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6 月，正是荣军农场“社教”运动重点阶段，同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兴起，当时，荣军农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与“社教”运动结合在一起进行。在中共九三农垦局社教工作团荣军分团委员会的领导和布置下，发动群众批判了“三家村”、“燕山夜话”，同时结合荣军农场出现的话剧“三亩地”进行批判，还揭发了荣军农场党委的一些问题。
　　6月7日，荣军农场社教工作分团委员会拟定“两斗”对象。附表。
　　
　　(表三)　　　　　　　　　　　　“两斗”对象统计表


　　7 月，全场普遍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进行全场串联，发动群众，狠揭农场“阶级斗争盖子”，到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大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揭发场党委的问题。
　　9 月，召开全场性“火烧场党委”炮打司令部大会，进行揭发批判“走资派”的罪行。
　　12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农场和工矿企业两个“十条”后，全场纷纷建立了名目繁多的造反团，如“红色造反团”，“东方红造反团”，“东风造反团”、“铁拳造反团”、“捍东彪造反团”，“红蜂造反团”、“红卫士”、“真理”、“红旗”、“前沿”、“红尖刀”，“冲锋”，“云水怒”、“红卫野”等为名的战斗团、战斗队。这些造反组织，多则百余人，少则十几人，有的制造了旗帜，刻了印章，出刊“小报”。据统计全场建立了近30个造反组织，参加人数共达1，400余人。
　　1967年2 月3 日，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影响下，场直造反组织批判了王锡公把运动的重点不是指向“走资派”，而是搞经济主义及指向群众，对造反派打击报复，阻碍运动发展的“错误”，揭露马成林蒙蔽群众为群众运动划框框定调子，蒙混过关，以“红色尖兵”为核心的十几个造反组织，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2月8日，“红旗兵”造反组织游斗了场领导李万有、王锡公、吴清。
　　
　　2 月16日，“红色尖兵”串联全场12个造反组织连续召开批斗场领导马成林的大会。各生产队的领导也成了批斗对象，从此“当权派”成了两派斗争的焦点，你保的我斗，我斗的你保，两派互相攻击，互相辩论，互相指责，互相敌视，都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旗号，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2 月23日，以“红色尖兵造反团”为核心的十个造反组织，在以“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口号下，联合一起成立“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于3 月召开全场性会议。
　　6月，“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一部分人分化出来组成“516”兵团。
　　
　　9 月26日，由“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肃流毒”、“红旗兵”等造反组织联合建立“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者荣军农场大联合总部”。到10月末，“红色造反者大联合总部”由10个团体发展到12个团体，由900 余人发展到1，200余人。
　　9 月末，“大联合总部”与“作战处”两派协商解放干部问题，经过两天的协商，两派组织坐在一起，利用两天大会亮相，6 名场领导除马成林被“揪出”外，解放了李万有、吴清、梁洪喜、孟广训、王锡公五名场领导，生产队干部56名解放55名。
　　12月，荣军农场成立了以民兵、干部、群众代表的三结合的荣军农场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万有，副主任委员孟广训、梁洪喜，委员21人，其中造反派10人，干部7 人、民兵4 人。即日发表了荣军农场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原嫩江县在荣军农场内设立的商业、供销、银行、邮电、金融等单位的党、政、财、文一切事宜统归荣军农场革命委员会领导。
　　1967年11月13日，九三大游斗，荣军农场“走资派”、“牛鬼蛇神”、“特务”、“反革命”44人被游斗。
　　(表四)　　　　　　　　　　　　 九三大游斗人员统计


　　1968年末，继续抓漏网走资派，李万有、王锡公、吴清、孟广训、马成林、梁洪喜等40人被揪斗，批判，下放劳动，其中对有的同志进行了多次批斗和逼供，强加给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文革期间，造成3 人自杀死亡，全场共有205 人，因“走资派”“历史问题”、“反革命”、“特务”等罪名被触动和受害。
　　(表五)　　　　　　　　 “文革”中被触动、受害人员统计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