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
第一节 文革初期的动乱


　　1966年6 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荣军农场转入点上教育阶段，“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已经波及农场，于是社教和“文革”结合起来，在社教工作队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着。
　　社教工作队组织职工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话”，接着展开了对场内自编自演的话剧《三亩地》的大批判。《三亩地》被列为“大毒草”，编剧付乃明也遭到了迫害。社教后期，全场“文革”由文艺作品的大批判转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阶段，群众斗群众，教师斗教师，学生斗学生，一时搞得人心惶惶，一片混乱；非工农出身的干部、群众和历史有过问题的人、社会关系复杂的人统统遭到批斗。
　　8 月，全场普遍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红卫兵”到处“点火”，揭“阶级斗争”盖子，进行全场范围的大串联，把矛头指向党委。但这时党委尚能左右运动。
　　9 月，“红卫兵”召开了全场性的“火烧场党委，炮打司令部”大会，揭发“走资派”罪行，党的基层组织瘫痪了，党委对运动失去了控制。
　　10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草草结束，社教工作队撤出农场。“文革”失去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群众互相揪斗、大搞经济主义。
　　12月，场直成立了“红卫士”、“真理”等三个造反团。
　　
　　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在场内引起强烈反响；群众组织相继成立了几十个。在名称上都冠以“造反”或“战斗”二字。场部成立了“红色尖兵造反团”、“红卫士造反团”、“真理造反团”等，生产队成立了“红峰造反团”、“东方红造反团”、“捍东彪造反团”以及野战兵团等等。这些团体多则几十人少则几个人。他们批判当权派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通过小会敦促，大会批判，“促”了王锡公，揭露了“走资派”马成林，从而“分化”了“红卫士”组织。
　　2 月8 日，开始游斗当权派，在游斗大会上，发生了大辩论。经过两天的激烈舌战，在围绕批斗“走资派”的问题上，许多党员、党的积极分子和党长期依靠的基本群众遭到了打击和排斥。两派之间，你革我保，我革你保，互相敌视，互相攻击。形成了严重的对立的两派。
　　9 月，联合总部与“516 ”兵团达成解放干部的协议，六名场级干部，除马成林外，解放了李万有、吴清、梁洪喜、孟广训、王锡公五名。解放队级干部56名，一般干部55名。
　　9月26日，全场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者荣军农场大联合总部”。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全面否定原农场的办场方针和党的各项政策，彻底砸烂了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建立健全起来的符合农场发展规律的生产指挥系统和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对待领导干部群众。1967年11月13日，九三局红卫兵组织“大游斗”，在荣军农场，到处“煽风点火”揭“阶级斗争盖子”。结果农场马成林、杨香林、高庆祥、曲相太、窦桂兰等44人被游斗，一时闹得场内气氛十分紧张，人人自危，造成了严重恶果。
　　1968年，自下而上的深挖“三特一叛”使许多同志蒙受不白之冤，“斗批改”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进黑屋，仅五队就有18人被打成“牛鬼蛇神”三名干部靠边站，全场有六人被迫害致死。“忠字化”、“一片红”，“天天读”，“雷打不动”，大批“唯生产力论”和“白专道路”导致干部普遍产生抓政治保险，抓生产危险的错误思想，严重破坏了生产力，‘使干部和群众在思想上严重混淆了是非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