不把它当成一回事了。伟大的理想鼓舞我，丰收的小麦使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一辈子战斗在北大荒
1950年的秋收开始了，朝鲜战争爆发，身强力壮的男同志大部分到朝鲜前线去抗美援朝了，场里只剩下一些体弱的男同志和我们女伙伴。中秋节，北大荒下了一场大雪，我们白天抢收大豆，夜里住帐篷常常冻醒。有人经受不了这严峻的考验，偷偷地当了逃兵。为了把大豆抢收回来，场部召开了誓师大会，会上周场长说：“我们年轻的新中国需要粮食，抗美援朝需要粮食，我们有没有决心战胜困难，坚守岗位，把粮食收回来呀?”说到这儿他把期待的目光转向了我们女拖拉机手。我跳上了讲台说：“为了新中国，为了支援朝鲜兄弟，把北大荒建成北大仓，我16岁在北大荒，我26、36、46、56、……86，只要不死就一直战斗在北大荒，一定要坚守岗位打下粮食!”周场长高兴极了，快步走过来，对着到会的同志们说：“小不点向你们挑战了，有没有勇气应战啊?”口号声、欢呼声，响成一片。大会结束后，我们日夜奋战在大豆地里，在上大冻前把大豆全部抢收了回来。
30多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已由一个10几岁的小姑娘长成壮年。周光亚等老一辈拓荒者的形象，总是在鼓舞我去战胜困难，勇往直前。
(刘瑛，现任友谊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回忆通北农场建场初期的畜牧业
吴显生
1950年2月20日，我由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国营农场管理处调到通北农场，接替樊悦珩在作业科担任畜牧兽医技术员工作。我到农场后，周光亚场长正式确定，农场除种地外，从今年开始发展畜牧业。并决定在场部地区集中饲养。在作业科领导下成立一个畜牧生产组，建立一个兽医所和四种畜禽饲料班。我一身三职：作业科畜牧技术员、畜牧生产组组长、兽医所主治兽医。当时养马班长是丁长森，养猪班长是平野太郎，养羊是清水健一，养鸡是周场长的老母亲，病马饲养员兼兽医助手是富田稔二。我们配合得很协调。
第一项工作是兴建畜禽舍。1950年5月至9月，在以现在赵光农场招待所地址为中心，约8万平方米范围内，建起一个养猪场，3栋猪舍、1栋调料室，计1 200平方米¨栋马舍400平方米，1栋羊舍300平方米，1栋鸡舍300平方米。畜舍全是拉哈辫加大泥的结构。畜舍建成后，我领着饲料员建运动场，钉猪栏，起早贪黑忙一个多月才完工。10月末，猪、羊、鸡迁入新舍。
1950年，为了扩大养猪，从当地老乡手里购买12头带仔母猪和70头小喀郎，品种都是当地民猪。当年还从哈尔滨东北农学院试验农场购进1头约克夏公猪，从铁岭种畜场购入3头巴克夏种猪。饲料的品种主要是稷子和豆瓣子，用大锅煮熟喂。猪调料室有3口大锅，里屋有一铺炕，平野和隋喜住在这里，晚上打水、煮料，白天喂猪，夏天还得抽时间放猪，两人养120头猪，昼夜都没闲工夫。猪群扩大了，仔猪死亡很突出，特别是冬产仔冻死许多。为解决这个问题，平野做了个棉被兜，把产下来的仔猪装在兜内，拿到炕头上，等毛干后再送回吃奶。这个办法虽然解决点问题，但在严冬零下30多度简易猪舍内，产后的仔猪还是不免一死。紧接着我们研究了建造母猪产房，把简易猪舍一头隔出两间，在屋里架起大锅，用开水合泥抹冻墙，把四壁抹得严严实实，屋内烧上火炉子。母猪产仔前平野住在这里值班，一直到产后20天才离开，效果很好。产后冻死仔猪的问题解决了，保证了冬产仔猪成活。1950年末，猪存栏数达到260头，其中成年母猪45头，大小肥猪100多头，满足了场内猪肉自给，为通北农场养猪业打下了基础。
建场初期，农场主要运输力是马车。为了扩大养马，满足农场运输力的需要，1950年我先后两次由五福马牧场接运回第四野战军退役军马98匹，当年养马达到210匹。当时养马最大的难题是爬窝病，尤其是繁殖母马产后爬窝死亡严重。1949年通北农场产驹母马18匹，产后母马爬窝，母、仔死亡16匹。我来农场后，周光亚场长对我说：“母马一下驹，就爬下不起来，马驹没得着，还把大马搭上了，你想办法把它治好。”当时我感到十分为难，每天围着马转，和大车老板，饲养员研究解决办法。在没有好办法的情况下，大家提出一条措施，控制母马配种，去势公马，不让母马产驹。这个办法虽然暂时解决了母马爬窝死亡问题，但母马不繁殖，马群不能扩大也不行。我到各地找老师求教，到通北、克山、拜泉等县找老兽医、老养马户访问对比，肯定一个问题是由于饲料成分缺钙，造成母马爬窝。另一个诱因是农场养马喂精料过多(当时一般是精料管够，每头每天都在 10斤以上)，特别是豆饼喂的过多(一般日8斤以上)，青饲料太少(常年不放牧，不喂青草)。基于这个调查所得，从1952年开始，减少马的精料量，冬季加喂含钙量较高的豆皮子，夏季加喂青草，役马实行夜放。用这个办法，1954年通北农场8号母马繁殖群14匹母马全产全活，杜绝了爬窝，开辟了母马繁殖的新途径，通北农场从此母马开始正常繁殖了。
1950年通北农场还养了一群120多只绵养，一群90多只本地鸡，两头朝鲜牛。
建场初期由于对马匹饲养使役不合理，发病率很高，兽医治疗工作总是很忙，经常深夜发生马疝痛病，连夜抢治。为了有效治疗病马，在兽医所内设一个病马厩，住院病马常年在10匹左右。病马饲养员兼兽医助手富因稔二，除饲养和运动病马外，协助我打针投药。爬窝病马因为骨质疏松和骨质变型，愈后多不良。1954年以后马匹饲养、使役得到改善，发病率降低，以后随着养猪大发展，农场兽医工作重点转向猪病方面的防疫和治疗上来。
难忘的记忆
——回忆中央麦收流动收割队
万民学
1960年4月，春风吹拂，大地复苏，黑龙江垦区勃勃生机，满山遍野机声隆隆，到处是一派繁忙的春种景象。我们省农垦厅春播检查团正在北安车站等候换乘西去的列车。忽然，广播喇叭传出了急促的唤人声，“赵光的万民学同志请赶快回原单位，有紧急任务!”于是我告别了团长周光亚，登车返回赵光。在韩有场长的嘱托下，征尘未洗，收拾衣物打点行装，踏上南去哈尔滨的列车到省城农垦厅报到。
厅长办公室里静悄悄的，只有我们黑龙江垦区北面几个农场参加流动麦收队的几个管理人员。房厅长待我们落坐以后，着急地向我们传达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的农垦部、农业部、机械工业部、交通部、铁道部联合命令。并且再三嘱咐：你们是代表黑龙江垦区去的，不要辜负组织的殷切希望。南方不同北大荒，你们不习惯，那里一定有许多困难和不便，这要靠你们几位和同志们一起去克服了。到了北京见到中央首长要有礼貌……不要有失北大荒人的体面。我们这次行动是中央部署的，首次麦收流动收割队，去支援湖北、河南、河北和北京四省市麦收的。那里收割任务繁重，急需我们去抢收粮食。最后，他指着我们，象发出战斗号召似地：“完成此项任务有信心吗?”“一定按厅领导指示办，坚决完成任务!”我们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表示。
麦收流动收割队我担任大队长，农机工程师是九三农场的李景文，会计师是赵光农场的张焕生。赵光、二龙山、克山、九三等几个国营农场抽调的50台康拜因和100名驾驶员编成5个小队，其中九三农场分两个小队。各小队都配有小队长，每台康拜因有正副驾驶员共百十来人。这些小队人员随康拜因同行。厅里要求各农场康拜因一律于5月1日进入火车站等候发运，5月15日左右到达麦收地点，在武汉市集中。令我们大队部几个人带着介绍信于5月1日起程赴京。
不消两日，我们一行几人到了北京农垦部，刘部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且立即交待了任务。没隔几日，部里又给我们收割队抽调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 100名实习学生充当康拜因助手，同时选派20多名精明强干的随行工作人员。前后加起来250多人，是一支不小的支援大军。
收割大队的先头部队由农垦部农机局王局长率领奔赴武汉。王局长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八路，建国后到部里工作的。五十上下年纪，身体壮实，高挑个儿。这次外出，他脱掉了机关工作服装，换上了粗布裤褂，头戴一顶八角草帽，外表看上去普普通通。在整个麦收日日夜夜里，王局长始终同我们战斗在一起。一到武汉，心扉洞开，市委市政府领导亲自驱车到火车站迎接我们。我们大队几个人衣着依旧，没有特别打扮，接站人一时认不出我们。当旅客几乎散尽时我们才接上了头。车把我们接到市国际宾馆，食宿按中央要求款待。当各农场康拜因陆续发到武汉时，市领导特别指示交通部门放行。几十台康拜因在宽敞的马路上缓缓行驶，两旁人声鼎沸，列队欢迎。顿时，我们来自农业机械化兴起地方的北大荒人感到无比自豪。
5月中旬，康拜因开始进点作业。先后在武汉黄陂县，东西湖两个作业点的横店公社和武湖农场、滠口、东西湖农场几处拉开战幕。完成任务后，于6月初又兵分两路：一路二龙山、克山两小队到河南西平县老王坡公社等处设点作业。一路九三、赵光等3个小队到河北宁晋县、唐县、北京市等处设点作业。从5月1日机械发运到6月底全部结束支援四省市麦收工作。其中纯作业时间占 74.5％。
多少个日日夜夜，我们麦收流动收割队度过来了。由于人员多，作业点分散，又正值雨季，老天的脸一时一个变，食宿困难。队员们在田野里，就地用苇席围成墙，里面支上蚊帐，铺上凉席，这就是临时宿营地。夜间可以看星空，有时睡觉被雨水淋醒。过的是露营生活。但作业点，饮食照顾很周到，尽管粮食紧张，队员们每天都吃大馒头。这期间，正是血吸虫病流行期，由于注意预防，没有一个染上血吸虫病的。最大的问题是机器作业十分艰难。这些机器不少是带病出征的，技术状态不好，加之零件缺乏，作业中经常爬窝。队员们急着抢收粮食，抢晴天，战雨天，昼夜坚持不离岗，常常是小病不休息，大病还要坚持干。每天两班次作业，保证出勤率。收获作业每天达1.2班次，河南条件好些，联合作业达1.5班次，脱谷作业都在1.5个班次以上。时间利用率也尽可能保持高指示，出现故障就地排除。赵光102号机车在河北唐县作业时出勤率99％，时间利用率 100％，班次达130亩。武汉地区麦田都是厢地，地块小、厢沟多、地湿好陷车，麦田杂草多；东西湖、武湖农场每平方米麦田芦苇多达31株，麦秆潮湿，常堵塞滚筒和搅龙。驾驶员们运用已有的麦收经验，用工速行走收割，割茬在20厘米以下，比当地人工割茬高，损失点麦秆，但能降低27.5％的成本。河南、河北等地高级园田化以后，田间灌溉沟渠稠密，小麦株高密度大，机器作业往往超负荷，磨损严重，故障多，作业困难，割茬也高。河北唐县的丰产方麦田，每亩产量达500斤，机器作业不大适应。后期，每个作业点都抽出一定数量康拜因投入脱谷。起初，由于喂入人员不熟悉作业，又组织不善，机器负荷不均，效率低，往往10分钟脱1袋粮，改进后4分钟脱1袋粮，脱谷效率逐日提高。
这次中央组织的流动收割队，意义和成绩是主要的。首先是向四省市宣传了农业机器化的优越性，激发了人民群众实现机械化的愿望和积极性。武汉横店公社的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大娘，拖着病体在老伴搀扶下走到机器旁，一面抚摸一面动情地说：“能看到这样好的机器，就是死了也心安了。”公社徐社长在欢送我们时说：“你们来了，我们社内的路修宽了，桥加固了。通过今年实践，今冬农田建设搞土地连片，群众干劲就更大了。”河南西平县老王坡公社党委书记温海山总结麦收工作时说：“机械化是我们的方向。我们公社人力少，麦田面积大，你们来支援我们，小麦收获时间缩短了一半，充分显示了机械的威力。”当我们要离开河北宁晋县时，农业局邢局长表示：“我们的丰产方向明年要由6万亩扩大到 18万亩。”可以看出，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多么渴望农业机械化，多么欢迎我们的麦收流动收割队。第二，抢收了粮食，争取了农时。南方的小麦收获期正是农业生产的收、种、插(插秧)、管数项作业同时并进的时期，争时争劳力的矛盾非常突出。平时在麦收中90％以上用镰刀收割，工效低、损失大。仅小麦一项作业要适时收割脱谷，劳力要缺50％，再加上其他作物田间管理和夏种，劳力更不足了。河北宁晋县统计，麦收期间缺工达59％。这次流动收割队共完成收割量 1.5万多亩，共收脱小麦924.6万斤，其中脱谷566.4万公斤，代替人工劳力 82500个，代替畜力10280个。解决了人力畜力严重不足，缓解了夏管夏种的燃眉之急。第三，摸清了规律，积累了经验。熟悉了京汉铁路沿线小麦产区的熟期和特点；了解了小麦产区的自然条件和农作制度不同对机器作业的不同需求；在组织方面应事先备足零件，机器早检修，田间障碍及时排除，才能提高机器作业效率。
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在北京红星公社天恩大队麦田里，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见到了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6月20日，朝阳从东方升起来了，我们的一个小队正在麦田里收割小麦，一辆米黄色小轿车径直地开到大队部。当司机探明我是队长后，不由分说把我拉上了车：“王局长让我来接你。”车在飞快行驶，我心里很纳闷。不一会儿，到了红星公社的麦地，地边全是国务院机关自用的大客车、小轿车，数也数不清。再往里一看，解放军保卫，人山人海，里三层外三层。我走进人群，只见报社记者往来穿梭采访、照像……忙个不停。王局长告诉我：“一会儿国务院习仲勋副总理和卫生部李德全部长接见你们。”被接见的还有一位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学生代表，是个女学生。听后我们远眺近看，猛然间，老远处一个魁梧身影映入眼帘，“呀!那不是毛主席吗?”我的心一阵激烈跳动，几乎喊出声来。只见他老人家穿着白色上衣，头戴一项微黄色草帽，手持镰刀，不时低下身去挥镰割麦……人群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多么想多看几眼。翻腾的心潮，一时难以平静。当习副总理和李部长面带笑容走近我们的时候，才恢复常态。两位首长热情地问候并且伸出手来同我们握手，就在机器旁，我们将这次流动收割队的组织领导，行车路线，收割方法，主要成绩和问题简略地向首长作了汇报。汇报中，习副总理询问：“一台康拜因一个班次能收多少亩?”“能收130亩。”我应声回答。副总理接着说：“把东北康拜因运到南方，从南往北收割是一个好方法。至少说当前在机械少的情况下，能充分发挥机器的作用，提高机器利用率。”“这样一台能顶两台用，好好总结经验，明年再搞。副总理补充说。首长听完汇报后，立即和我们挥手告别。
几十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我们这次流动收割队难得中央首长接见，特别是有幸亲眼见到各族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使我终生难忘。
四、史话
通北史话
孙庆海
赵光农场原名通北农场，因地处通北县而得名。据《通北设治局通志》记载，通北县城基最早建于小兴安岭西南脚下的轱辘滚河西岸鲜为人知的周家地房子。县署搬迁后，人们称这儿是“老街基”。几十年来流传至今，“老街基”也就广为人知了。
一百多年以前，包括“老街基”在内的整个通北地区，草深林密，鱼鸟欢歌，人烟稀少，是清王朝的游猎围场、“龙兴圣地”，皇家立下了“四禁”天规：除旗人外，禁伐木、禁渔猎、禁农牧、禁采矿。只有少数鄂伦春人，游猎于此，零星来去。
通北，原属海伦府，放荒时名“北字段”。清朝宣统末年(1911年)，议设治于通肯河北，定名“通北”。民国元年(1912年)，设立通北稽垦局，民国4年(1915年)，设立通北设治局，民国6年(1917年)，始建通北县。以后，通北县曾一度十分兴旺发达，各路军阀权贵、地主豪绅及自由民，马队驮银，携家带小，蜂拥而至。一面在县城内抢购地基、修宅建院，车马客店、烧锅、油坊、戏班、商号相继开业；一面又搭棚盖窝、跑马占荒、抢垦土地。这样，通北县城居民一度猛增到500余户，全县最大区域面积曾达6万方里：东部山地4.5万方里，西部荒地1.5万方里，全境分3区，下属5镇43屯。拓荒垦野犹如春潮涌来之势。
但是，旧政府祸国殃民，贪官污吏吸民膏血，官逼民反；轱辘滚河以东的密林深处，土匪如毛，巢穴星罗棋布；再加上风水为害，瘟疫流行，妇孺朝病夕死：不出几年，荒丘遍地、人亡家破。一度繁荣的通北县虽几经苟政，但浩劫、病患连绵不断，农不思耕，商不思营，民不聊生。人们由于生活无望，纷纷去幌摘号，卷起铺盖，含泪逃荒。许多人是：来时满堂家小，去时孤独一身。其情景十分悲惨凄凉。
更有甚者，民国8年(1919年)，通北县城遭到大规模土匪血洗，成百上千的土匪涌出巢穴，跃过河道，攻占县城，狂杀乱抢，无恶不作。县知事等官员腐败无能，平民百性惊恐万状。县城内，兵匪混战，空前残酷，刀枪血溅，喊杀震天，一片火海……大战过后，硝烟弥漫，战尸累累，血迹遍地，所剩的百余户人家，不知去向。以后，10多年来，无人敢到此地居住。
民国10年(1921年)，旧政府为避匪害，请来了许多有名的“风水先生”，看风水选宝地，把通北县城向西北内地迁移，到相距18里的原通北设治局治地四甲八井(现赵光镇前进村)，可是又两次被土匪荡平。此后，七八年中，县城始终没能复兴。
民国17年(1928年)，张伯龙出任通北县长，抢垦抢修、建县放街，特邀海伦县4个大地主镇居四方城基，立足经商、协助建县。这4个大地主有钱、有势、有枪、有人，如当时黑龙江流传这样一句话：坐着吴大帅(署理黑龙江督军并暂代黑龙江省省长吴俊升)，站着梁景哉(梁某就是邀来镇居通北县城的大地主)。由此可见，旧政府当时镇匪复县，用心之良苦。
为扩建城池，广招移民，张伯龙派人去各地张贴告示：为抢垦抢修，凡来此建县垦荒者，一般不问户口；如有能力在城内沿街盖5间房者，立即开放契照，并划出宽10丈，长50丈土地，归属本人；本县境内荒地，谁开属谁，免征两年税款。由此，移民络绎不绝，人兵渐多，通北县再度恢复生气，土匪骚乱也略有平息。
民国18年(1929年)，通北县城初具规模。县城东西8道街，宽4.4里；南北 8道街，长6.6里。四方设有城门，兵岗把守，内有巡逻的“跑马道”。此城壕现仍依稀可见。
民国18年(1929年)以后，东北的各大军阀、地主，对盛产粮食、木材、大烟 (鸦片)的通北县唾涎三尺，纷纷来县，并闻风东下，抢荒霸地，先后在县城东部建立了东、西“火犁”(现红星农场境内)和“五福堂”(现赵光镇生产队)。这些地主有靠山、养炮手，独立墙院，自霸一方。有的还勾结土匪，欺压百姓，剥削穷人。而当时的旧政府乱下重税、兵差，各地军阀乱印钞票，钱币贬值，生活日下。农民一年辛苦所得，都随着捐、税、兵差付诸东流。
民国20年(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11月4日，“江桥抗战”爆发后，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马占山宣布抗日，并派800多名辎重营官兵，几十辆马车装载押运几万枪枝和弹药，从齐齐哈尔来通北，在南门里烧锅处(现一分场场部附近)修建三个大型木板军火仓库，准备撤退到小兴安岭密林深处的应急军需。伪满大同三年(1932)年末，日本侵略军向北安和通北进犯，并传来马败走的消息。这时，守卫在通北军火库的辎重营官兵顿失大乱。辎重营孟营长立即下令召集全县各村长开会，号召全县百姓分散藏枪，待日后再举。可是，还没等枪枝弹药运出多少，南门外突然几声枪响，日本马队尖兵已冲到县城城边。这时，守护南门只有1名副连长率10余名站岗士兵，拼命抵抗。为使军火库的枪枝弹药不被日军所获，孟营长下命烧毁军火库后撤退。据传，军火库燃烧三天三夜。
伪满大同元年(1932年)，日本为了加紧掠夺东北资源与军事上的需要，先后征集几万民工，由日本人监工，分别从海伦往北、克东往东，经北安修筑海克线铁路。12月于李家站附近接轨，年末全部竣工通车。大同三年(1934年)，铁路正式交付使用，并在通北县城西南8里处，建立了通北车站(现赵光车站)。不久，日本侵略者为了战争需要急于增加粮食生产和长期占领东北的目的，从日本本土的北海道、大板、新渴等地以移民形式向通北县境内迁入各种类型的20几个日本开拓团，并在通北车站南2里处(现赵光农场场部)和东火犁(原红星农场五队)建立两个日本开拓团青年义勇队训练学校。这些开拓团的日本人及家小，分别按日本出生地集居一起，编成团，统一管理。开拓团除垦拓部分荒地外，还大量强占农民的良田熟地，迫使许多穷苦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但是，素有反抗精神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谱写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伪康德4年(1937年)春，抗联三军军长赵尚志率本部500多人向通北一带远征，在冰趟子(现通北林业局冰趟子林业经营所)附近，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歼敌“讨伐队”300余名，其中包括日军7名军官。抗联的行动，使通北县人民拍手称快。日伪围剿抗联不利，通北县先后撤换了朴士英、张仁安等10几名伪县长。其中有个姓马的县长因打了日本人，竟被日本宪兵队用皮鞭活活抽死。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中共黑龙江省委在通北县建立人民政权，成立通北县民主政府。平息“通北叛队”后，政府机关迁到现在的通北镇。为了纪念与叛匪搏斗壮烈牺牲的县政务秘书赵光，县委县政府决定，将县府所在地改名赵光区，通北车站改名赵光车站，东北行政委员会在这里创建的通北机械农场也于50年代改名赵光农场。
(编者有改动)
截击列车
1938年末，一天傍晚，抗联三军八团几十名战士在团长姜福荣率领下，奉命赶到滨北线腰孙(六井子工区)车站。8点多钟，黑河开来的旅客列车还没进站，战士们趁着天黑，迅速地拆掉了一段道轨，埋伏在路旁，做好截击列车的一切准备。
不一会儿，列车象往常一样向车站缓缓驶来。刚要进站，列车忽然脱轨，车厢受到强烈震动，停止了前进。押车的日伪军警，摸不着头脑，慌忙下车，乱成一团。埋伏在路旁的抗联战士立即举枪射击，打死日寇黑龙(外号)等数人，其余仓皇逃窜。抗联战士随即上车搜寻，并对旅客说：“中国人别害怕，我们是抗联战士。”搜查后，经王治国屯安然地撤回到山里营地。
这次巧妙的行动，缴获了大批军需贵重物资和巨额银元，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并为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解了心头之恨。
冰趟子战斗
冰趟子位于小兴安岭西沿，红星农场二十一生产队东侧，现在是通北林业局的一个林业经营所。这里是通北县城通往东山里的必经之地，原是一座木营，有几家店铺，过往行人和车辆都在这里歇脚。木营北靠近小河边是一片沼泽洼塘，冬季凝成冰甸子，“冰趟子”就是由此而得名；南有岗岭起伏的小山丛林，岗高林密地势险要，是一个很好的掩蔽部队打伏击的战场。1937年春，抗日联军第三军赵尚志军长在这里利用有利地势，采取伏击战术，指挥部队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取得了抗联三军与日军作战史上一次重大胜利，也是东北抗日联军战斗历史的一个典型战例。
1936年冬，为反击敌人大“讨伐”，第三军主力部队西征，到小兴安岭脚下打木营、缴局所，粉碎敌人“坚壁清野，匪民分离”的毒辣政策，开辟哈北新游击区。 1937年3月7日，三军一部共500余人宿营在冰趟子木营时，接到情报，有大批北安日伪军企图越过冰趟子进山“讨伐”，军长赵尚志决定以逸待劳在冰趟子打一场伏击战。
进山路口，有冰甸子和小山环抱，山上的木营和炭窑是埋伏部队的好地方。赵军长召开干部会议，进行了周密部署：指挥部设在东北角的小山上，可以俯视整个进山道路，能掌握敌情，便于指挥作战；山道南北两侧山腰及东面山上都按计划部署了兵力，全部埋伏线有1公里多长，从东、南、北三面向敌人张开了口袋；再由六师师长张光迪带领20多名战士隐蔽在南山前沿，作前哨诱敌深人。
日军北黑联队竹田部队及通北警察队1 000余人，乘坐马车和马爬犁，分两批由西沿路进山，向三军扑来。先头部队约100来人，架着机枪，向我伏击阵地狂奔。待敌人进入我前哨射程，张师长命令部队开火，子弹向敌队飞去，讨伐队滚下爬犁，趴在地上拼命抵抗。后见我兵力不多，便仗着人多势大向我阵地压来。张师长指挥战士，利用有利地势边打边撤，把敌人引进埋伏圈。军长赵尚志立即命令部队集中4挺机枪等轻重火力向敌人猛烈射击，打得日伪“讨伐”的先头部队惊慌失措，受惊的马爬犁狂奔乱窜，不到两小时，死伤日伪军30多人。
傍晚，日伪军及警察队800多人的后续部队，疯狂地向我军阵地袭来。晚8点多钟，敌军分南北两翼向我军发起攻击，枪声大作，火力密集。我军主力早有准备，凭借木营的房屋墙壁和院套的矮墙顽强阻击，两面埋伏部队一齐开火，又有小股部队隐蔽道北河沟，拦腰射击敌左翼，敌军兵力完全被压制在山下的开阔地上，几次组织进攻都被我军打退。后半夜，气温降到零下40多度，趴在冰甸子上的敌军不进不退，我军趁机一面组织小部队轮流袭击敌阵地，打破敌军企图等待援兵天亮再举进攻的阴谋，一面趁着黑夜组织大部队安全转移。
这次战斗取得了完全胜利，歼敌300多人，日军队长守田大尉、津田准尉及福田警务指导官等7名指挥官被击毙，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弹药。战斗胜利后，赵尚志军长继续率领部队行进在林海雪原上。一部回师海伦、铁力等地坚持游击活动，一部亲自带队北上龙门远征。先后又几次取得打击日伪“讨伐”的重大胜利。
除奸惩霸
1937年以后，抗联战士经常组织小分队神出鬼没地活跃在通北一带，除奸惩霸，打击劣绅。通北县的张富屯(现一分场附近的屯落)有个叫张哑巴(外号)的判徒，泄漏抗联机密，骗取两条枪向日伪请功领赏。不久，我骑兵小分队夜袭张富屯，处死张哑巴。
通北县殷地房子有个恶霸地主叫周启祥，勾结他的弟弟伪森林警察署周经祥，勒索佃户，敲榨百姓，枪杀抗联战士，血债累累，后被抗联抓去处死，为当地百姓除了大害。
抗联的行动，大长了通北县人民的士气。在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抗联的人，刀枪不入，都是红脸膛，骑白马，身高八尺挎大刀，来无影、去无踪、打枪咬肉、挥刀见血，无论小日本还是土匪胡子都不敢招他们。一听抗联来了，这帮小子就象枪打兔子，一会儿就跑没影了。
赵光遇难
赵光同志出生于河北省藁无县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学习勤奋，少年时就勇于追求真理。1937年抗日战争中他参加了革命，任过区农会宣传干事和县财政科员。193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后，曾任县青救会主任兼县抗日救国会主任、党团书记等职。长期的敌后工作和艰苦的战斗生活，把赵光同志锻炼成机智勇放，坚定沉着的革命战士，党为了培养他，把他从敌后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遵照党中央指示，告别了宝塔山，同干部大队一起来到东北黑龙江省开展革命工作。11月16日，他和李仰南、郭德华等同志被省工委派到通北县，从维持会手中接管县政权，组建通北县民主政府，赵光同志担任政务秘书。
年轻的赵光同志，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卓越的工作能力和大胆泼辣、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革命作风，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但是，一小撮混进革命队伍里的伪警察、伪军官、国民党地下潜伏分子把赵光同志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多次密谋寻机杀害他。
1945年12月19年清晨，赵光同志去北安(当时是省工委所在地)向省工委省军区汇报通北县民主政府开展群众工作、发展革命队伍和对敌斗争情况，在通讯员邢殿墀的护送下，冒着凛冽的寒风，从县政府(现赵光机械化学校所在地)坐马爬犁来到通北站(现赵光车站)候车时，在候车室门口与辛荣久(混入革命队伍的县大队中队长、国民党东北挺进军第三旅第三团团长)、宋振武、贾连山、徐洪荣等10多名武装叛匪遭遇。赵光同志与叛匪进行了英勇搏斗，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时年仅23岁。
1949年6月20日，中共通北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号召全县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学习赵光同志的革命英雄事迹，继承赵光烈士的遗志，搞好革命和建设。并决定将赵光生前县政府所在区改为赵光区，把赵光牺牲的通北车站改为赵光车站。
五、碑 记
赵光烈士纪念碑碑文
赵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员，原籍河北省人，生于1922年，贫农出身。17岁参加革命，曾长期在敌后工作，后到延安抗大学习。“八·一五”来东北，被派通北县政府秘书，具有卓越的工作能力和良好的革命作风，(为)敌伪反动派所注意。竟于1945年12月19日在通北站前，被叛匪的既定阴谋而枪杀。赵光同志：你的牺牲是为了革命事业，你坚贞不屈的英雄行为激起了千百人民愤怒，誓为死者复仇!同志，让我们亲切地告诉你，通北的人民已经翻身作了主人，过去统治人民的统治者，都被打得粉碎，我们的军队打到江南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已宣告灭亡，全中国最后解放就要到来。你安息吧!我们是胜利了。为了永永远远的纪念你，把这个地区改为赵光区，这个车站改为赵光车站。你的英名，会与世同流。
通北县人民全体敬立
1949年6月20日
六、有关农场简介
省营赵光机械农场
1947年，黑龙江军区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支援解放战争，组织部队生产自给。当年3月，军区供给部部长张觉派警卫部队到李家车站附近开荒种菜，又派干部战士100多人到距通北县赵光火车站45公里处的柳毛青(现红星农场二分场)，利用日本开拓团遗址，收拾残留下的破烂农具开荒种药材，以供军需。
1948年3月10日，军区警卫部队调赴战勤由省人民政府农林部派人接管了军区供给部警卫部队耕地，创建了赵光机械农场。初设场部于后五福堂，后迁到通北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即现在的赵光机械化学校院内，场长李英贤。
接办农场后，除移交的胶轮拖拉机“法尔毛”6台、“福特”4台和部分农机具外，上级又拨给苏式的“纳齐”、日美产的“兰斯”、“福特”、“万国”、“法尔毛”等机车。并且开始大量招收青年农民参加农场建设。当年开荒1.8万亩，播种稷子等作物。1949年在永治屯(现赵光农场一队附近)和五福堂东南高家窝棚附近新建作业站，开荒2.4万余亩。复于西火犁(现红星农场二队)开荒0.3万亩，后因距场部过远无力经营而放弃。至此共开荒5.1万亩。
由于建场大量开荒，技术力量非常薄弱。1948年时，全场只有王兴运一名技工修理农机具。1949年统计，平均每台机具还不足一个驾驶员。这年9月，农场开办了第一批拖拉机训练班，招收108名学员(其中女学员25名)，1950年2月结业分配。后来，人称“一百单八将”的拖拉机手都成为农垦机务事业的骨干力量。不过一年，女学员王瑞华被命名为“三八”包车组组长，班次作业创翻地 105亩的高效记录，并向新中国第一名拖拉机手梁军提出友谊竞赛，《黑龙江日报》记者为此作了报道。1951年3月，东北公营农场管理局召开首届劳模大会，驾驶员刘玉昆、荆永孝、孙英、齐长富选为劳模，出席了大会。
1950年，农场建设初具规模。行管43人、技术人员28人、工人235人，全员共306人。农业机械有“斯特兹”、“C—80"、“德特”、“万国”、“法尔毛”、“兰斯”、“波特兹”等拖拉机和犁、耙等农机具164台(件)。耕地6.3万亩，播种5.4万亩，以种植小麦、大豆为主，还有玉米、谷子等作物。小麦总产和大豆总产都近 80万公斤，总收入达170多亿元(东北币)。1952年12月东北国营农场场长会议决定，于1953年1月同国营红星农场合并。
1958年，赵光地区农场群已经形成，省委决定在赵光成立农场办事处，统管 8个农场。并入红星农场的赵光农场又成为独立场。1959年体制调整变为赵光分场，后改称前进分场，1963年7月16日并入通北农场。从此，再无重新划出。
历年省营赵光机械农场主要领导人：1948年场长李英贤，指导员杨荣臣； 1949年场长李仰南，指导员齐鹤；1950年场长王宣才、周文、张绪志，指导员赵永良；1951～1952年场长姚岚、张绪志、韩有。
福安农场
福安农场于1979年同赵光农场合并，到1984年已经6年了。福安农场原是赵光农场的近邻，位于赵光农场西端的克东县东部、北安市的西部。地理坐标东经126°26′～126°41′53″，北纬47°55′35″—48°26′。北靠乌裕尔河，西同克东县玉岗、新农等乡接壤，南与赵光农场二分场为邻。另有2个生产队分布在李家火车站附近的北安市界内。场部设在福安火车站西南4公里处“独一处”。全场有耕地11万多亩，人口9000多，居民1600多户，职工4000多人。11个农业生产队，分布在滨北铁路线以西的有一、三、四、六等生产队，以东的有二、五、七、八、九、十、十一生产队。此外，还有农建队，粮米加工厂、修配厂、维修队、学校、卫生院、变电所等共19个会计核算单位。场部机关机构设置：党委政治处下设组织科、宣传科，行政设生产科、计财科、畜牧科、文教科、机务科、工交科、劳资科、水利科，还有党政合一的办公室。并设有公安分局、法庭和武装部。兽医院同畜牧科合署办公，托儿所、招待所等单位由办公室领导。
福安农场同赵光农场合并前24年中，经历3个重要发展时期：
一、劳改农场时期(1955～S1957)
1955年9月4日，经黑龙江省公安厅劳改局批准，由原福安、新建两个劳改大队合并，建立福安劳改农场，内称黑龙江省第四十劳动改造管教队，外称黑龙江省地方国营福安农场。执行“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办场方针，肩负着政治上改造罪犯成为新人，经济上生产粮食支援国家建设的双重任务。农场的性质，既是专政机关，又是生产单位。农场(内称支队)，下设分场(内称大队)，分场下设中队，实行三级管理两级(支队、大队)核算。场机关设有场长办公室、政工科、管教科、计统科、畜牧林业科、财经科、生产科等管理机构。
这一时期，职工来源于公安司法部门干部、战士，还有支援劳改农场的地方干部及招聘的工人。改造对象是：国民党官兵、被劳改犯人及司法部门收容的“未决犯”(没有判刑的犯人)，基本上都是有刑期的罪犯。对他们根据犯罪性质，分管分押，区别对待，因人施教。每个大队都配有专职的管教干事和报告员，贯彻劳改政策，不打骂体罚或变相体罚犯人，实行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在教育上采取“惩罚管理与思想改造相结合，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的劳改方针。每周进行一次政治和形势教育，每年进行一次为期3个月的冬训。在生活上，按国家规定标准安排犯人生活，每个中队设有专职伙食管理员；对体弱多病犯人给予治疗，重者住院治疗；犯人每月有10％的假定工资提成(每月4—6元)，记入往来帐目作为犯人存款，以备购置生活用品，调动时余额随人带走。同时，实行奖惩制度。据1957年记载：仅一年内，量刑过重而改判的56名、无罪释放的51名、奖励改造表现好的300多名、减刑的33名、加刑的4名。这一时期，改造释放的罪犯达几千人，为社会输送一批改恶从善的新人。
二、劳动教养农场时期(1958～1967)
1958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公安厅根据国务院关于实行劳动教养的决定，将福安劳改农场改为教养农场。
变为教养农场后，1958年当年收容劳动教养人员就达3000多人，其中女性 150多人。这些人错误性质不同，又都不够犯罪判刑。他们在管理上与罪犯不同，平时不加武装警戒，劳动时也不看押；他们中，机关企业送来的带工资，社会收容的农场付给工资；允许家属接见，夫妻又可同居；家庭生活困难可以来场落户；表现好的有当地政府单位的证明可以给探亲假。他们中绝大多数都能守纪律听管教，也有逃跑闹事或重新犯罪的。对表现好的给予表场或奖励，表现不好的按其情节给予记过、警告等处分，特别恶劣又造成严重后果犯罪的，送交司法机关以法惩治。据统计，1968年初受奖的543人、拘留反省的68人、依法逮扑的59人、记过142人、警告108人。
1961年，省公安厅政治工作组到福安调查整顿劳教工作，清理一批冤假错案，解除一批劳动教养人员，规定一批教养期限。同时，配齐场政工领导干部，对管教干部广泛进行法制观念和劳动政策教育，对违法乱纪和严重违犯政策的予以处分。对劳教人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制订工作计划，定期召开管教会议，贯彻政治上区别对待、经济上同工同酬、生活上一视同仁、劳动上评工记分按劳付酬的政策规定，促进了劳教工作的发展。1963年，收容盲流人员380多人，劳动教养人员开始复杂化。有定期、不定期人员，有没摘帽“右派分子”，还有刑满就业人员。在政委赵方伯的领导下，贯彻中共中央“双十条”，在劳教和就业两类人员中开展“三摆”活动，启发自觉，加速了自我改造进程。同时，严格规定劳动教养入场条件和标准，实行“五不收”制度。杜绝了社会流窜无人收养的痴傻人、残废人甚至聋哑人人场教养，使劳教工作走上了正轨。
1962年开始，解除劳教3 000多人，到1967年秋，累计教养人员达7 000多人。这些人通过劳动改造锻炼了劳动技能，提高了文化。生产技术能手解除教养后，多数已成为奉公守法的公民，留场后有的成为生产骨干或劳动模范，有的被提拔为干部。
三、国营农场时期(1968～1978)
1968年8月5日，省革命委员会决定，福安农场下放到克东县，为县属国营农业企业。同年10月28日，县革命委员会将刑满就业和劳教解除人员大部分疏散到县属公社生产队，从此结束了农场的劳教任务。真正开始了机械化国营农业企业的经营，变成了国营农场。1972年，省国营农场管理局成立后，改变隶属关系，划归嫩江地区农场管理局领导。1976年划归北安农场管理局领导。1979年2月4日经省农场总局决定同赵光农场合并。
福安农场地处小兴安岭西南丘陵漫岗地带，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农业生产一直以种植小麦、大豆为主。
农场初建时，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生产第一线人员住草棚、睡凉炕、喝枯井水、吃玉米面，上班太阳出、下班太阳落，劳动没钟点，不休礼拜日。职工整天在地里带领犯人干活，什么福利待遇也没有，一心想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1955年时，还没用上拖拉机耕地，一年四季全靠人力和畜力干活。种地弯钩犁，除草弯钩锄，下种不拌药，有虫用人抓，割地小镰刀，脱谷石滚压，没有化肥和农药，全靠土厩肥。农业技术落后，耕作方法陈旧，产量很低。附近农民耻笑说：劳改队，瞎胡闹，老牛破车疙瘩套，种地不打粮，全靠向国家要。但是，福安人是不怕劳苦，不怕困难，勇于奋斗的。1958年大豆高产，荣获国务院嘉奖。以后一直到1964年，由于改造、生产工作成绩突出，北安劳改分局曾在福安农场几次召开现场会介绍经验。1957年后，农业机械开始调入，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促进了生产的发展。1976年小麦平均亩产179.5公斤，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78年田间机械作业达95％，拥有拖拉机41台、联合收割机41台、载重汽车1台、各种机床17台、农机具329台(件)。水泥晒场28 220平方米。在“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方针指导下，24年共生产粮豆1.86亿公斤，上交商品粮0.625亿公斤。工副业发展也形成一定规模。1978年，养猪1 273头，大牲畜牛马1 555头，鹿、绵羊500多只。此外，还养不少家禽和蜜蜂。自办粮食加工厂，年产成品粮2000余吨，满足自食。农机具修理做到不出场。1958年自发电，1963年用上了国电。1958年始办小学，1961年有了初中班，1978年在校生1946名，教师57名。建场时只有两名医务人员的卫生所，1958年成立了医院，并设有改造人员住院处，分场设卫生所；1978年全场有10处卫生所，场医院设有制剂室，全场医护人员55人，一般病都可在场内就医治疗。和人民生活联系密切的商业网点基本形成。全场房屋建筑面积98774平方米，基本上实现了砖瓦化。人口集中的场部小城镇建设初具规模。
由于劳改农场特殊性，多年以来生产基础很薄弱，机械化水平不高，农田建设工程不配套，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低，农牧业生产不稳定，产业结构不合理，潜力没能充分发挥出来，商品生产很不发达。虽经努力，但也没能避免经营亏损，24个生产周期，只有3年盈利，其余年度全亏损。
福安农场基本情况表
续表
福安农场党政领导任职表
续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