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百万兵团人交出的答卷

　　
　　　　　　　　　　　　 ——生产建设兵团的建立与撤销
　　
　　　　　　　　　　　　　　　　 农场史志办公室
　　据有关资料记载，党中央确定成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时间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966年1月。经过筹建，党中央、毛主席于1968年6月18日发布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划入沈阳军区建制，成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文件。这是继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之后，中央确定建立的又一支“屯垦戍边”单位。
　　兵团从成立至撤销历时约8年。就成员变化说，最显著的是：从成立之初3 000多现役军人的进入，和36万城市知识青年(若包括兵团成立前接收安置的则为40余万)赴兵团锻炼，至撤销之后现役军人除少部分自愿就地转业外，其余均返回部队，此后知识青年按新政策陆续返城。这是形势发展变化的结果。
　　多年来，每当与昔日兵团战友和熟识的知青朋友见面、聚会，都不难发现，大家对中青年时期曾经工作、战斗、生活过的“北大荒”怀有深厚感情，关注其信息，乐见其可喜的发展变化，还常与家人叙谈那段历史。知青朋友更是感到“北大荒”给了他们很好的磨练，对其此后人生发展极有价值。
　　毋庸讳言，在兵团时期，由于“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的影响，有些知青、老农垦干部和职工，甚至现役军人曾受到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伤害。兵团有些决策也曾失误。但我们不能忘记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80余万兵团成员(若计老人、孩子家属在内则约 170余万人)对“北大荒”所作的无可置疑的努力和贡献。
　　一位如今已年近60岁的当年兵团知青说得好：对于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应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以“北大荒”的发展建设和对国家贡献作标尺，持实事求是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确判断是非，避免片面性、情绪化和想当然。应当说，这是一个比较理性和成熟的看法。据当年兵团机关一名工作人员的回忆，认为：
　　一、形势是兵团成立和撤销的决定性因素
　　“文化大革命”前的1966年 1月，党中央决定成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省党政军即开始筹建工作。
　　1968年6月18日，经毛泽东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文件 (即简称的“6.18”批示)发布，决定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划入沈阳军区建制，成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对方剑拔弩张，边境冲突不断，中央运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经验，将位于黑龙江省境内的若干农垦(场)单位组建为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执行“屯垦戍边”任务，以利稳定边防和支援部队作战，同时组织生产，发挥“粮仓”作用，既养活自己，更为国家提供商品粮。这正是中央文件明确的组建兵团的决心和意图。应当说，军事斗争形势是促成和建立兵团的基本因素。
　　当时中苏关系确很紧张。比如，1968年冬，毛泽东主席是时决定爆炸氢弹，既是进一步试验热核武器，更具警告苏联鹰派人物“勿轻举妄动”。那时全国准备打仗的气氛很浓，生活在黑龙江省的百姓更是感受到边境斗争和战备形势的严峻。1969年 3月，中苏两国军队终于在乌苏里江一争议小岛——珍宝岛爆发战斗。一岛之争，兵戎相见，举世瞩目。战斗中，新成立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对参战部队进行了有力的支援和后勤保障。
　　珍宝岛一战后，形势颇有转化。显著的是1969年夏，苏联军队进攻我新疆一支小部队得手，在国际上挽回了因珍宝岛战斗失利而失去的颜面。紧接着在当年10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借赴越南吊唁胡志明主席逝世之机，在北京机场与周恩来总理会晤。两国总理达成了有关谅解。从此，两国关系和边境局势逐渐缓和。
　　在中苏军事对峙态势有所减弱的情况下，兵团遵照沈阳军区指示，迅速将工作重点和主要精力置于生产建设方面，着力抓紧粮食生产和内部建设工作。与此同时，兵团在组建初期的1969年、1970年，按照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沈阳军区的指示，结合实际情况，抓紧落实政策工作，适时纠正个别领导人的极左思想，很有成效地对原农垦(场)系统进行解放干部等工作，使内部局势迅速得以稳定，并完成了在京津沪黑浙五地接受安置大量知识青年到兵团的工作任务。
　　1973年，毛泽东主席依据当时国内情势，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并确定在已恢复建立党委的地方，军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出执行“三支两军” (即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任务的人员陆续撤回部队。在此背景下， 1974年，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改由黑龙江省领导。
　　1975年3月25日，中央决定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后的1981年 12月3日该兵团又恢复)。在此前后，于 “文化大革命”期间成立的内蒙、兰州、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云南、山东、湖北等生产建设兵团相继撤销。
　　1975年初，沈阳军区党委、黑龙江省委向中央呈报关于撤销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请示，并于1975年12月27日获中央政治局批准。
　　从以上简要事实经过可以清楚看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和撤销，是当时毛泽东主席、党中央主要依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决策的结果。应当说，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基于维护党和国家利益，当时采取抗苏战略，并为此采取一系列措施 (包括成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执行“屯垦戍边”任务)是正确的；之后，中苏关系缓和，国内情势变化， 撤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使之恢复农垦(农场)体制，当属顺理成章，正确适宜。有个故事值得记述。当沈阳军区党委、黑龙江省委关于撤销兵团的请示呈报中央后，兵团一时呈现普遍议论这一信息的现象，现役军人思想不稳定，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工作。
　　兵团撤销后，曾听说有人认为兵团撤销是因为粮食减产、亏损严重，被国务院某副总理批评为“王小二过年”所致。姑且不论“王小二”这种用词是否适当，兵团确实有两年，即1972年和1973年，出现上交国家商品粮减少和经费支出增大的问题。兵团生产、财务部门分析认为，其因主要是抓粮食增产措施不够得力，大面积农田受涝难收，兵团职工人数大幅增加等。
　　兵团党组织对国务院领导的批评是虚心诚恳接受、严肃对待的。沈阳军区首长曾明确指示要千方百计把粮食生产搞上去。此后兵团即发动掀起“农业学大寨”热潮，采取许多促进粮食增产的措施。兵团主要领导下到基层，实行以点带面推动工作的方法。加之兵团在大庆八家地区的石油化工厂建成投产，年上缴盈利颇多，还有不可忽视的“天公作美”、灾情很少等。因而到1974年和1975年，兵团均实现了增产扭亏的目标。至兵团撤销前夕，兵团财务部门进行财务总结算，结果是盈余累积资金达数千万人民币，并经中央财政部工作组调查核实无误。兵团留存资金大大超出了成立初期的数字，这对后来成立的省农场总局是有利的。
　　二、正确分析和认识兵团历史
　　兵团历史既属我军军史，某种意义上说，更主要是属黑龙江农垦史的组成部分。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严格说，兵团史的时间段应是始于1968年夏，兵团领导班子及其机关基本建成并行使职能，至1976年春向省农场总局移交权力止。
　　在兵团存在的近 8年时间里，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同整个党、国家和军队一样，兵团也毫无例外地执行极左路线和政策。这是无庸置疑的。例如，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儒尊法”、“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需要严肃慎重正视的问题是兵团执行极左路线政策的程度及其危害究竟有多大？看来只有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采取实事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兵团历史进行正确分析，才能获得恰当的正确的认识。
　　按照中央文件，兵团实行的是军事化体制编制，即组成兵团、师、团、营、连等各级组织；兵团、师、团三级设司政后机关，并编有执行军事和生产建设的相关职能部门。各级建立相应的党组织。这一体制编制，从兵团组建至撤销，除机关编制有所调整 (主要是加强生产经营业务部门)外，没有发生变动。
　　兵团各级干部配备的基本情况是：兵团、师、团(独立营)三级领导及其机关由现役军人、原农垦(场)系统干部和知青组成。其中兵团、师、团现役军人的比例分别占 2/3、1/2、1/3，而且这三级组织的主官和司政后主要领导由现役军人担任。原农垦(场)系统干部和知青多担任副职或机关生产经营等部门的主要领导。营、连基层干部由原农垦(场)系统干部和知青担任。
　　各级干部任免均通过组织程序由相应党委决定并以行政命令颁布实施。各级党组织成员则按党的有关规定产生。干部配备实现了老中青和现役干部、原农垦(场)干部及知青的“三结合”。兵团这种体制编制，尤其是各级党组织成员和各级干部的产生办法，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地方党和行政机关情况有很大不同，突出的是兵团各级组织没有靠“造反”起家坚持派性的人，也没有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安插进来的人。这就保证了兵团内部的稳定，便于集中精力做工作。
　　凡是经历那段历史时期的同志都清楚，领导班子和机关若有这种人捣乱，真是“天无宁日”，其例不胜枚举。由此，也使人们更能理解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后，下力整顿“文化大革命”出现的混乱局面的必要性。
　　兵团成立后，面临着任务崭新、局面复杂和责任重大的严峻形势。概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屯垦戍边”对于兵团领导和机关干部是前所未遇的崭新任务。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课题，需要尽快认识许多新情况，才能确立正确的主观指导。加之成员来自四面八方，原本就不是一个建制单位，相互之间必有一个熟悉和磨合过程。还有些现役干部，因“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沈阳军区 20天“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时， 曾给军区领导提过意见而被视为“立场错误”，或因出身成份、社会关系“不好”等原故而调到兵团工作，有思想、心理压力，甚至是在忍辱负重地进行工作。还有，到兵团工作，生活条件多不如原部队，得到提拔的机会也少，虽然权力比过去大，但责任更大，容不得谋私。所有这些都需要以党性严肃面对，尽快认识新事物，适应新情况，执行新任务。
　　2.兵团八年处于“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尽管兵团成立的1968年被中央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一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急风暴雨的浪潮已经过去，但极左路线仍在延续，兵团势必受影响。组建初期，兵团机关驻哈尔滨市，省内派性斗争甚烈。之所以于1969年冬将兵团机关移驻佳木斯市，重要考量之一是避免卷入当地派性漩涡。兵团得到黑龙江省的诸多帮助，确也曾有个别人排挤性的非理性举动。局面无疑是复杂的，兵团各师领导也都有所体会，呼吁兵团领导要当好“变压器”，意在提请兵团做好把关工作，以免事业造成损失。
　　3.兵团管辖着一个庞大的单位，共有 6个师、64个团和若干直属单位，遍布于黑龙江省东、西部许多地域，且很多单位地处边境，比原东北农垦总局或省农场局管辖单位还多。兵团六师和石油化工厂、化肥厂等单位是在兵团时期建成的。职工人数大幅增长，除每年按政策安排适龄职工子女就业外，主要是接收安置了京沪津黑浙五地36万知识青年，其数量规模创黑龙江农垦史之记录。人口数量近 180万。管理职能近似地方政府，除银行、税收、邮政等，其余管理责任多由兵团负责，兵团的社会化性质很突出。
　　由上所述可以充分看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此规模的建制，执行崭新的“屯垦戍边”任务，既要准备打仗，又要搞好生产建设，还要对干部职工、知青以及家属子女负责，无疑是一副千钧重担。当时兵团的一位领导在一次研究知青工作的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说：“工作做不好，没法交待啊！”，“要好好抓工作！”“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要以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执行兵团屯垦戍边的光荣任务”。
　　事实证明，兵团领导成员是努力的，是率先垂范的。尤应看到，兵团党委常委多运用集体研究的方式作出决策，避免个人主观武断，以使领导班子能保持清醒头脑，减少失误。
　　在那个历史时期，和全国一样，兵团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对毛泽东主席奉行“三忠于”、“四无限” (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 学习毛泽东著作抓得紧，还不断开展学典型活动，虽然热烈程度已不如“文化大革命”初期，但这种潮流仍在延续。尽管事后看这是一种现代迷信，但当时绝大多数干部群众长期接受毛泽东思想正确方面的长期教育和熏陶，因而思想革命化程度确实比较高，都以舍己为公、努力学习、勤奋工作、遵纪守法、道德高尚、廉洁自律为荣。
　　兵团机关是个能干的指挥部，不乏德才兼备的干部，工作有很大成绩，有目共睹，功不可没。军民干部共事 8年，互相学习，博采众长，受益匪浅。尽管工作中还有这些问题，客观看，它们没有对兵团建设大局造成决定性影响。这是因为干部队伍的主流方面和积极因素，抵制和弥补了支流及消极面的影响，对当时的工作没有起到大的负面作用。
　　生产建设兵团时期，无论现役、非现役干部和知青确都比较谦虚谨慎，勤恳学习工作，成绩明显突出。应该看到没有当年十万官兵、老农垦干部职工征战“北大荒”的艰苦业绩、丰富经验和及其宝贵的精神力量，没有数十万知青离开故乡，朝气蓬勃地投入生产战备并发挥其知识文化的作用，当时的兵团执行“屯垦戍边”任务，也难有作为。他们的努力更为今天农场的建设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这是彪炳农垦建设的一座历史丰碑，是后来的农垦建设者们所永远不能忘怀的。
　　注：这篇回忆录是根据原生产建设兵团时期的部分老干部的回忆整理而成的，故没有注明具体的作者，也难免有偏差或疏漏，敬请读者斧正！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