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


　　　　　　　　　　　　　　　　 第七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1976年)
　　一、贯彻“五一六”通知
　　1、1966年4月，农场党委组织干部学习“北京日报”连续发表的批判“邓拓、吴含、廖沫沙”等文章。5月下旬，农场党委传达贯彻中央 “五、一六”通知。在机关会议室，召开了机关职工干部全体大会。党委副书记孙俊福作了准备开展文化大革命报告，号召党团员、机关干部、职工家属人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并规定“大字报不准上街；有生活问题不写；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不写；有关党内机密的问题不写；不准向两类人员透露大字报内容等。”并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孙俊福，副组长吴泮德，成员有孟庆湖、何凤存等，孙俊福认为农场决不会有邓拓式人物，一般错误是有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
　　二、省公安厅工作组进场
　　1966年6月1日，北京站出了第一张公开的大字报。于6月7日由某科级干部在托儿所召开了7人会议，认为必须请省公安厅派工作组， 否则农场问题解决不了。6月11日，省公安厅派出3人工作组进驻尾山农场。6月8日召开批判“三家村”大会。6月13日研究决定批斗9人名单。与此同时，中心校初中生，教职员工纷纷贴出大字报，矛头指向校长等人并对社会上横扫四旧。各分场相继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为了表示是革命派，职工干部经批准左臂带上红色赤卫队袖标，学生则带上红色的红卫兵袖标。从此，揭开了尾山农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三、贯彻“十六条”
　　1966年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规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斗垮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是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农场机关群众在工作组的批准下，发动群众给孙俊福贴大字报，不明真相的干部，在机关职工干部批判会上动手打孙俊福。7月12目，工作组决定召开场直机关、学校全体大会， 并指定学校某女教师掌握会场宣布孙俊福停职反省，并大会批斗孙俊福。分场也开始批斗当权派，打花脸、戴高帽。但都在办公室内。10月24日工作组接到省公安厅电话指示，立即暂停文化大革命。10月30日，工作组撤出。
　　四、重新开展“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组织相继成立。
　　1967年 1月17日，农场“文革领导小组”接到省劳改局的电话，劳改农场可以开展文化大革命。当日进行了宣传。由于运动迅猛发展，1月18日机关、修配厂、 管教科、计财科等成立了群众造反组织，各队相继成立一些群众造反组织。使党委领导下的“文革领导小组”指挥失灵。全场共成立各种名称的群众组织34个。有121人为核心成员。
　　2月3日23时有两个群众组织宣布夺权、把当权派集中于办公室，勒令他们写反省材料。党政财文一切大权归他们。翌日其他群众组织，召开联席会议。认为夺取党委大权是错误的，也是全场群众所不答应的。在联席会议后，成立了大联合总部，会议决定召开群众大会批斗“二、三”夺权首要分子；管押了夺权的主要成员。
　　五、军事管制
　　1967年 2月19日黑龙江军区3391部队派出以营长朱福臣为组长，安福仁为副组长的军事管制小组，进场后召开了职工干部大会，宣布了尾山农场实行军事管制，一切权力归军管小组，当权派一律靠边站，解散大联合总部；释放二、三夺权的在押人员，机关各科室负责人换上军管人员。分场由造反派掌权，但由军管会任命。1967年 7月，3391部队又派出以团参谋为组长、营攻徐志文、李纯阁为副组长的军管小组。
　　2月27日首先解放了于占江、张评三、张风荣等7名当权派。
　　1970年5月22日，军管组全部撤出。
　　六、造反派组织第二次大联合
　　1967年 9月24日，军事管制小组向各造反派组织，反复宣传学习“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在革命大批判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26日，实行了大联合，成立了红色大联合总部，简称“红联总”。
　　9月下旬，“红联总”发出通令，凡被解放的当权派， 一律在原单位集中看押，轮流进行批斗。3—4类干部被定划为60%。斗争矛头仍然指向孙俊福、林浩以及所谓的 “黑党委”成员、学校校长及所有当权派。开始了群众整群众、群众整领导。
　　七、“革命委员会”成立
　　1968年5月4日，经黑龙江省公安厅军事管制小组批准成立“革委会”。当天集中了全场千余人在场部俱乐部举行大会。门口鞭炮齐鸣，军事管制小组徐志文在会上宣读了革委会成员名单：主任徐志文(现役军人)，副主任：李纯阁(现役军人)，付凤鸣(良种站调入干部)，于占江(当权派)，常委：叶云鹏(现役军人)，杨德山(造反派)，林万祥(北安农校调入当权派)，委员21人。七个分场也同时成立“革委会”。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人们只能拥护，不可反对，谁有不同意见或情绪，便是“现行反革命”或“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人皆乐于表，忧于中。会上宣布赠给全场职工干部家属每人一套毛泽东选集1—4卷。表示“革委会”对全场职工干部家属的关怀。一分场革委会主任：王全，副主任：李连刚、姚文廷；二分场革委会主任：杜海龙，副主任：于文学；三分场革委会主任：杨德山，副主任：姜启，王启生；四分场革委会：曹勤，副主任：曹文云，邵玉山；五分场革委会主任：张生，副主任：李清泉，薛必海；六分场革委会主任：王怀普，主任：付国恩；七分场革委会主任：李明玉，副主任：苏文生，张宪帮；子弟校主任：赵荣义，副主任：赵阳；工业大队主任：林万祥，副主任：何凤存，吴贵本。
　　八、成立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968年5月8日，军管小组下达了参加学习人员名单，第一天8人，第四天12人(5月12日)第五天30人，第六天60人。以后分五批参加学习，总人数达 273人次。主要对象除了当权派外还有所谓有严重问题的当权派和其他人。于8月单独集中看押，家庭出身不好，家庭成份不好(地主、富农)，右派份子(包括已摘帽的)，不同意 “红联总”观点的消遥派职工干部等。学习班中，由“红联总”的骨干分子当队长(共分 3个班)。群众背地称之为：牛鬼蛇神学习班。主要搞清阶级队伍，深挖“三特一叛”。
　　学习班以大批判为动力，大调查、大清理，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二八”命令，讨论领会精神，进行六忆、六查、六追。
　　1、忆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活动，查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 执行刘邓路线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追他们的内外关系。2、忆阶级敌人破坏活动， 查与何人有关，追阶级敌人的去向。3、忆“三特一叛”活动，查曾设哪些机构、据点、系统、追敌人的去向。4、忆站错队干坏事，查与何人有关，追他们的去向。5、忆两类人员活动， 查与何人有关，追他们的去向。6、忆参加 “文化大革命”的反常表现，查反动言行，追有关政治表现。是年共设拘留所8处，看守人员57人，各级专案组87人。全场揪斗108人。其中 4人支队级干部；大队干部13人占45%；一般干部35人；工人家属57人。立案审查72人，其中 “走资派”、“政治路线问题”11人：“历史反革命”35人；现行反革命 1人；“坏分子”5人；“右派翻案”3人；“迫害知青”1人。均为党“献忠心”。
　　1968年5月5日，场“革委会”成立“群众专政指挥部”，由 5人组成。是年9月3日，根据省军管会批准，成立了对敌斗争领导小组。组长：徐志文。
　　九、批斗升级
　　1968年5月24日，揪出李廷玺，以莫须有的罪名，在四分场批斗。
　　1968年7月9日，革委会对敌斗争领导小组、群众专政指挥部，召开全体职工干部、家属镇压“现行反革命”大会。参加人多达1500人。会上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李廷玺 (畜牧技术员)，与其有同样观点的人，必须揭发批判。其 “现反”主要理由是：教师应教一年级小学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手、足、耳、目、也要教，不能单教毛主席语录，小孩懂啥。会议空气紧张，大哈腰、武斗当时戴上手铐，押入看守所。关押347天，戴手铐220天。并派具有多年狱侦审讯能力的管教科干部任专案组成员，审讯采取逼供信及诱供，特情耳目等侦察手段，伪造材料三次报德都县公安局、法院，要求判15年徒刑， 均被德都县有关部门退回，1970年5月，革委会再次复查，不够“现反”，予以释放，而四分场革命委员会专案组仍然强调，不够判刑也要戴帽、劳动改造。结果被带回四分场喂猪喂了一年之久。
　　1968年6月10日，场直机关、子弟校师生300余人，在场部南井房的附近地里剪受冻的玉米苗。在休息时，革委会某常委组织批斗会，批斗对象孙俊福、何根祥、王治和、夏俊明、林浩等。在批斗中个别青年对上述人员拳打脚踢；有的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某常委马上追问，是谁喊的，站出来。
　　6月18日，召开全场大会，批斗左殿武、孙俊福、 王治和、何根祥、夏俊明。在会场外，被斗人员遭到毒打。
　　1968年10月 7日，“军管组”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一分场。任务是帮助一分场“革委会”炸开阶级斗争盖子，深挖“三特一叛”，搞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在一个月内以“走资派”、“特嫌”、“历史反革命”、“一、四、七反革命黑干将”、“迫害知识青年”、“男女关系”等莫虚有的罪名，揪斗干部、工人、家属33人。在拘留所内实施打骂体罚“黑狗钻裆”、“烤火墙”、“够天棚”、“喷气式”、“打协和嘴巴”、“喝洗脸水”、“针炙”、“跑步”等32种刑法。
　　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1、1968年 5月4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后，始终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规定了雷打不动的三个“天天”制度，无论时间多紧、任务多重，坚持天天读书；坚持革命的大批判，坚持天天“斗私批修”。毛主席新的指示一发表称为最新指示，传达不过夜，并立即组织宣传、学习、迅速落实。
　　连队月月要讲用，分场最低每季度讲用一次，然后从连、分场中挑选到总场讲用，组织巡回讲用。与此同时还大搞红海洋、跳忠字舞等。
　　十一、“反十月黑风”
　　1968年10月 8日，“红联总”贴出了所谓 “反十月黑风”的大字报， 发动全场揪出反对“革命大联合的”，反对人民解放军的一小撮“反革命黑干将”以及“黑后台”。受株连人数逐步增加到273人，占干部总数62%。凡不检举揭发问题的人，也要受批判。天天“搞战评”。自此，出现了“划不完的线，站不完的队、流不完的泪、清不完的罪”的严重局面。
　　1968年冬，全省开展“全省反右倾”运动，揪漏网走资派，革委会副主任于占江靠边，当权派绝大多数要检查批斗。群众专政指挥部于1968年11月29日晚21时至23时，抄家10户。
　　十二、“文革”期间入党和提干
　　“文革”期间，121名群众组织核心成员，共提干39名，占核心成员总数的39.2%。其中一般干部提干12名，占核心成员总数的10%；工人提干27名，占核心成员22.3%；核心成员中原有干部为81人，占66.9%；家属6名，占4.9%；学生4名3.3%。
　　“文革”期间入党总数为43人，占核心成员35.5%，其中干部入党23人，占19%；工人入党20人，占16.5%。
　　十三、去柳河“五七”干校
　　1969年5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黑龙江省柳河为“五七”干校的经验，从此，全国办干校。
　　1970年 2月，北安劳改工作分局军管组和尾山农场军管组及部分尾山农场“革命委员会”成员，根据省委及省公安厅军管会指示。下放一批干部，走“五七”道路。提出口号是“吃小米、爬山、解剖路线改造世界观”。1970年 2月19日，起程赴庆安县柳河“五七”干校，共29名干部。1971年5月28日，结束“五七”干校生活，回场工作。
　　十四、否定“旧农场”和砸烂公检法
　　军事管制后，视原农场为“旧农场”私自起名“先锋农场”，原党委为“旧党委”、“黑党委”。错误的认为“农场”长期以来，在改造工作、生产工作中执行和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农场各级领导权，绝大部分掌握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公安分局、管教部门不能正常工作。因此，1967年10月开始对农场的老干部、知识分子继续进行批判和打击，并不断升级，并对过去卓有成效的政治思想工作、改造工作、经营管理工作中的规章制度，视为对“革命群众”的管、卡、压进行全面的否定和批判。
　　十五、城市知识青年来场
　　1968年始，城市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指示，纷纷来场落户。
　　5月28日，第一批哈尔滨知识青年675人来到农场，第二批 9月16日天津知识青年1075人来场，紧接着上海知识青年2206人来场。1976年春，齐齐哈尔市知识青年 175人来场。受到职工干部，家属的热烈欢迎。从1968年起共接收知识青年6131人。
　　知识青年大批来场，为开发边疆、建设边疆、扩大农场建设增添了新生力量。他们有文化、有理想、热情高、很快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1968年至1977年，有254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645人加入了共青团，1人担任副场级干部职务，5人提为副科级干部，67人担任连、副连级职务。为农场的发展建设做出贡献。
　　十六、一打三反
　　1970年7月11日，全场为开展“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反投机倒把)运动，成立了领导小组， 军宣队姜洪顺营长为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李玉森、刘允卿，成员有4人，并设办公室和专案组。运动以中发[1970]3号、5号、6号文件为指针。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大批判开路。迫害了4名群众。
　　经过一年时间，初步查清盗窃案件3起，追回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160元。退回粮食75公斤。
　　十七、政治建连
　　1970年6月14日，农场革委会，根据中共中央26号文件指示精神，大搞政治建设(生产队改为连队)，按部队要求，广泛深入地开展 “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强调“四个第一”，“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在政治建连的口号下，反复提出，要始终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每逢初评、总评(评比“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半年一初评，年终一总评)，连队战士人人讲用总结，干部个个“爬坡”，时时“路线分析”，处处“摆者分线”，事事“由线入观”。
　　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指导下，错误地认为，政治搞好了，生产自然而然就能上去了。因而，“精神万能、制度无用”的思潮愈兴愈热，谁要抓生产、钻研业务，则被指责为“唯生产力论”，“走白专道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故不讲科学，违反客观规律，不讲经济效益的事比比皆事。
　　十八、批陈整风运动
　　1970年，按照上级部署，全场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首先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批陈整风的有关文件，利用大批判、大字报、座谈会等多种形式，批判“天才论”。
　　十九、批林整风运动
　　1971年 9月17日按着上级指示精神，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层层传达会议精神。人们听说林彪及其死党搞反革命政变时，大为愕然，不敢相信。经过传达中央文件后及林彪一伙搞 “571”反革命工程记要罪证材料，人们才从思想上、感情上、立场上“转弯”，人人上阵、口诛笔代、愤怒声讨，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
　　二十、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后，本场于2月12日也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首先组织了“批林批孔”领导小组，依靠宣传部门为主，举办理论学习班，各连队均有骨干力量，组成一个大批判队伍。并将中发[1974]1号、2号文件，公开宣传，讲解，宣传儒法斗争史，批判历代儒家代表人物。利用批判会(675次)、板报(320期)、大字报(2100张)、座谈会(187次)、漫画500幅等各种形式，批判“克己复礼”、“中庸之道”、“三字经”等。对于这些脱离实际的“空对空”批判，人们只是“空有其论、未务其理”。
　　二十一、基本路线教育运动
　　1974年 1月21日，根据省委、农场局党委指示，认真落实中央“十大”会议精神，开展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以“十大”文件为主要内容，学好“关于农村若干问题的规定”，新年献词，马列主义、毛泽东选集、以及有关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方面的指示。
　　是年10月，黑河分局从乐山农场、北安良种站、尾山农场抽掉91人组成路线教育工作队进驻尾山农场。11月20日，中共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管理局黑河分局委员会决定工作队成立临时党委。许福岱任书记，韩景堂任副书记，孙化文、付国恩、张德娥、吴文平、赵宝德、李平为委员。工作队进场后，广泛发动群众，揭、摆、查批党委和机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存在的问题。
　　二十二、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 3月，农场根据上级精神，各单位均成立“理论小组”。理论队伍1586人，其中骨干893人，有辅导员194人，其中领导干部11人，建立政治夜校21处。并于 4月，召开了全场性声讨批判大会，由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形式仍是老一套。大字报、黑板报，人手一篇稿，不会写照报抄。
　　二十三、割“资本主义尾巴”
　　1976年，农场在基本路线教育后，把职工家庭正当的自给性副业，均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加以批判，如开荒、养母猪和大牲畜。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名日“不堵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5月，各单位进行了全面检查，领导带头停止小开荒， 处理过杠畜禽。职工家属生活受到一定损失。
　　二十四、粉碎“四人帮”
　　1976年10月19日，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传达农场。20日把这一喜讯传达到党员干部，22日召开了全场有1500人参加的庆祝大会。然后分头进行了讨论座谈，纷纷表示坚决拥护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会上各方面代表抢着发言，声讨“四人帮”攻击陷害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妄图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革命前辈的罪行。身受“文化大革命”之害的当权派，都流下了热泪。
　　二十五、经营概况
　　此间，生产粮豆 63388吨，上交商品粮38388吨，商品率58.1%。总产值4437.6万元，其中农业产值3181万元，亏损2808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