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整风与反右斗争


　　1957年4 月27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整风运动要以毛泽东同志在二月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和三月在中央宣传会议上两个报告为指导思想，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主题，在全党普遍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并指出，这次整风运动是一次既严肃又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教育运动，应该是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在整风过程中，提倡实事求是，具体分析，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中共讷河县委与中共九三农场委员会，先后召开了整风运动动员大会，根据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方针，号召农场干部、职工以主人翁精神帮助党整风。红五月农场1957年10月，成立整风运动核心领导小组。本场整风运动11月1 日正式开始，至1958年9 月结束，前后经过近十个月的时间。
　　第一阶段，为整风动员阶段。11月12日场召开了机关和全场干部大会，学习中央和上级有关整风运动文件，向全体干部讲明这次整风的目的意义、整风的方法步骤，个人对这次整风的态度。号召大家要以对党负责的态度有啥说啥，内容不限。如对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合作化运动、粮食统购统销、副食供应、市场物价、干部作风、从本单位到外单位、从本场至省、中央都可以提、都可以批评建议。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整风的方法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办法。机关设了大鸣大放园地，以供提意见者张贴大字报。形式包括意见、建议、揭发、漫画、快板、打油诗都可以。要求大家在整风中要动脑想问题、动口提意见、动手写大字报。消除顾虑，放深放透。口号是“大胆地放、坚决地放、彻底地放”。
　　第二阶段，大鸣大放阶段。11月12日至12月12日，我场整风运动进入大鸣大放阶段。经过动员之后，农场大部分干部、职工本着对党、对农场建设负责的态度；遵照上级指示，对农场主要干部在工作方法和作风上存在的问题，提出善意的批评。在场办的鸣放园地上贴出了包括意见、建议、漫画、顺口溜等形式的大字报。全场共参加整风学习900 余人，其中干部96名，职工651名，家属153名，在鸣放中，共提出各类意见10，892条。其中，经营管理方面2，100 条，占19.288% ；方针政策方面180 条，占1.65% ；干部作风方面3，450条，占31.67%；技术管理215 条，占1.97% ；生活福利1，150条，占10.55%；人事制度489 条，占4.48% ；党群工作312 条，占2.86% ；工人之间的问题2，996条，占27.5%。平均每人提出12.1条。共张贴大字报10，362 张，平均每人11.59 张。所有提出的这些意见和建议，现在看来，绝大部分出发点都是对党负责、对农场建设负责，有少部分对个别场领导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提出的批评有过火的言辞，但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第三阶段，大辩论阶段。1957年6 月，毛泽东同志为党内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社论指出，“在整风中，极少数右派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利用共产党整风时机，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旗号，发动了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坚决进行反击。1958年2 月，红五月农场整风运动进入辩论阶段，整风核心小组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把部分人提出的意见进行加工整理，当作右派言行进行批评，特别是历史上有问题的人提的意见，更被看作是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毒草”。在辩论中，不是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允许他们申辨，没能按整风开始动员的要求去办。
　　第四阶段，定性和组织处理阶段。辩论结束后，1958年2 月，整风定性，进行组织处理、个人反省、全体干部制定红专规划。经过这次整风运动，全场96名干部，定为左派干部69名、中左18名、中中5 名，中右2 名、右派2 名。组织处理是开除党籍1 名、留党察看2 名、严重警告2 名、警告1 名。1958年2 月28日，中共红五月农场总支委员会上报中共讷河县委整风运动委员会（当时红五月农场业务归黑龙江省农场管理厅直接领导，党务归讷河县委领导)，按中央提出的划分右派分子六条标准衡量，李凤田（场供销科干部) 、范修奎（场道路队队长)为右派分子。1958年7 月14日，中共讷河县委会批复：李凤田、范修奎在整风运动中“用恶毒语言诬蔑党的干部，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同意定为右派分子，并决定撤销李凤田红五月农场供销科负责人职务，分配待遇较低工作，工资由66元，降为43元。范修奎，撤销场道路队队长职务，劳动教养。场机务技术员吕坤、基建技术员陈文龙被划为中右，他们一起到第二生产队劳动改造。九三荣军农场其他分场的一些“右派”，也集中到红五月农场第二生产队进行劳动改造。李凤田、范修奎二人，1961年经中共嫩江县委决定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中说，因在劳动中表现较好，有悔过自新的行动，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为他们彻底平反，推倒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诬蔑不实之词，为他们落实了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