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万有传
李万有传
李万有,男,汉族,1924年8 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庆安县。李万有幼年时家境贫寒,九岁时,母亲在贫病中死去,父亲给地主扛活,他在家中照顾5 岁的弟弟和3 岁的妹妹。由于生计所迫,10岁就给人家放50多头猪,煮猪食时,他的个子矮,手够不着大锅。只好站在锅台上千活。14岁给地主扛半拉子活。夏天,与长工们一道铲地;秋天,一道割地,有时还要干很多份外的活。秋天,粮食入仓时,得扛100 多斤的麻袋,不知被麻袋压倒多少次。
1946年3 月,日本投降后,家乡解放不久,李万有同志响应党的号召,胸怀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志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过辽沈、平津战役。历任战士、班长、警卫员、副排长、排长、副连长、连长等职。由于他作战英勇顽强,多次立功受奖。1946年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冬,朝鲜战争爆发,任铁道兵汽车连连长的李万有,响应党中央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参加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入朝时,我们还没有掌握制空权,白天,美国空军出动大批轰炸机对公路实行封锁,发现公路上的汽车马上狂轰滥炸。汽车只能在夜间行驶。在朝鲜,山高路险。特别是冬季,崎岖的山路被冰雪覆盖。白天,在这样的路上行驶都得小心翼翼;晚上,行车就更危险了。他带领轮胎挂有防滑链的汽车连队,跑遍了朝鲜战场的东西两线,这两条线被称为钢铁运输线。一天夜里,汽车队在公路上辗起的尘土,被敌机投下的照明弹照得黄橙橙的一片。敌机发现了目标,在高空俯冲下来,机关炮把汽车周围打得尘土飞扬,投下的炸弹在公路旁爆炸,飞起的石块、土块砸在大箱和驾驶室上,炸坏了车队最前面的汽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车停下,隐蔽自己,就上了敌人的当,就会被敌机瞄准打中。在这决定全连汽车、物资、生命安全的时刻,李万有用他那指挥员特有的镇静,站在公路上,在敌机炸弹爆炸的火光中,指挥他的车队勇敢地突破敌机的封锁线,当他坐在最后一辆汽车的驾驶室内,才发现自己的棉裤腿被敌机的子弹打穿了。战争给部队带来的物资损失是难免的,有时,一次运输任务完成下来,就有好几辆汽车因被敌人的炮火和飞机打中而报废。在战场上,李万有同志善于想方设法来补偿这种损失。部队一住下来,他就带领全连战士,到处寻找被打坏的汽车,把上面能用的零件拆下来,装到自己的汽车上,汽车连入朝28台车,都是旧的,但不久全部装上了较新的发动机。还用捡来的零件,装成了两台小吉普和一辆大卡车,为祖国节约了大量资金,保证了前线的物资供应工作。连里的战士把这项活动叫“捡汽车”。1951年春节晚上,他也不停止这种工作,他向司机们动员:“过年了,没事干不闷得慌? 走,跟我捡汽车去! ”
1951年8 月5 日,在他出席英模大会的第四天,他在敌机轰炸中负重伤,断了两根筋骨,被送回祖国治疗、养伤。在半年时间的治疗过程中,他时时想着重返连队,驾驶汽车驰骋战场。
1952年3 月,他度过了半年医院和荣军学校生活,被分配到伊拉哈荣军农场,当他摘下帽徽和胸章的时候,难过得放声大哭。他并不是怕农场条件艰苦,在旧社会给地主老财扛活的日子里,在解放战争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在朝鲜战场上,爬冰卧雪吃炒面什么苦他都吃过,他不是不服从组织分配,自参加革命工作以来,他就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交给了中国革命事业,在工作分配上,从来没向组织讲过价钱,他实在舍不得离开哺育他成长的解放军这所大学校,舍不得离开汽车连队和他共同出生入死、朝夕相处的战友们,但他还是服从了组织决定。到农场之后,他先任拖拉机队队长,后任农场第四作业区(分场) 主任。他在部队是汽车连连长。虽然汽车和拖拉机构造原理差不多,但是,拖拉机牵引的播种机、五铧犁、镇压器、中耕机等农机具,他根本没见过。他过去给地主扛过活,对庄稼活可算为行家里手。但对现代化农业技术,他还知之不多。他根据毛主席“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教导,刻苦钻研农业技术。他身为领导,但不懂就是不懂,从不摆官架子,也不瞎指挥,他经常找技术员和工人,让人家给他反复讲解示范。晚上,根据白天学到看到的技术,做笔记,看材料,学到深夜。他说:“党派我们这批干部到农场来,我领会到是个战略上的部署,我不仅要在农业战线上站住脚,而且要攻难关,要取得胜利。说句骄傲自满的话,在敌人面前我没有畏缩过,还有什么比战争更困难的事业呢? 我们用自己血换来的这块土地,我们有什么权力不把这块土地建设好,让它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多打粮食呢? ”经过刻苦学习,他掌握了农场农业的各项技术和措施,被选为模范作业区主任。
1953年8 月麦收时节,天连续降雨,康拜因下不去地,眼看丰收的小麦收不回来,他心急如焚,他同拖拉机手、康拜因手一同战斗在麦海中,只要有一天晴天,就抢收一天。他看到康拜因陷在地里,用几台拖拉机也拉不出来,就采取部队实行军事民主的办法,召开“诸葛亮”会,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把康拜因大轮加宽,增加防陷能力。在改装过程中,他发扬了战争年代“捡”汽车精神,在废铁堆中捡材料,同工人一道参加改装,使康拜因大轮都加宽了,把全作业区近两万亩小麦全部抢收回来。
他在生产上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精神,身先土卒;在生活上,也续承爱兵的光荣传统。夏秋两季,职工在地里干活,他把开水挑到地头。晚上,点艾蒿给大家熏蚊子,并坚持晚上查铺制度,看到有登掉被子的就给盖好,年轻人都亲切地称他“李大哥”。
1962年11月,他调红五月农场任场长。当时,正是国民经济困难时期,重重困难摆在他的面前,吃粮短缺,每个职工每月18斤粮;没有饲料,牲畜大量死亡;没有机械零件,进口拖拉机大批趴窝没有油料,能动的机车停车待油。面对这些困难,他认为首先应让大伙吃饱肚子,才有力气工作,另外就是鼓舞全体干部、职工的土气,使他们看到困难只是暂时的,光明就在前头。他同大家一道“瓜、菜、代”,但千方百计让大家吃饱,终于度过了难关。在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他坚定不移地贯彻了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使我场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1963年,我场被农垦部列为全国垦区机械化样板场。在农场的经营管理上,他本着“勤俭节约、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处处精打细算,把有限的资金用在生产上,使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1964年,我场被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授予“全省农业战线红旗”。1966年4月,调离我场,任农场总局交通处处长。1986年5月,因患癌症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