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运动

本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自1966年8月28日成立“红卫兵”组织开始，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截止，历时十年之久。
　　1966年5 月，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发表后、本场正处于社教运动后期。在社教工作队支持下，成立了“嫩北农场文化革命委员会”。
　　8 月28日，各种名称的“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
　　8 月29日，山河农场文化大革命点火大队来本场串联“点火”。因在机关办公楼找到几本旧书，旧戏装和旧唱片，点火队便将驻场社教分团党委副书记于永瑞、吴楠、李德林（场党委书记）等，拉到在学校广场召开的“点火”会上，公开让其低头认罪。并迫使副政委吴鸿、大队长张希文跪在毛主席画像前请罪。从此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本场兴起。
　　截止1969年10月中旬，全场清除各种“阶级敌人”48人，其中“三特一叛”28人，地富地反坏右分子2 人，“现刑反革命分子”12人，各种刑事犯罪分子6 人。揪斗各类“敌特嫌疑分子”
　　19人，“反革命集团案2 起”，批斗科大队级干部15名，一般干部、群众42名。全场近200名干部、群众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其中死亡2 人。
　　一、“二、二三”夺权事件
　　“二、二三”夺权事件自1967年2月23日至3月17日，共历时25天。
　　1967年1 月23日至28日，总场机关、场直单位及各分场红卫兵组织先后召开“点火”大会，各级主要领导都被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戴上了高帽，进行了大会批斗。
　　2 月16日，本场实行军管。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省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嫩江地区军管组，派遣李永学、马逢春、封永生、杨择等组成军管小组，进场执行军管和支左任务。
　　2 月21日，场“文革”5 名成员分别成立“星火”、和“燎原”两个造反团，合称“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简称“总部”）。当晚召开有15个造反派组织代表和军代表参加的研究夺权会议。22日23时，“总部”正式召开夺权大会，并以“总部”名义发布第一号《通告》。


　　《通告》宣称：自1967年2 月23日（二、二三）上午7 点30分起，嫩北农场党、政、财、文等一切权力归“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前党委予以查封，停止一切活动。党委书记李德林、场长刘玉珊，副场长杨新民，政治处主任刘永荣等停止工作反省，生产科长刘金河边检查边工作……要求全场支持夺权的革命造反团立即到“总部”报到，研究掌权问题……。
　　“二、二三”夺权事件发生后，一些造反组织纷纷退出“总部”。3 月2 日，由16个造反团联合成立“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者司令部”。3 月8 日，场“革委”主任刘忠喜、副主任王福田、王祥通过“总部”小报发表书面检查，承认盲目夺权的错误。3 月12日，又有几个造反团联合成立“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风暴兵团”。“司令部”和“兵团”形成两大派，先后督促原场党政领导出台“亮象”。3 月17日，筹划夺权的“红色造反者总部”将被他们夺取的党、政、财、文大权交还给原场党委和军管组。
　　二、“忠字化”学习班。
　　1968年4 月27日成立嫩北农场“三结合”革命委员会。
　　5 月13日，场革委会在贯彻省、地清查会议精神的同时，与军管组共同决定在原一分场成立全场性的大型“毛泽东思想忠字化学习班”（即“四种人”学习班）。5 月20日、22日，军管组，清查办接连下发《关于清查工作下步安排意见的报告》和《关于深挖工作中发动群众调查摸底情况的报告》，对于“清理阶级队伍”，深挖“三特一叛”，做了深入动员和具体安排。
　　5 月27日下午，“忠字化”学习班正式开学。首批学员共123 名，其中干部91名，工人32名。
　　成员中骨干18名，一般问题的44名，重大历史问题的27名，叛徒、特务、嫌疑分子34名。学习班设9 名领导，其中场党委干部4 名，军代表3 名，一般干部2 名组成校委会，下设9 个组，班内设有记录员，看守员等。
　　“忠字化”学习班是本场“文革”期间长期迫害干部，群众的主要场所。在清理阶级队伍“、深挖”三特一叛“等运动中，一批批被”揪出“的干部、职工被送进学习班进行无情斗争。
　　其主要对象是“四种人”，其一是被认为在四清时有问题的干部；二是“文命”中有错误的人：三是政治历史、家庭、社会系不清的人；四是被认为有“三特一叛”嫌疑的人。学员人数少则几十人，最多达一百八十人。其方法以学习提高、坦白交待、轮流审问，集体围攻等为主。
　　并规定了十一不准，即：不准回家；不准单独去厕所；不准往外带东西：睡觉时不准关灯：不准随便讲话；不准互换物品；不准家人接见；挨打不准哭，睡觉不准睁眼睛；不准将手放在被子外面；单人不准随意活动等。
　　学习期间的各种刑罚，据不完全统计有28种之多。其中有：“吃小灶”（用毛巾堵嘴）；“打太极拳”（有问题的人两人对打）：“吃疙瘩汤”（用电线结成疙瘩打人）：“车轮战”（围攻不让休息）：“抽坏水”（在打坏的耳朵里抽水）：“热处理”（把头按在炉盖上烤）：“清理脑筋”（用冷水浇头）：“带项链”（脖子挂炉圈）：“高度提拔”（拔头发）；拳打脚踢：“头顶五花冠”（头顶西瓜皮在屋里走）等等。
　　群众反映说，“忠字化”学习班是一场苦肉战，是触及皮肉的学习班，严重违反了党的政策。
　　“忠字化”学习班自1968年5 月27日开学，至1969年6 月19日结束，历时13个月。进班的“学员”除少数骨干被利用外，大多数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其中精神和肉体受到严重摧残的有29人。1972年清理“三案”中，对所有参加过学习班的干部群众，全部落实了政策，予以平反，并恢复了政治名誉。
　　三、吴鸿自杀案
　　吴鸿于1942年2 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4 月入党。“文化大革命于前任本场副政委，党委副书记。
　　社教期间因没“下楼”，1966年6 月9 日曾被驻场社教分团党委划为三类干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被红卫兵戴了高帽，受到打花脸、游楼等摧残。
　　1969年4 月23日，召开对党委成员揭摆核实大会，共进行六天五夜，会后决定让吴鸿参加劳动，改造思想。5 月13日，因其记有对文革运动、两派斗争。及对某些人看法的日记被红卫兵发现，当即被揪出，受到两派组织大小九次批斗。先后被“司令部”和“兵团”两派组织宣布为“三反分子”和“脱化变质分子”，并宣布正式“打倒”。7 月11日，“司令部”再次召开全场各造反团联络员会议批斗吴鸿，并改变以往只念批判稿的斗争形式，采取提问形式，还不时动手推推搭搭。使这位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无法忍受。终于1967年7 月13日晚避开家人，在场区外人工林中含冤上吊身亡，终年53岁。
　　1978年12月24日，中共嫩北农场委员会，下发嫩北发（1978）43号文件，做出了《关于吴鸿同志错揪错斗的平反决定》。文件中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怀疑一切的假左真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迫害，对吴鸿同志按“走资派”“三反分子”进行批斗。时间达一年之久，受到了挂牌子、大哈腰、打花脸等刑罚。根据党中央关于落实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指示，把林彪、“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拨乱反l 经审查，吴鸿同志属于错揪错斗，现予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立案材料全部销毁。吴鸿同志的逝世，比照因公死亡待遇处理，从1978年12月起执行。
　　四、四分场“反革命集团案”
　　1968年8 月12日，总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四分场，发动群众大揭，大摆、大检举阶级斗争问题。共揭出：“反毛泽东思想”问题11条：“攻击新政权”（革委会）307 条：“替走资派、牛、鬼、蛇、神翻案、喊冤叫屈”13条：“敌我不分”18条。并将问题严重的王显发（中队指导员）以“妄图颠覆新政权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揪出进行批斗。
　　10月24日至30日，场革员召开全场“狠批右倾、掀起斗批改高潮”大会，会议听取了宣传队《关于四分场对敌斗争情况的调查报告》，揪出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并以“现行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复辟”等罪名，逮捕了“反革命集团首犯”王显发，决定开除其党藉，依法严惩。同时先后揪出所谓“反革命集团骨干”谷连成、王玉亭、郭祥，王玉龄（女）等人，进行批斗。
　　自王显发被捕后，谷、王、郭等在四分场被关押反省达76天之久。
　　1970年2 月29日，场革委下发（70）黑嫩北革委（政）字16号文件《关于恢复谷连成同志革委会委员的通知》。文件中说：“……经查证核实，认定不是反革命集团，没有政治活动，党委研究决定恢复谷连成革委会委员。”
　　1971年4 月23日，场党委讨论决定：关于原来定为“反革命集团”的王显发等人，认为不属于反革命集团，给王显发同志恢复党籍，撤消开除党籍的处分。
　　1972年11月9 日，中共嫩北农场党委下发《关于对王玉亭、王玉龄、谷连成、郭祥等同志的平反决定》。明确指出对王玉亭等人属于错揪错斗，于1972年11月9 日予以大会平反，恢复政治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