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当前位置:

第一节 人物传

第六篇 人物

第三十二章 群英谱

第一节 人物传



                   王锡公传



  王锡公,男,汉族,1919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招远县五区辛庄西兆村。1944年7 月参加革命,在山东招远县五区区中队当战士。1945年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在东北人民自卫军第四纵队十五团一营营部任班长。
  王锡公刻苦训练,作战勇敢,曾多次立功受奖。1947年10月,在山东招远县第五区中队立三等功;1948年6 月,在胶东军区北海军分区独立二团二营五连立三等功一次;同年11月在济南市警备五团五连立三等功一次;1949年7 月,在华东警备第一旅二团政治处民运队立三等功一次;1950年6 月调该部警卫连立三等功;1952年8 月在农业建设二师警卫连立三等功。在部队期间,王锡公曾任战士、班长、副排长、排长、副连长、连长等职。
  1955年11月,王锡公随部队转业到“北大荒”,在铁力县十一农场任副场长。开始了他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艰苦斗争。尔后,他又先后调九三荣军农场中心分场、旭光农场担任副场长。1959年,他对“大跃进”中的“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提出一些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撤销副场长之处分。先后下放到大西江、荣军农场劳动。1962年5 月,经中共嫩江县委甄别后决定否定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严重警告和副场长之处分,恢复名誉、恢复职务。调荣军农场任副场长。兵团五十一团组建后,他又担任五十一团副参谋长。1976年五十一团撤销,恢复荣军农场,王锡公仍任副场长、但由于他为革命积劳成疾,渐渐患上了胃癌、喉癌,经多方医治无效,于1983年12月18日逝世,终年64岁。
  王锡公同志一生走过了坎坷不平的道路。但他对党、对祖国和人民始终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他冲锋在前,勇猛杀敌,为祖国的解放立下战功,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不怕艰苦,开拓奋进,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1959年,他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下放劳动;在生产第一线埋头苦干,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给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文革”期间,王锡公又被打成“走资派”。被揪斗,看管,强制劳动。这时他正患有严重的肾炎,还是坚持劳动。即使每月只给他十二元钱的生活费,他也毫无怨言。
  1969年冬,团党委安排他带领工人上山伐木,他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和工人们一起冒严寒,踏积雪,艰苦奋战,胜利完成了采伐任务。
  1970年夏天,王锡公已53岁,身体又有病,可他不忘劳动人民本色,带领机关干部参加夏锄,每天劳动一天回家全身象散了架似的,老伴劝他休息几天,他说:“眼下生产这么忙;我怎能休息呢?”就这样,他整整坚持了一个夏天。
  1980年初,他的嗓子嘶哑,咽食困难。家人催他去医院诊治,他总是说工作忙脱不开,一拖再拖。直到6 月份,他才去医院,经医生诊断确定为胃癌,喉癌,家里人听说他得了不治之症很难过,可王锡公却没有害怕,他说:“你们不要难过,我比在战场上以身殉国的战友们不是多活了这么多年吗? 应该为我能为党和人民多贡献这些年的力量而高兴。”在住院期间,他无时不挂念着工作,领导和同志们去看他,他首先询问场里的工作,还托人捎来生产进度,提一些合理的建议。当医生准备为他做手术而做他的思想工作时,他态度坚决地说:“你们做吧,你们可以拿我的病体做实验,进行医学研究。”他这种无私的献身精神使医生、护士深受感动。
  王锡公对党组织没有任何祈求,在他病重期间,没有给组织增加任何负担。甚至在他病危时,场领导几次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总是说相信组织会安排好的。
  王锡公同志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逝世后,荣军农场党委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罗喜发传



  罗喜发,男,山东吕县人,1908年11月26日出生于佃农家庭。他从小给地主放牛,扛活,给日本侵略者当劳工,受尽了日本侵略者和地主的压迫与毒打。
  1945年,他怀着一颗憎恨旧社会,推翻旧世界的心、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东北战场转战关内各地,随军南下,在炮火纷飞的解放战争岁月里,为人民立下了功劳。1948年,解放四平立大功一次;解放锦州立小功两次;在淮海战役和解放天津各立小功一次;解放枣阳立小功一次,南下立小功一次。
  1949年12月来到“北大荒”,参加荣军农场的创建工作。历任组长、副队长、队长等职。在艰难困苦的生产劳动中勤勤恳恳、吃苦耐劳,保持和发扬了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是畜牧战线上的标兵,爱场如家的红旗。历年被光荣地评为省、县、场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1956年,出席黑龙江省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代表;1959年,被评为九三荣军机械农场二等模范和积极分子代表出席全国群英会。同年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4年,罗喜发任副业组副组长,负责养猪和种菜。当时只有七口猪,其中五口肥猪,两口生病的小母猪。1953年前,猪的饲料全靠国家供应,每天要从十几里以外的伊拉哈往回拉麦麸。由于畜牧事业的迅速发展,饲料供应紧张,加之运输费用大,养猪成本提高。他接受养猪任务后,总想:“这样喂养下去不是办法,吃一斤麦麸比一斤粮食还贵,这还能向国家交啥利润?做啥贡献?”罗喜发就亲自动手,到麦场上收集草籽、大豆叶子、灰菜叶子等,还到食堂和家属区挨家挨户收集刷锅水。自己动手,种植饲料,组织轮区放牧。从此,饲料问题得到解决,再未向国家伸手要。
  罗喜发一发现猪病了,就蹲在它身旁一勺一勺精心饲养,并且深夜跑到附近村屯,打听药方配药。在他精心饲养护理下,两口小母猪长的又肥又壮,而且还生了四十个活蹦乱跳的猪崽。
  1956年夏天,当地发生了猪瘟,附近老乡的猪死亡率很大,严重威胁着农场猪群的生命。罗喜发在同志们的帮助下,连夜将猪群赶出离场十三里、交通闭塞的东山沟,实行隔离。东山沟是一片荒地,没有一户人家,夜晚狼群出没,罗喜发经常是眼皮不眨地整夜守卫着猪群。白天再返回整理菜地,一直坚持了五个月,从而使猪群免遭瘟疾和野狼的侵害。
  1956年秋天,因没有资金盖猪舍,无情的冷风刮得猪群挤成一团呱呱乱叫,罗喜发心里特别难受,后来,他发现日本开拓团丢下的破房框子的地基很深,还能扒出砖来,于是,他就利用放牧和一切休息时间扒砖头,到山上砍伐木料,和副业组的同志们一起盖了四间房子和一所猪舍,使猪群安全度过了严寒的冬天。
  冬季,母猪分娩时,罗喜发经常把自己的大衣给仔猪盖上:对体弱的仔猪,就抱进屋里单独饲养,等猪吃饱,身体暖和过来后,再送回去。他对仔猪的吃喝冷热是这样的关心,而对自己,却经常连饭也忘了吃。
  猪一有病,就把他急得东跑西奔,忙着找兽医,取药、灌药。往往由于诊治不及时而造成误诊,他想:“我要会治多好啊!”于是,每当兽医看病时,他就细心地观察,学习,有时为了弄清一个问题,常常跑七、八里路找兽医请教。经过刻苦钻研,罗喜发终于掌握了提早发现病状和诊断、下药等基本技术。哪里有先进的管理经验,就主动地登门学习。使他掌握了一套科学的、适应当地条件的新方法和有关轮期放牧、仔猪管理、分娩护理,保护牧场等知识。由于罗喜发这样热爱自己的事业,发挥了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所以他饲养的仔猪成活率历年都在90% 以上。1969年饲养的生猪达600 头。
  罗喜发从1954年至1959年的六年时间里,为国家生产了大批的蔬菜和畜产品。计:出口生猪7,900 斤;供应市场和改善职工生活用肉45,000 斤;牛奶4,300 斤;蔬菜80,000 斤。自己动手修建了204 平方米的猪运动场,没花国家一分钱。并为农场办了多项福利事业,置办了招待所、托儿所、面包炉、小食堂等。此外,还上缴给国家利润75,000 元。并用副业收入买了一头黄牛,两匹马和一辆大车,种植了360 亩多汁饲料,收获了384,000 斤。为农场的畜牧事业做出了贡献,1959年后,罗喜发一直在十一队工作、担任畜牧队长,1979年12月病逝,终年71岁。
                  张建发传



  张建发,男,齐齐哈尔市人,1956年4 月出生,因其母早逝无人照料,1957年被送往河北省阜城县崔店公社祖母家抚养,1972年高中毕业后,在阜城崔家小学任代课教师,在任教期间,他刻苦钻研业务,对学生认真负责。受到全校师生的好评。1976年,鉴于他在教学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上进心强,组织让他去阜城县五、七大学学习。张建发怀着一颗学好本领,更好为人民服务的雄心入校学习了。他上课认真听讲,不懂就问,严格遵守学校的纪律和各项制度,团结同学,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在学校党委、团委和老师同学们的关怀帮助下,他进步很快,1976年7 月1 日,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并多次受到团组织、校领导的表扬和奖励。1976年底他从阜城五、七大学毕业后回到齐齐哈尔市。1977年,张建发又积极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乡到荣军农场十六队,担任了十六队小学教师。他热爱党的教育事业,对学生有火一般的热情,他所教的班级,成绩优异。1979年,农场的知识青年大批返城,张建发也办了返城手续。这时,队长为难地对他说:“小张,你回城后兴许一时分配不了工作,就晚走几天吧,都走了,高年级开不了课了……”张建发答应了。留下后,他成天没白没黑地为学生们上课,为新老师介绍情况,传授教学经验,晚上送走最后几个学生常常是深夜十点多钟,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睡不若。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睛,新老师刻苦钻研的劲头,深深打动着他的心。“一定要让他们得到满足!”,可是要让他们得到满足,岂止是一月、两月的事呢? 张建发没有向领导说一句豪言壮语,只是默默地藏起了自己的回城证明,决心在农场干一辈子,把自己的知识全部奉献给边疆的孩子们。就这样,他放弃了城市舒适的环境和生活,继续留在十六队小学担任高年级教师。张建发把一颗赤诚的心交给了学校,交给了孩子们,从没想过自己。1982年2 月,他左胳膊上长了两个小包,总不见好,妻子多次催他去医院看看,他推说要等放了暑假,后来他送奶奶回齐齐哈尔,队里嘱咐他一定去看看病,可他为了赶回来上课,没等到透视就回队了……暑假里,他从农场教师学习班回去,假期只剩五天了,这才上了医院,医生给他开了一刀,嘱咐七天后去拆线,可刚到五天他就要求拆线,他苦苦哀求医生说:“等不了啦,再等,就要耽误学生上课了。”医生只好顺从了他。
  同年4 月,张建发身上各处开始出现了大小不均的肿块,疼痛在不断地折磨着他,一堂课下来,连走路都很困难。可他却一声不吭,默默地坚持着,连妻子也被他瞒了过去。一天,他上完最后一堂课走出教室,剧烈的疼痛使他难以忍受,一头跌倒在路边,校长、妻子闻讯赶来了,张建发被送进了场部医院。不久,又被送往天津肿瘤医院。
  他在天津住院期间,心里时刻惦记着自己的学生。当他从妻子的来信中得知,毕业班由于没找到老师代课,十几个学生只有四个考上了中学时,他再也躺不住了,他找到医生央求给他多开点药,出院回去治疗,虽然,他从医生那严肃的面孔和深沉的话语中了解到自己病情的严重性,但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回到岗位上去给学生们补课。
  队领导考虑到张建发的病情,决定安排他在办公室当收发员,他一听就急了:“我是教师,我的岗位在课堂。”领导被他的精神感动了,张建发象战士一样,又回到了自己的战斗岗位。
  1983年7 月1 日,是学生们考中学的日子。一大早,学生们就集合了,他们等着自己的老师和他们一起上场部,赴考场,这是张老师亲口许诺的,可是代替张老师来的,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坏消息:张老师昨日被送进医院了。
  这怎么可能呢? 学生们知道老师有病,可他们更知道老师的脾性,就在上个月,他们上校田铲甜菜地,大家坚决不让张老师跟去,可他,让刘老师(他妻子) 推着自行车把他送到了地头。
  就在6 月30日夜间,张建发的病发作了,疼痛使他直用拳头击墙,可他就是不让妻子去找卫生员,他说:“卫生员自己还带着个孩子,夜里出来太不方便,我能坚持……。”是啊,不到十分严重的地步,他决不会去麻烦别人,决不会躺下的。可这次,他真的躺下了……,他疼痛得已是面无血色,妻子含泪求他上医院,他还是断断续续地说:“差一天,就坚持下来了……我得完成任务再走啊。”这次妻子没有听他的,她找来车立即把他送到九三局医院,经化验,他的白血球仅是正常人的一半,血小板也大大低于正常人。当天晚上,张建发又被送往总局医院,他的病被正式确诊为血癌。
  7 月20日,队里的干部、职工、学生到医院看他,当学生们向他汇报,这次考中学,19人中考上了17人,考分在全场居第二时,张建发笑了,在弥留之时这是对他最大的慰藉啊,他进足力气,对最后一个来看他的学生说:“你们以后要好好学习……从场部中学回生产队,一路上车多……同学们—定要多加小心……”。张建发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恶化,终因抢救无效,于1983年7月29日病逝,年仅27岁。
  张建发热爱边疆教育事业的感人事迹,特别是他那高尚的品质,不仅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而且也受到全场广大干部、职工的高度赞扬。他病逝后,场党委根据张建发生前表现和群众要求,追认他为先进教师、优秀共青团员,并号召全场向他学习。省农场总局政治部、九三农管局团委也分别作出决定,追认他为“模范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员”。并号召全垦区团员、青年向他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