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开拓和北大荒人的形象

毛炳富
　　建场前，这里是一片茫茫草原，人烟稀少野兽成群出没，是全国闻名的北大荒之一，在上级党委和各级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场干部和工人发扬了艰苦奋斗，锐意开拓和北大荒人的精神，历经多年披荆斩棘，如今小兴安岭脚下的这块荒源，已变成万倾粮田和初步具有农林牧副工商的基地，在多年开发过程中我们这批开荒队员是经受过严峻考验的很多同志献出了青春年华和贡献了毕生精力，有的同志在艰难的征途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现在肯定地说，建设农场的一切成就是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垦荒队员发扬艰苦创业精神的共同结晶。
　　筹建场概况和农场更迭
　　建设农场是在1955年秋由国营通北农场(现在赵光农场)开始筹建的，当时我国正处于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建设计划”刚刚开始时期，人力、物力都较缺乏，为了迎接各项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首先发展农业经济的前提下，在东北人民政府公营农场管理局(后改黑龙江省垦厅)的部署下，由国营通北农场开始具体筹建的，当时的主要筹建人由国营通北农场长兼通北县委书记苑凭，通北县县长李万义，国营通北农场副场长赵希彬，办公室主任程雪儒等组成筹建小组。各部门负责人也初步定下来了，如工会主席李德洪，人事科科长李恒泰，计财主任薛贵林，生产由史占山(农业技佐)。农机由李瑞平，供销由杨正清负责，而且具体工作人员，普通干部和工人在1956年放春节假时由国营通北农场人事科长胡友在大会上公布的，当时计划由国营通北农场抽调全部人员和机械包建的，后来考虑到该场只有10个生产队，千把名职工，机械也不多，要包建一个农场的生产和建设是有困难的，所以决定撤去通北县地方农场，把全部人马并入建设农场。
　　在国营通北农场公布名单时，农业技术员不是我，是该场第一分场农业技术员王德祥 (四川人)。因史占山技佐从作业科调出后，决定把我从第二分场调到作业科来代替史技佐工作的，后来因王德祥有病和身体瘦弱组织上叫我来代替王技术员一年半截的，谁知一代替就是几十年，再也回不去了。　　
　　建设农场的命名是根据当时的国民经济建设的形势，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从朝鲜战争结束后，我国便积极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因而命名为和平农场后来在省内已有了用和平字样同名的农场为和平种畜场邮包，信函往往误投，1958年后改为建设农场，1965年时建设农场又分为三个独立农场(即一分场为涌泉农场、二分场为建设农场、三分场为双丰农场)，1968年三个农场合并组成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团，1976年生产建设兵团撤销后，经研究“建设”是社会主义奋斗的目标因此恢复原名为建设农场。
　　荒原踏查和初步设想
　　农场在开发前，因交通闭塞时间短促，建场前没有进行过科学勘测和周密的规划，只是从国营通北农场三分场接壤处了望和在省地图上观察这片荒漠，按比例尺一量，要比国营通北农场规模还大，当时确定开垦30万亩，建立4分场，1955年秋正是秋山红叶的金秋季节，赵希彬，程雪儒，史占山等几位筹建小组的同志，由通北县出发，乘坐一台链轨拖拉机来到九道沟、通肯河、三○五、天乙公司一带踏查，见到九道沟通肯河流水潺潺，河水清沏见底，水中砂子粒粒可数，河岸两旁森林茂密金秋时节正是秋水伊人山果成熟的时候，山丁子山梨果实累累、红一片、黄一片、香气扑鼻，又见到几处泉水，此情此景在国营通北农场是很少见到的，他们在九道沟旁一个山坡下躺身歇力时，都不顾起身，说这里风水好。百年后就埋在这儿吧，回场后便组织人放荒，计划明年大力开荒。
　　初次踏进荒原
　　我是1956年3月12日来的，根据程雪儒主任的意见，叫我与王甫(原作业科测定员)两人先去几天，先到通北县农场(现在幸福村)住下那里有住处和食堂，白天再到赵木丈(现在8、9队)测量一下去年秋天在那里开发出的荒地面积(因地1955年秋根据省政府指示由国营通北农场出动机械，为山东省移民开荒二千垧，(其中在场区内有一部分新垦荒地归农场)以后按排种植计划和准备各种作物种子，生产今后用的种子、口粮和饲料。我们两人一放亮便糊涂地吃了一点早餐、到汽车队去找车了，汽车驾驶员叫马福全，驾驶吉斯150型苏式汽车，满载一车豆饼，炉筒等，连行李也放不上去。大约汽车从早晨8点钟出发，沿着王治国村南山一条伪满时期修的公路。公路已废弃多年、枯草树枝满道、道路凸凹不平，车辙很深，汽车只能小油门低速行驶，本来司机是有名的马大快，这会成了马大慢，还因断桥危险路段多，司机正常下车查看路情，走了多半天才了60里，发现对面一个大屯，正是我们要经过的地方，但是一进村时，并不是大村屯原来是一大堆、一大堆大柴禾垛，远看向房子，其实只有稀稀拉拉的20几户人家，一打听村子叫李家围子，全部是农业户，从村往东南方向走20里就到通北县农场了，但没有公路，村下坡便是八道沟、是个大甸子、草甸很大很宽、叉道很多，我们多次迷路，车又往回开，后来在一道用小径园木铺架的木桥上，车一上去，木桥就塌了，车身一歪，卡在桥孔中，差点翻到桥底，再也开不出来了，司机叫我们把装载的货物卸下来，卸完后还是开不出来，后来又回到村里恳求农民帮忙，结果他们牵来5匹马，还来十来个农民连拉带推的好顿折腾才把汽车开出来，等我们把货装完时3月份的天气很短，很快夕阳塔岗了，一大早就吃完早饭，到这时已有10个小时没有吃饭了，肚子咕咕彻响，还好车上有豆饼我们三人吃了起来，觉得特别香，又感觉到生产粮食的重大意义。
　　后来我们怕在再走错路，请农民骑着马在头前引路，不久到了县农场，这时已点灯时刻，找到一位50出头的原县农场书记，姓吴、和他谈了我们的来意后，书记告诉我们县农场的工人和马匹已到你们场里去报到了。现在正在赵木丈村头修火房、搭马棚、这里火食已散了，听完吴书记的话后，我们决定到赵木丈(当时农场1队)去，县农场到1队还有20几里路，过了2条大荒岗就到了，这时已晚上八、九点钟，人们已经入睡，一片黑乎乎的天，一个人也不见，只有几只狗围着我们狂叫，1队队长张忠是3月初最早来的一个，在这里带领县农场合并过来的一大帮工人在这里做建点的准备工作，他听到汽车声和狗叫声便知道农场来人了，出来热情地迎接我们，他当时住在郭子华(原赵木丈农民，现在8队职工)家一个北炕上，我们进屋后便和张队长谈起一路来的经过，吵醒了老郭家的全家人，郭子华的爱人是个日本侨民，听到我们的口音不象当地人。问我是哪里的人，队长和她开完笑道，他也是日本人，她信以为我真是日本人，起来为我们做了一顿可口的晚饭，以后还邀来二个日本中年妇女和一个日本老头来和我攀老乡了。
　　一队的地去年开了多少谁也说不清，后来队里给我们配上个统计郑世华，三人一起丈量面积；当时秋天的土地大部分分布在二道岗、三道岗和四道岗(现在九队一带)以及金山寿(现在八队20号地)一带，一条条一块块总共有40多条块，丈量面积后又绘了示意图。这时和平农场场部(现在6队)也搭起了帐蓬，我应该到那里去工作。因张队长是新提拔起来的队级干部，过去只开过拖拉机，管过油料，当队长是第一年，对农业生产不太熟识，说啥也不让我们走.后来我们又帮忙他做了农业措施计划和春播计划.又从国营通北农场调来明尼2759小麦和合作5号小麦种、西比瓦、紫花4号大豆和钱串子谷种等等。
　　第一个春天
　　1956年春天，是个春寒的天气，4月上旬地面化冻深度还是达不到作业要求，加上去年新开恳的荒地未经过秋耙，立筏又多，当时只有苏式双列耙，接连耙了好几个对角也达不到播种状态。
　　那时我国农机制造业落后，质量很差，从西安农机制造厂购进的播种机，是仿苏的48行播种机，开沟体是铸铁的，一开始播种就断了很多，输送管是用普通铁皮卷成的，一作业就开口或拉成皮条，一点弹性也没有播种质量无法保证，漏种很多，引来成千上万大雁昼夜不离的在田间拣种子吃，后来只好在播种后的田间用双列耙再耙一遍，本来这种办法是一项被动措施，结果还推广到外场作先进经验宣传，后来在农场系统中为了争取农时也学习我场在播种后再耙地的春播措施。
　　建场初期，田间没有道路，一队4条岗就有3道大沟，沟水足有2尺左右深，胶轮车下不了地，田间运输无法进行，后来组织马匹驼着麻袋往地里送种子，一个老板赶着一串马，很象大马帮，有的青年老板一边赶马一边唱起山《间铃响马帮来》的电影插曲。1956年因春天来的晚，春播任务重，春播开始不久，小兴安岭的南北河一带森林中发生了大火，农场接到北安市防火指挥部命令，要全场全力出动，到腰店一带守住防火线春播又停了下来，山火熄灭后已经到5月下旬，又开始播种，大约整个春播在6月中旬才告结束。
　　踏遍青山
　　6月中旬省土地勘测局派杨献奕(云南省人)技术员。带领一个青年助手小吴(山东省人)到场勘测，史占山技佐派我配合他们一道勘测，经过研究后先从东北部(一分场一带)开始，勘测工作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一大早要去，天黑才回来，每天在荒野中要步行五、六十里，轱辘滚河南北两岸的2条大岗，碟形地段很多，塔头墩、蚂蚁蝼星罗棋布、草根层和枯草总有20几公分厚，步行就象踩在弹簧垫上一样，还常遇到暗水漂筏等，地表潮湿得很，放完荒火的地，草根茬子象一根根铁钉钉在地上一样，一天不知穿透鞋底多少次，全国名牌的球力回鞋几天就穿碎了，荒地上一到夏季，蚊子小蛟瞎虻多得很，蚊子落在身上连布纱必看不清，瞎虻象密峰分群，围绕峰王飞舞，人走那里它飞到那里.嗡嗡地叫，不带蚊帽就被它们叮坏、最烦人的是草爬子，叮在身上就不松口，拔掉后肌肉还是痛痒得很。
　　建场初期雨水又多，整天下个不停，在外勘测衣服总是没有干的时候，有时还遇到大暴雨，河水很快上涨，轱辘滚河就象长江那样宽，有一次我们在河北岸(现在牛点一带)勘测，大暴雨后，河水上涨了，过不来了，后来三人一起涉水，走到主道河时，河水又急又深，后来发现一根4米多长的园木漂横在一排树林上，我们把它他栋来后架在对岸的一棵歪脖树叉上，小吴年轻胆子大，抢先过河。走了不两步，木头一滚人掉进河里，他不会水。在河里上下川动，杨献奕水性好，当即跳进河里把小吴模了上来，拖到对岸的一块小草地上，好一阵抢救才把喝到肚子里的水吐出来。
　　建场初期的那两年没有建房子，大家都住单层帐蓬，对面铺，每人只有1尺多宽，草地含水份大，帐蓬里人多，来回走动不久地面就冒水泥泞得很。穿布鞋、皮鞋根本无法进去，非要穿长筒水靴才行，水靴透气差，经常穿它脚慢慢就浮肿了，脚指间很快霉烂起来，痛痒得要命，单层帐蓬既不隔热又不隔凉，随着外界气候而变化，一到夏天，白天闷热、进不得人，夜间又冷得发抖，一天之中就有四季的气候变化，建场初期头几年；夏天我大部分做土地勘测和开荒规划，冬天做种子管理和发芽试验，在帐蓬里和以后新盖的土草房中因墙壁潮湿温度保不住，种子发不出芽来，发芽室只好搬到通北镇办事处去，给我配上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黄丽霞考种，通北镇到各生产队采种子样品，近的六、七十里，远的一百多里，还要穿过几段树林，叫小姑娘一个人去采种是不放心的，只有两人一道去，那时全场只有二、三台旧汽车，冬季基建备料紧张得很，汽车根本不去通北。有时去通北也是夜间去的，车是坐不上的，只有靠两条腿走十天就要采一批种子，寒冬腊月，滴水成冰，背着沉甸甸的十多斤种子刷刷地走着，有时遇到暴风雪，冻伤了脸蛋和耳朵。
　　在荒原安家
　　五十年代干部作风真好，建场第二年才陆续地盖了一点房屋，住房分配总是先工人，后干部，最后才能分配给党员干部。我的家属是在1955年才从浙江省迁到国营通北农场来的。住东一间6平方的小草房里，锅台炉子都在室内，还是一间小北屋，她领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和一个婴儿生活不习贯，我也照顾不了她，困难重重，闹着要回故乡。来这里也分配不到房子，后来(1957年秋)由张忠队长出面，和赵木丈村韩村长相商，老村长很支持我，叫我把家马上搬来，后来在村头的一栋马车店里安了家。马车店是一栋土草房，长13米、宽约5米，有南北两铺大通炕。这时以住上从望奎县调来的十来户职工家属，用炕席间隔起一格一格的，一格就是一户。我也分到一格1，5米宽的炕。十来户人家住在一起好象一家人，和气得很，有好吃的大家分点品尝，房子也很暖和。就是窗户没有玻璃，是用纸糊的，室内黑暗得很。妇女做针线活白天也要点起小油灯在这里我住了一年多。现在住上砖瓦房好象比以前阔气多了。
　　能干的农场干部
　　一个企业办得好坏决定于这个企业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和工作能力。特别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很重要。建场初期，领导干部和职工同样住在一个帐蓬里吃的都是一样的饭菜，出外和下基层没有专车，也没有专用办公室，更没有高档的办公用具。当时建场主任程雪儒既是建场主任又是技工，因那时旧农机多状态差、开荒难度大、机械故障多，他整天忙在田间。帮助驾驶员排除故障和查看开荒地情，满身油泥，一点也看不出是个领导干部。后来又当任涌泉农场的书记兼场长，对该场的生产和开发也做了明显的成绩。
　　建场初期的党委书记周海是省委农村工作部派来的干部，乍来时是个文质彬彬的文人模样，后来他见到农村出身的干部和工人的干劲，很快适当了农场环境，也把家属从省城搬到赵木丈一栋20平米的小马架里。和当地农民同住南北炕。周书记是个八百度近视眼的人，做为体力劳动者来说是个残疾者，而他办事公正，对人和气，能深切体验职工疾苦。
　　1957年，郭向阳从国营通北农场调到本场，后来当任场党委书记和场长十几年，他以前是个农村干部，虽然文化程度比较低，而他具有吃苦和锐意开拓的精神，设法提高农业单位面积产量，主动团结各种科技人员，做了许多工作，还以实干的精神带动全场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在农业生产各个环节中科学地总结出三个第一必须抓好，同时要求干部要亲临现场、亲自动手、三个第一是，春播时的第一扦，夏锄时的第一锄，秋收时的第一刀。确实如此，这三个第一很关键，抓好了就是样板，就是标准，有了标准就能实现高产稳产由于他工作深入和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在他任职的十几年中，建设农场的农业产量始终在赵光地区名列前茅，大豆产量在省属农场中名列第一位。
　　一个农场经营的好坏，领导班子的配合和团结是很关键的。五十和六十年代的领导班子配合得比较协调和默契，如当时的李万发、马宝琛都是副场长。他们两人中，一个分工管后勤。一个分工管农机，李万发副场长除管后勤工作外还要兼管畜牧生产，由于他工作深入，常生活在群众之中，主动团结畜牧科技人员，引进和改良各种种畜。畜牧业发展很快。猪年存栏数平均在五千口左右，年上交肥猪千口以上，后来他当任双丰农场场长后，对该场的生产建设也做了许多贡献。马宝琛副场长因是拖拉机手出身，对农机富有实际经验，七十年代以前，农机不仅数量少、而且状态很差，为了提高农业机械化生产水平，他积极发动科技人员和能工巧匠，制造和改装了许多田间非田间机械，如深松犁、上穴机、粒肥机、畜牧用的打浆机等，就是在马副场长主持下改装成功的。
　　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不久生产建设兵团组建成立，现役军人接替了原来农场的领导，因当时政治混乱，加上近万名城市知识青年下放到兵团给兵团管理增加了许多负担。由于原农场的领导和科技人员被揪斗下放，现役军人又不懂农业机械化生产，部分军人因脱离群众，靠命令主义办事，结果生产率下降，经营连年亏损，兵团时期正处在“四人帮”猖狂阶段和政治混乱，社会道德败坏时期，但是许多来兵团工作的现役军人，多数仍能保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如团政委王庆忠，副政委李旭华，副团长程志浩，通讯股长张树槐等工作积极，作风正派，得到广大兵团战士和职工的好评。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不久，生产建设兵团撤销了。恢复了建设农场，李万隆书记从红星农场调本场任书记兼场长，他是个上过私熟多年的人，东北解放后便入了党。历任农场书记多年，可说是个老政工干部，来场后虽年岁已高，身体欠佳，便积极主持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一大批干部。在他任职时期配合的副职有李景和、孙青山、吴起、邱永祥、杨玉山、刘庭佐等。还提拔了下乡知识青年李树恒、科技干部李可然。后来又提拔了齐云谢德才、栾德仁为副场级。其中刘庭佐副场长是在1976年从二龙山农场调来的中青年干部、他虽然有残疾，而目光远大，有雄心壮志，工作积极有魄力，酷爱人才，常有伯乐之称，在他任职时期对生产建设做了大量工作，1980年调出后还关心本场的发展，多次回场看望。
　　基层队级干部是保证农牧业生产的重要人物，从建场以来曾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精明实干的队级干部，如张忠、王永山、马志刚、李树青、徐国良、谢德才、栾德仁、朱金凤、王忠元等，后来又出现王恒昌、张久生、于景生、周乃乐、刘文、许胜基、王金海、李清元、王兆安等队级干部。这些基层干部大部分都是工人出身，文化程度都较低，而他们有实干和积极负责的精神在他们任职时期都取得较好的成绩，在场内颇有影响。
　　一支过硬的工人队伍
　　精兵强将是历代战争夺取胜利的重要因素，几千年来在工人队伍中涌现出不少先进人物。以前我们把他们称为突击手和标兵称号。如陈化兴、刘明远、董贵、宋喜恩、王立文许连生、王堂、王声明、张运昌、谢国华、吴国彬等。后来又出现李昌、李森、李玉奇、刘明臣、杨奎、何有满、陈喜禄、李炳瑞、杨福杰、林春武、卢宝珍、秦兴忠等，这些农机工人，不仅思想好、工效高，而且对作业质量认真负责，绝不马虎大意，有些康拜因手，为了不丢失粮食，保证收割质量，如果自己驾驶车辆，是难以发现作业质量的好坏有的机械故障在驾驶室中也不易发现的。所以他们总是把驾驶任务交给副手或学员，自己在田间围绕机械边检查边拣粮，一个收割阶段，在田间跟看收割机走，要步行千里以上。
　　在农业工人中也出现了一批常发挥高效和精益求精贯彻农业措施的人物，有刘和、只洪喜、贾金模、车占义、邸中全、王财、于文喜、张品栋、纪以民、单文举、张守仁、朱胜岭、唐守信等，这些普通的农民工人对于田间管理粮食处理是有很大贡献的。
　　铁姑娘和半边天
　　建场初期，农场的人力和物资是很短缺的，特别是人力不足，一个万亩以上的生产队，只有男女劳力七八十人，田间作业一半以上，非田间作业90%右右要靠劳力作为了完成生产任务，调动人的劳动积极因素和发挥妇女半边天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1958年后赵作兰(女康拜因手)从赵光农场调到本场4队(现在12队)落户，这时她已有30岁以上的中年妇女了，有3个孩子，而她思想进步。身材坚实、积极能干，什么活都抢在前。农场经常宣传和表扬她。后来柳洪兰、搂鲁亚、蒋碧清，张孝莲等一伙小姑娘积极学习赵作兰的模范事迹，这班姑娘本来都来自城市，很快学会了劳动本领，产地割地手起锄头镰刀就向书法家和画家手中的笔一样，铲地一天六、七亩，收割大豆一天四、五亩。装车卸车杠麻袋上跳板比小伙子干得还欢，后来被称为铁姑娘，还有养猪工作女工也较多，陈翠娥、宋维兰就是先进的养猪能手。
　　家属妇女对农场的生产建设也有很大贡献的。使人印象最深的是在五十和六十年代。那时各农业生产队都养了一批役牛和役马，谷草是牛马的主要饲草农场规定每头(匹)牛马必须种植15亩谷子，所以每个生产队每年就要种500～700亩谷子。种谷子机械化生产水平很低。田间管理全靠人工作业特别苗期的拔草间苗，全靠人工用手一根根的拔许多杂草和谷子同属禾本科如狗尾草、野稗子幼苗期很难分清，就是植物学家一时也难分别，这些农活几乎都有家属妇女担任，她们眼快手灵，眼一嘹以致手一模草苗就分开了。拔草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整天蹲在地里，夏天的太阳如火似茶，蚊子小蛟叮满身，家属们头披纱巾或围巾上衣，在田间匍匐着，蠕动着刷刷地前进，一天平均每人1.5亩，干一天才收入12.5元。这些家属大部份子女多、孩子小，家里都养有猪鸡等家畜，还要做饭喂猪等家务活，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家庭主妇是怎样安排家庭生活的，已经记不清楚了。
　　建设的菜
　　以前农场只是生产粮食，蔬菜大部分靠外地购买的。而本场只能生产秋菜类，如大白菜、大头菜等。茄子辣椒柿子瓜果等菜类，全靠外地购买，农场交通不便，职工吃菜非常紧缺，建场初期几乎天天吃白菜汤，吃咸菜疙瘩，为了解决农场吃菜难的问题。后来到海伦县海北镇菜园聘请来一位孤寡老菜农马维贵，老人当时已60多岁了，有30多年的种菜实际经验。1958年在九道沟日伪时期的一个废墟上(现在场部俱乐部道南家属区一带)。开出了200亩菜地，种上了茄子、大辣椒、韭菜、大蒜以及瓜果等。连年获得丰收，蔬菜供应到全场各伙食单位，还供应到赵光垦局一带，在大跃进和六十年初期，能源极端短缺的情况下老人还修建了150平米的温室，以柴禾为燃料每年冬天都生产韭菜、蒜苗、水黄瓜等鲜嫩疏菜，成为赵光地区有名的疏菜基地。当时根据赵光地区各农场的优质产品，有人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几句诗词：“红星的面、建设的菜、黎明的豆腐白又嫩”。老人还多次被评为农场和垦区的劳动模范。后来在七十年代中期时，在80高龄的时候还在劳动，被称为“老菜倌”，老菜倌在农场十几年的蔬菜栽培工作中，先后共培养了50多名种菜能手，现在他虽然离开人间，而当我们吃到和在市场中看到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各种各样优质蔬菜时，自然地缅怀起已故老人的事迹。
　　人民解放军和各部门支援农场生产
　　农场的发展，除了本场自身的努力外，外援也是很重要的，六十年代后农场耕种面积有了较大发展，而相反机械增加不多，靠农场本身去完成整个生产任务是有困难的，特别是压力最大的收获工作，需要外地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每年麦收季节都派来大部队。1961～1965年连年都以3个连到1个营的兵力来支援麦收。
　　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来支援收获工作，开始收获时小战士多数是南方人不会割麦子，一天只收几分地，不几天就学会割地了，后来每人平均1.1亩，比当地老农还多几分。记得1961年麦收，是个多雨的天气，雨正常下个不停，部队为了抢收国家粮食下令顶雨抢收，战士下地常受雨淋，因天气不好，收割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战士确实疲劳得很，有一天下午在地里收割休息时，两个小战士走到另一号地坐在麦码上打上了瞌睡。收工下班时发现丢了两个战士，放枪打锣都没把他们惊醒，等一觉醒来时已经第二天凌晨2点钟了，一个战士在说：呀!天已黑了，另一个战士说天快亮了，等他们弄清天快亮时又拿起小镰刀刷刷地干到天亮把昨天耽误的任务完成后才回队。后来有一位姓李的小战士(四川人)复员了，背着行李到农场要求把他收下当工人，场领导问他为什么要来农场工作时，他说农场土地大，有种不完的地，干不完的活，他要为农场做点贡献，后来农场把他收下来。安排在3队(现在11队)当工人。
　　农业机械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过去的农机大部分是建国初期从苏联进口的，经过使用已经老化和不适应我国的耕作条件。另一部分是我国仿造的农机，在耕作中也存在许多问题。1964年中央第八工业部派王阴波处长(收获机械处)带领4名年青工程技术人员。到农场考察，王处长是在建国前大学毕业的老工程技术人员。在国营通北农场当任过副场长，对农场事业特别关心，工作认真负责，来场当天晚上便召集农机和农业科技人员座谈会，当我们提到当前农机普遍马力小工效低。收获机械脱谷不净，分离不清，褒跑、漏粮多、容易陷车打误，播种机械装种、肥纳量小，他按条逐项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在场考察4天中，每天都和我们座谈到深夜，白天还要步行到田间观察农机的应用和访问驾驶人员的反映，后来拖拉机普遍加大了马力，双滚筒收割机的出现和箭杠式蒿筛的延长，增加第三清洁室等的改正，悬吊式和无过桥割晒机以及双箱播种机的出现，就是在王处长考察后诞生的。悬吊割晒机到我场最早、对田间收获规划节约了大量劳动力，这些支援我们永远不能忘怀。
　　上级领导抓农场工作
　　一个农场办得好坏与上级领导部门有密切关系，建设农场在开垦和生产过程中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是走过曲折道路的。记得1957年正在开荒时期，当时开荒重点主要集中在轱辘河南北两岸的2条大岗上(现在一分场一带)因那时荒原面积大，而且连片集中，又临近当时的总场部。物资供应较方便，同时开荒和发展计划又经过省农垦厅批准的。农场是不以轻易变动的。但是虽有上述条件，由于地势平缓、碟形地段多、加之千古荒原沙草科植被较厚、根层密结、含水份很大、形成一片沼泽地带，当拖拉机马力小(大部是KS～07和纳齐拖拉机)。荒地阻力大，农具又不适宜开荒。无法发挥开荒效率，十几台拖拉机历经一年多的开垦，总开荒面积不到3万亩。在困难重重的关头。已经决定调往中央农业部工作的省农垦厅副厅长郑重。在交通不便，道路泥泞断桥很多的情况下来到农场，听取场领导、农业、农机科技人员和省勘测局杨献奕技术员汇报后。又深入到荒原和开荒现场实际踏查，当即决定把开荒目标转移到西南部丘陵漫岗地区(二分场)开荒，并决定开荒队由李树青、马志刚两人负责，因二分场的地势较高，排水也较好，五花草植被较多，土质疏松，不到3个月的时间，便开垦四万亩左右荒地。
　　大跃进开始以后省委农村工作部派田树副部长三次来农场蹲点，给农场解决了三个大问题。1960年正当浮夸风高潮时期，出现劳动连轴干深翻三尺。三亩产万斤粮的时候，田副部长来到农场和工人同吃同劳动。深入了解农场的农业生产情况。总结了农场的生产实际，要求有效劳动。产量根据前3年平均在提高1～2倍，使浮夸风缓合了下来，不久又出现平调风。农场的机械有好几台拖拉机和康拜因被调到公社。有的不知去向，有的找到时农业社也不准放回。1961年正当春播刚要开始时，田副部长来到农场蹲点，后来由田部长亲自出面和县交涉要回了平调的机械。1962年春场社分家(在1960年大跃进时期、赵木厂农业社曾经合并到农场，后来部分社员要求退出农场)。出现一些纠葛，农场附近社队又哄抢农场土地(如8队原1号地1200亩、9队原1号地和3道岗铁道西约1500被强种)和粮食，后来田副部长又来到农场公正地处理了场社分家和哄抢农场粮食问题。
　　田副部长工作认真细致，每次来农场回省时总要带回去一份文字总结，总结初稿总要我来写，还要求总结语言要通俗，问题要抓住关键，写清楚、说明彻底，经他修改后才腾写。
　　大跃进开始不久，催交粮任务较紧，农场有时便交了过头粮，在青黄不接时期职工常吃豆片、大麦米、土豆等作代粮，食油接连几个月以至一年半也供应不上。农场向省政府写出书面报告，反映农场实际情况，1962年冬省派粮食厅一名年过花甲的老处长(名姓记不清了)来场核实粮食，老处长虽仍身体较差，而工作积极，白天到各队核对粮食，晚上召开会议和计算数字常到深夜，因天气冷，场领导把他按排在办公室住宿，叫烧炉子的工人多烧点煤，让火墙热一点，因火墙紧靠床铺，半夜里棉被烤着了，老处长因工作过累，睡得很实，结果还好警卫发现救出了老处长，而他已受烟熏，身体受到很大影响。我们劝他回省，老处长坚持不回去，直到把三留(种子、口粮、饲料)计划标准确后才回省。老干部的革命优良传统，使我们深受教育。
　　六十年代后，农场中耕作物的播植面积有大幅度的增加，因机械增加不多，收获工作很大一部分全靠人工收割。那时厅(农垦厅)局(赵光局)两级机关组织办公室和直属单位工作人员到场帮助秋收。1963年秋省农垦厅以生产处赵处长(老知识分子)为首的带领一班工作人员到农场收大豆，因秋收天气凉，连续劳动时间长，处长身体瘦弱、年岁较大，后来在3队(现在l1队)9号地收割大豆时，晕倒在田间。我们劝他休息和回省去，老处长坚持不走，在地里吃几片药和休息片刻后又接着干起来，大家很受感动。
　　赵光垦局是我们农场的直接领导机关，从建局以来，相继出现一批深受群众尊重的领导。如张庆海、李晓南，韩有等局级领导、工作积极、领导有方，被受群众爱戴，常被称为农场通。　　
　　1963年上级又派来赵振卯任赵光局局长，他是个抗日战争开始不久便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作风正派，工作积极深入，身穿对襟便服、紧口裤腿、布袜子、解放鞋(又称大纱鞋)，一见面就好像见到延安时代的工作队，对人和气，平易近人，正常生活在群众之中，每到一处总是同那里的群众生活在一起，在局工作也不陪客吃饭和吃小灶是一位很受职工群众信任和尊重的老干部，但是这样的好局长在动乱年代被迫致死，噩耗传来全场职工群众对“四人帮”和“林彪集团”不痛切齿。
　　一支有贡献的科技队伍
　　赵光垦局在广大干部和科技队伍中，也出现一批优秀人物，如在六十年代的生产科长兼实验站站长周绍钧(知识分子)。他是省农垦系统最早搞土壤工作的技师，有丰富的土壤科学知识，能团结同志、工作积极，办事公正，多次步行到场指导土壤分类工作，对我场的土壤分类，土壤耕作和实验站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在1960年的大跃进年代。在强干和蛮干风中，不知何处又刮来一阵遍地火烧肥运动(即用柴草堆放田间，上盖土后点火燃烧，每亩约150～200堆)他来场后不怕抓辫子和插白旗的危险，用科学的观点：“火烧肥不能增加土壤肥力相反会烧掉土壤中的有机质和破坏土壤理化结构，这种做法是违背科学的”经他说服领导后才停止了火烧肥运动，后来证实火烧肥的地块(如9队4道岗、11队5、7号、12队7号地)。有机质下降2～3%，土壤流失严重、产量下降。　　
　　建设农场原一分场是一片沼泽地带，几次开垦都告失败，农业产量一直不高不稳。1960年后赵光垦局基建科技术员牟国臣等科技人员的认真勘测，科学设计和亲自指导，历经几年排涝工程内涝情逐渐减轻，并出现许多高产稳产农场，耕地面积由排水以前不到3万亩，经排涝措施后扩大到10万亩以上(包括二四、四三两个部队农场在内)。牟国臣技术员的辛勤劳动，给建设农场的发展尽到很大的努力。
　　寄　　语
　　建设农场从建场到现在有30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农场规模和体制以及归属问题曾发生过多次更迭，特别经过几次政治运动农场新步的里程是曲折发展的，随着时代车轮的转动，原来参加建设的人们都感到不堪回首，在寄这篇回忆文章之前，曾多次找过和我一起参加建设场老人杨正清、孙作尧、周范五、刘明文、王财等同志共同回忆。由于我们这些老人，历经岁月变迁和时间的消息，年岁已高，记忆力减退，原材料的遗失和短缺等原因，历史背景，人物时间等各个情节很不够全面，我们希望以后撰写史志者们再作努力。使它更加真实，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