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文革”和兵团时期的生产经营管理


　　1966年至1968年，红五月农场虽然也进行了“文化大革命”，成立了造反组织，进行夺权。但是，农场的职工没有停产闹革命，贯彻了当时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职工们都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完成自己本职的工作任务。领导干部被解放之后，不怕戴上“唯生产力论”、“复辟回潮”的帽子，敢于领导生产、指挥生产，使红五月农场的生产，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影响。1966年，粮豆平均亩产257 斤，1967年粮豆平均亩产265 斤，为建场以来最高水平。1968年，粮豆平均亩产192 斤，产量都是比较高的，三年共盈利523.3 万元。
　　1969年组建兵团后，开始时，农场的主要领导都没有进团领导班子。以后被结合后，也都是副政委、副团长、副参谋长等副职。生产指挥权都归现役军人，他们对现代农业生产缺乏经验，用指挥部队作战和训练的办法，来指挥农业生产。1969年麦收时，原农场干部认为小麦已到腊熟中期，应抓紧进行割晒作业，然后抓紧拾禾，抢在雨季到来之前完成麦收。而现役军人认为，小麦收获期没到，推迟了割晒日期，结果小麦割晒之后，没来得及拾禾，阴雨连绵，机械无法进行拾禾作业，小麦在地里生芽，发动全团的人到地里背麦，机械定点脱谷。造成了重大损失，小麦亩产108 斤，并有50% 以上生芽。1970年，又怕后期遇到连雨天气，又进行提前割晒，造成伤镰，又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兵团时期，农场时期合理的规章制度，农场时的管理方法被彻底打乱，伤亡和责任事故不断。比较严重的是将修理厂发电车间和团服务社烧毁，造成经济损失二十多万元。兵团时期政治运动频繁，每年都根据上头精神，搞各种政治运动。1975年，麦收大忙时节，团里把各连队的指导员和连长集中到团部，举办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班，当时提法是，生产越忙越不能转向，谁对此提出不同看法，就被当作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典型。结果麦收时，连队没有干部抓生产，使麦收工作受到了较大损失。知识青年增加了2，500多人，超过原职工人数一倍多，人员工资支出增加近一倍，而生产水平和产量又较原农场有所下降，每个基层单位管理人达十二三人。因此，兵团九年期间，只有1970年盈利12.4万元，其他八年，年年亏损，共亏损1，012.7万元。正如有的职工所说的那样：“兵团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