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 回忆录
创业艰难

　　　　　　　　　　　　　　　　　　张铁梁
　　　　　　　　　　　　来农场的经过和建场初期生活
　　我是从部队转业来到农场的，现今以三十多年了。回忆往事，感慨万分。
　　当时组织上动员我们说：“按中央决定，在北大荒建立一批劳改农场，你们在部队是经过战争和艰苦环境考验的，有较强的组织观念，你们到北大荒建设劳改农场改造犯人，把犯人改造好了是财富。祖国每一块土地都有烈士的鲜血，我们把它开垦起来，为祖国的繁荣作出贡献，这是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你们是军人，大多数是党员，你们承担时是一项光荣任务，要经得起考验。”
　　我们一批部队转业官兵在省公安学校集中学习了三个月劳改管教业务后，于1956年4月5日从齐市乘火车，当晚九点多钟到达嫩江。当时的火车是客货混合编车，只有两节客车箱。因为没有电灯，下车后一个个冻的哆哆嗦嗦，车站里一片漆黑。大家有的来回走，有的吸烟。这时，从站里出来一位同志，喊道：“别吸烟，防火!”听到喊声、大伙直口嘀咕“啥叫别吸烟防火，管的太宽了，”根本没听那个。那位同志到我们跟前一看是一群当兵的，二话没说就走了。不多时，劳改分局派人把我们安排住在一个花店(就是卖麻花、收猪综马尾等挑担人住的小店)。“桶子炕”住不下我们，后来一部份同志就上楼了。所说的“楼”，就是天棚用木板搪的，这样就对付了下来。白天到街上一看，从车站往西一条大街，看不到几个人。没有一家像样的商店、饭店，更找不到旅店了。真是一个破乱的大屯子。
　　第二天，劳改局用汽车把我们送到九孔桥(当时没有桥面，是被日本撤退时炸毁的)。尽管科洛河冰很厚，汽车也不过河。我们只好在河边等农场大马车来接。后来终于坐上了农场政工科齐广庚同志接我们的马车。车轮压着深厚的积雪，吱吱呀呀地响。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别有一番情趣。
　　到农场以后，第一眼看到的是满山荒草，只有一栋土坯草房，即是办公室又是宿舍，此外是一排排的草窝棚，住的都是犯人。这就是当时的柏根里劳改农场。以后门、柏两场合并才改为嫩北农场。
　　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场领导特地在条子编起的简易房里按一个大号空油桶当炉子。烧起火来，里外通红，把墙上抹好的泥巴烤化了，连泥带水噼噼拍拍往下流，弄湿了柳条子搪的床，也弄脏了行李。晚上睡觉不敢脱衣服，不脱鞋子，带着帽子，扣子系紧紧的，盖上被子压上大衣。离炉子近的烤的受不了，离炉子远的冻的够呛。下半夜炉子减温了，冻的睡不着，第二天早上起床，一看被头被哈气哈的结成一个冰块。就这样白天烤干了被头，晚上蒙上再睡。当时的气候，一般都是零下三十六、七度，经常是零下40度以上。
　　到夏天的时候，农场用炕席搭成棚子，分科室去住了(当时农场只有管教科、政工科、生产科)。到了雨季的时候，外面下雨，屋地流水。晚间上厕所，勤快人到棚子外，回来在床边一坐，在流水地上一涮脚，就可以上床了。懒一点的人，坐在床边上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因为水不断地流。
　　食堂是几领炕席围起来的，里面搭两口大锅，锅盖上落一层苍蝇，一掀锅盖，来不及逃跑的苍蝇，被气浪呛在锅里，所以喝汤时得用筷子逼着碗边，边吹边喝。吃馒头也得用手瓣着吃，不然就会把苍蝇吃进去。
　　当时工作累，生活苦，对我们这些转业兵来说，基本下没有什么怨言，这比战争年代，荒山野营，整天吃不上饭还好的多那。大家只有一个信念：我们生活即使苦，但我们干的工作是光荣的。党信任我们，只要把犯人改造好，把土地开发起来，把农场建设起来，就无愧于党的培养。在个人生活上，真是没想到什么，只要有房子住，安上电灯，就心满意足了。
　　　　　　　　　　　 　徒步嫩江参加劳改局紧急会议
　　那是1957年11月份，郝万喜场长通知我参加劳改局会议。场部距嫩江约50公里，当时我场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马车，大车队从农场出发，当天到海江太平屯住下(太平屯是农场临时设的大车店)，第二天才能到嫩江。在嫩江装卸车一天，第四天往回返，又住在太平屯，就这样来回五天。所以去嫩江开会，赶上车就坐，赶不上，就得靠“11号”了。接到开会通知，要求第二天报到，当天必须赶到嫩江，马车是没有指望了，只好徒步走。由于在部队养成的习惯，坚决执行任务。当时的积雪有半尺多厚，踏着积雪，顺着大车压过的道沟走，一步一拔雪。因为天气太冷，我穿着大衣，走着走着，我就热起来了，脱掉大衣，还是出汗，大衣反而成了我的累赘。出场不到五里地就碰到一群野鸡，也顾不上去打，当时是野鸡成群，走到哪都能碰上。当时群众说：这地方“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真是这样的。大约走时三十多里地时，突然从树棵里窜出两只狼，我打了一枪，可是狼并没有和我过不去，跨道而过，又钻进另一个树林子里，我没有打着它，倒把我吓了一跳。
　　到太平屯大车店，吃了点饭，怕天黑赶不到嫩江，连休息也顾不上，我又上路了。在道上遇到大车队回场，又遇到去嫩江的两个老乡，一路边走边唠起来。他们介绍了嫩江这个地方解放门前后的土匪活动情况，“站上人”的风俗习惯等，使我深知，这地方过去是不毛之地。觉得很有意思，也就不知累了，一直走到嫩江。
　　在开会回来时，又碰上同事管玉宝同志的父亲，他从外地来农场看管玉保。我们爷俩从嫩江天不亮往回走，可是这一天我就觉得累了。天还下着小雪，我们顶雪而行，我给管大爷找个棍拄着，可后来我自己也得拄着棍了。下坡好走，往上坡走的时候，走一步，退半步。帽子卷起来冻耳朵，不卷起来还出汗。该死的大衣，累得我真想把它扔掉，可我就这唯一的一件大衣，又舍不得，只好扛着走。在最不好走的地方，我还得扶着管大爷。就这样，我们两人走到将近天黑时，影影忽忽的，看到场部房子时，大约还有七里多地，说啥也走不动了。我们爷俩在雪地上躺有半个多小时，管大爷累得直不起腰来，最后总算到场子了。
　　第二天，管大爷累病了，我当时只有32岁，身体还好，还是按时完成了这次开会任务。在当时来说，像我这样走着去嫩江办事开会，在机关来说，何止我一人呢。当时大家想的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听党的话，把农场办好，每当做一件工作，完成一项任务，心里感到安慰，不然就觉得对不起党，不用领导批评，就觉得心里有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