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抓农业生产措施和各项规章制度


　　1977年春，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场长王世林作为农垦系统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回场之后，狠抓了农业技术措施和经营管理。1977年，是红五月农场连续春旱的第三年，从197S年8 月至1977年6 月没降大雨透雨，给农业生产带来很大威胁。面对旱灾，场发动全体职工“天大旱、人大干、战天斗地”夺丰收，采取了“春整地、原垄卡、保春种、保全苗”的耕作方法。经过努力，完成了175，315亩的播种任务。播种之后，旱情继续发展，农场利用人工降雨炮的同时，用轮式拖拉机，马车拉水，全场浇地90余垧，保住生产队的科研基地、苗圃和蔬菜地，春造林成活90～95%。提出“农业受灾、副业补；南片生产队受灾、北片补”，做到在生产上两个狠抓（狠抓增产、狠抓节约)，在节约方面做到两个坚决（可花可不花的钱坚决不花，可买可不买的物品坚决不买)。除农业之外，各业都有了很快发展，全年造林3，500亩，春造防风林2，531亩，共166 条，总长19，313 米，占耕地面积的4.9%。 全年育树苗265亩。畜牧方面，大牲畜存栏1，202头，马794 匹，黄牛253 头，奶牛155头。羊2，370只，鹿747只，猪5，000头。农场把积造农家肥当成增产重要措施来抓，力争多施农家肥，减少化肥用量，从而提高土壤肥力，降低农业亩成本。过去有的生产队把积肥班变成了“养老班”，积肥车变成“机动车”。场下决心在积肥上实行“三专”（专人、专车，专工具)，“五定”（定车辆，每个农业生产队按一千亩耕地配一台积肥车；定人员，每台积肥车配三人；定费用，每吨粪肥低耗工具费用五分钱；定任务，从5 月10日至10月30日六个月时间每台积肥车积肥1，100吨；定粪肥标准，必须积标准农家肥，堆宽20米、高3 米)。并落实了积肥奖励政策，开展竞赛。超定额部分每吨粪肥，按1.5 元计奖，20% 奖给个人，其余生产队留用。生产队积肥进度一日一上墙，十天一总评，全场搞了三次积肥检查，对先进队授予流动红旗。在财务管理上，克服了过去花钱无计划、花钱大手大脚的做法，贯彻执行“党委当家、群众理财”的原则，采取了“总额包干分口管理使用、节约留用、超支不补、单项控制”的管理办法，有限的资金合理用于生产上。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场党委提出了一定要把被“四人帮”破坏了的企业经营管理工作重新整顿好，使企业管理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先从机关做起，发动群众，制定了机关工作制度和机关科室职责范围，使机关为基层服务，为生产第一线服务，互相推诿、扯皮的事大大减少，提高了工作效率。在批判“四人帮”执行合理规章制度就是“管、卡、压”的罪行之后，提高干部、职工对建立合理规章制度必要性的认识，经群众充分讨论，制定了十一项制度：1．劳动力和劳动工资使用制度；2．财务管理制度；3．物资管理制度；4．农业科研工作制度；5．农机管理、使用、保养制度；6．机动车辆和道路管理制度；7．林业工作管理制度；8．畜牧生产管理制度；9．基本建设管理制度；10．电力通讯管理制度；11．基层单位统计工作管理制度随后，各行业、各条战线、各科室都制定了本系统、本部门、本单位的规章制度，这些制度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不断完善，使各行各业有章可循，改变了“文革”中那种“党委靠边站、一切都砸烂、‘群众’说了算、不管增产与减产”的混乱局面。在制定规章制度的同时，在增收节支上狠下功夫，场直开展“双万”活动，即增加收入一万元，降低成本、压缩开支一万元。要求各生产队修旧利废额达20%，康检费不超300元，电费由全场每月13,000元降至10,000元，轮式拖拉机农闲季节不得跑场部领料和送病号，一律停车节油，以牛马车代替；履带式拖拉机，在农闲季节也一律停车保养；并进一步开展清查仓库，多余物资互相串换使用或退库，减少库存积压。
　　采取上述办法和措施，1978年，粮豆平均亩产308斤，超过建场以来最高水平，其中小麦平均亩产400斤，创建场以来最高纪录。1979年，粮豆平均亩产311.8斤，创历史最高纪录，其中大豆平均亩产195斤，创历史最高纪录。1978年，扭转了连续亏损的局面，盈利57.3万元。1979年，盈利356万元，创建场以来盈利最高记录。由于这些成绩的取得，1979年，被国家农垦部授予全国农垦系统的红旗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