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编 人物第四十二章 人物传记第一节 传记一、林文章
林文章，山东省商河县九区小买虎村人， 1925年1月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幼年读书。1940年，华东地区燃起抗日烽火，年刚满15岁的林文章同志毅然参加了革命，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炮火纷飞的日子里，他先后在商河县政府、九区区政府任干事、区长等职，参加并领导了当地人民的抗击日寇斗争。
解放战争期间，林文章从地方转入部队，于1947年调到渤海二分区新兵团任营长，1948年去军政大学学习，后被分配到华东警备一旅司令部任秘书、步兵二九一团教导员、副处长等职。1950年8月在华东警备一旅三团二营工作期间，荣立三等功一次。
1952年，林文章所在部队编入农建二师，他任司令部副处长、团政治处主任，直至1956年转业调任二九一农场场长、九三荣军农场场长及党委书记。1958年农场下放，林文章调任嫩江县委书记。1964年任嫩江地区专员公署副专员、嫩江地委常委。1978年 3月他又兼任嫩江国营农场管理局书记、局长职务。1981年5月因患肝硬化病，与世长辞，终年56岁。
林文章从地方转入部队，从部队转入农场，从农场调到地方，最后又回到农垦。他服从分配，任劳任怨，忠诚党的事业。特别是 1978年调回嫩江国营农场局工作的这一变革，对林文章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当时整个农垦正处于困难时期，嫩江局尤为严重。局址未定，人心思变，基础薄弱，亏损严重。
年粮豆平均亩产只有169斤，经营亏损高达3，125万元。对于身居齐齐哈尔市内的嫩江地委常委、副专员的林文章，无论从工作、职位、生活、家庭都是一个很大变化，但他服从组织的安排，第二次重返农垦。
他到任后，经过一段调查了解，一方面抓班子的集体领导和机关干部转变作风，另一方面抓企业的经营管理，扭亏增盈。在机关中精简会议，提高会议质量。在基层首先抓好调整班子，让内行人当班长，调整了那些不懂生产、不会管理的干部。在经营管理上，压缩非生产性的支出。1978年亏损额比上年下降了1，439万元，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加12，260万斤，单产提高41.5％。
林文章工作过的地方和单位，人们有一个共同评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谋私利，克己奉公。建国后，他已经从普通农民成长为领导干部。地位和条件变了，但他艰苦朴素的作风始终没有变。1960年以来的三年困难时期，他全家九口人，上有老、下有小，国家供给的粮食只能充半饱，以甜菜叶子、糠夫来充饥。县委和九三农场党委要给他送一部分补助粮，他坚决地回绝了。他说：“国家的暂时困难，老百姓能克服、能谅解，我这个县委书记更应当带头克服困难。
1964年他调到嫩江行署任副专员，行署办公室考虑到他的爱人是正式工人，准备安排到行署收发室做收发员工作。他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说自己的爱人没有文化，又是工人，很不合适。所以，一直没有安排。“文革”开始不久，因“红卫兵”抄家，他的爱人患了精神病。落实干部政策时，劳动部门提出给他爱人恢复公职。他却说服了老伴和孩子们：“你母亲有病，既或复了职，也不能为国家工作了，为什么一定要坐家拿工资呢?咱们的困难由咱家承担，不要占国家便宜。”直到老伴去世也没有要退休金。
林文章有7个子女，除老大应征入伍外，有4个子女先后下乡劳动。1970年他任嫩江地区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孩子下乡的单位多数在他的领导之下。有的场领导根据孩子表现，提出保送上学、招工，他都拒绝了。他要求孩子们“好好劳动，努力学习，不要靠老子，要靠自己。”1977年国家实行统考招生，他有3个孩子报名。1个考入大学本科，1个考入中专。在他主持嫩江农场局工作期间，大批知识青年和职工子女在机关和局直企事业单位安排工作，而他的五儿子林喜军还在依安县的红旗马场插队落户。这是领导干部中唯一没有返城的下乡青年。在他逝世前夕，组织上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仍然不提任何要求。1981年他逝世后，组织上才发现他还有下乡的儿子在农场。
林文章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忠贞不渝的思想品德。他一直穿的是爱人做的山东布鞋和扎底的布袜子，出入一些要门贵所。林文章的爱人是在山东老家时的原配，年岁比他大，又没文化。解放后，他把老伴接到了东北，后来又把岳父、岳母也接到自己身边。“文革”期间，老伴患了精神病，他不但要工作，还要照料老人、老伴和孩子。
林文章对待自己如此严格，可对待同志却是宽厚有余。在他主持嫩江局工作期间，正值落实政策，解决历史上遗留问题。对一些重要案件他亲自.阅卷，纠正和平反了126起冤假错案。1980年他刚发病住进医院，一位人事干部送上一份调进的干部档案，这个人过去是齐齐哈尔市儿科医疗的权威，但在“文革”中犯了错误，走“六.二六”道路一直没有回来，要求调入管局中心医院。调入还是不调入?在人们中争议很大。林文章说:“这个人有技术，不能犯了错误，连技术都不要了，让他自己去认识错误，知迷必返。”这个同志调进之后，十分感激党的政策，努力工作。
他的肝病早在1970年就开始发病了，但总是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顽强的毅力对待病魔，边工作，边治疗。往往是刚摘掉吊瓶，又开始工作，就是在肝肿大到了腹水期，他还坚持下场检查工作。有时日行车几百里，到生产队、地块去看苗情，检查生产，一走就是十几天。就在病危住进了医院后，他还是想着农垦事业的发展，经常向工作人员询问和了解生产形势，召开有关人员会议，研究和安排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二、井 田
井田，原名井怀昌；曾用名井惠民，字建西。1919年9月26日。出生于山东省东平县一个中农家庭。1937年在东平县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作教育工作o， 1939年6月参加东平县四区成立的抗日动员委员会，做党的地下工作。1940年2月，日寇在他工作的四区夏树村安上了“集点”。斗争形势恶化，村里的多数干部被迫走脱，井怀昌也同时脱党，来到佳木斯伪林木场与赵子学秘密组织民主进步力量，继续从事抗日工作。
1945年东北光复后，他同赵子学公开组织了“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协助进驻合江地区的苏军工作。据桦川县档案馆的档案中记载： "1945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者溃退时，佳木斯伪满林场赵子学、井田组织起二百余人，建立一个群众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扩大组织，派人到附近 12个县去建立分会，并在佳木斯周围收缴敌伪遗留枪弹和各种军需用品，收编土匪队伍，组织人民自卫队，维持当地的社会秩序。”九月间，在苏军驻合江城防副司令员彭施鲁(中国人)的提议下，将这一组织改为 “东北人民民主大同盟”，由罗庆本任委员长，赵子学、井田任副委员长。这年，井田向当地省委交待了在山东省东平县脱党问题，并主动要求回到党的队伍中来。于1945年10月经合江省委组织部审查批准，由合江省委组织部刘忠甫和苏军副司令员彭施鲁介绍，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1月省委对大同盟组织进行了改组和整顿。由赵子学任主任，高大钧、井田任副主任。人民政权建立之后，大同盟组织按省委指示宣布解散，其主要骨干均被分配到人民。政府和军队中工作，并田被任命为鹤立县县长。在县委领导下，积极组织全县人民开展剿匪，除奸、反霸斗争和土改运动。
1948年，井田受省委委派，从事于农垦建设事业，他先后担任过宁安农场、大洼农场(曙光)初建时期的领导工作。1955年任克山农场场长，他同广大拓荒者一道，又一次吹响了向荒原沃野进军的号角。领导干部和群众边生产、边建设，亲自参加踏查荒原、资源勘测、场区规划。在机诫设备不全，生活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仅用三年的时间，开垦了35.8万亩荒原，初步建起了一座机械化谷物农场。接着又为解决场区公路和农田道路不方便的困难而奋斗。他同职工一道长期奋战在淤泥积水之中，饿了吃上几口随身带的玉米饼子。经过三年的奋战，一条条公路迅速建起来了，交织成网，四通八达，为发展农业机械化事业起到了“先行作用”。为抗御自然灾害，井田组织广大职工开展植树造林活动，为实现农田林网化打下了基础。
1958年，小麦长势很好，丰收在望。进入8月，天气突变，阴雨连绵，五十天降雨量达527毫米，机械不能作业，大面积小麦被淹。附近驻军和各县人民来场支援，万人挥濂奋战麦海“龙口夺粮”。在交通基本隔断、口粮发生危机的时候，在党委领导下，场长井田毅然决定，并带头同全场干部、职工、家属一起，用清水煮麦粒充饥，将余下的口粮供给来场支援的战士和群众。军民团结齐奋战，终于战胜了自然灾害，夺取了好收成。
1959年5月，克山农场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大会向全体党员提出：“积极参加夏锄，带头搞好夏锄生产”的号召，他帅先垂范，亲临第一线，去十—七队蹲点，指导夏锄生产。6月13日晚,他亲手写了“夏锄动员报告”：在总场召开的有线广播动员大会上做了讲话，接着又开了3个小时的党委会，时间已是午夜十一点半了，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休息。可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为党工作。6月14日凌晨，由于患脑血管意外，突然逝世，卒年40岁。
他的一生虽然只有四十个春秋，但为革命工作，为农垦建设做出了光辉业绩，他那艰苦奋斗，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着垦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奋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