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知青生活回忆
初到生产建设兵团的日子 刘红军

“壮别煤城忆旧游，革命豪情集心头。何惧风雨笑世界，手捧雄文筑神州。”这首诗是我离开煤城鹤岗时的即兴之作。它所表达的是60年代一个青年人“屯垦戍边、反帝反修、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雄心，表达的是“经风雨、风世面”，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壮志，展现的是“丹心创业、笑对生活”的蓬勃气概。正是在这种心绪的驱动下，我敢于迎着困难上，在比较艰苦的工作与生活中磨炼成长。直到今天，在我眼前还仍然闪现着：徒步行军二百里，风雨兼程，兴修水利到查哈阳；肩扛小麦20公斤，浩荡队伍，西城粮库去交粮；冒着严寒，抡铁镐，挑土垒堤，跃进水库红旗扬；夜半警报响，卧雪树林旁，军事演习的紧张景象……这一幕幕仿佛就在昨天。可是屈指一算已近33年了，33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如今我已经是年过半百，可是初到兵团时的工作生活，知青的情结却总是萦绕在我的心头……
　　我是1968年6月20日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五十四团四营二十三连（现克山农场二十三队）的，当时我们的生活条件是比较差的，住着一个大筒子房，对面大炕，一个屋能住60人，屋子很大，只要在两炕之间搭上跳板，全连的职工家属就可以在这里观看文艺宣传队的演出。但是我们没有什么怨言。随着鹤岗、鸡西、哈尔滨、齐齐哈尔、北京、上海、天津知识青年的陆续而至，我们这个连队也焕发出活力和朝气。天南地北、五湖四海的人在一起进行文化交流、情感交流、生活方式的交流，可以说是一种文明的互补，使我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视野更加开阔。
　　我们接受的第一个考验是1969年麦收时节的“龙口夺粮”。记得那一年的夏天，天满热，小麦长得不错，已经是丰收在望，可是就在小麦收获还不到一半的时候，连日的大雨下个不停，顿时就汇聚成一片汪洋，成熟的小麦泡在水中，只露个头，似乎在向人们求救。连队召开全连大会并发出了动员令，政治指导员李永和号召大家：“要抢晴天，战雨天，力争五天把小麦抢收完”。连长孟庆发传达师里的指示：“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早晨二点半，晚上看不见，地里两顿饭，不获全胜决不下火线”。这次战役是全连总动员，上至白发苍苍（老人），下至活裤裆（小孩）都冲到了麦收的前沿。天刚蒙蒙亮，广播喇叭一响，大家就赶紧起来。我是一排排长，带着全排的战士第一个跑步来到了连队东边的麦地，大家争先恐后跳到水中，凉凉的水，真是透心的凉啊，可是没说的，大家拿起镰刀就干了起来。镰刀碰到水“唰唰”地响，一片片麦子都割了下来，大家把湿漉漉的麦子抱到了高岗上……。中午，天是火辣辣地热，我们身上的背心都湿透了，汗从头上流下，有时连眼睛都睁不开。太阳的暴晒，麦芒的刺痛，我们的脸、脖子、胳膊都钻心地疼，可是看到一片片麦子抢收回来，我们内心又充满了喜悦。晚上拖着湿湿的衣裤和鞋子回到宿舍的时候，我觉得浑身发冷，头也涨痛，马上躺在了炕上，同志们叫我吃饭，我不想去，只是让他们捎回两个馒头。晚上突然发起高烧，排里的战友见此情景，赶紧把卫生员叫了来，检查结果是扁桃体发炎，高烧39℃，建议我休息，我吃过药就昏睡过去了。当第二天早上连队广播喇叭一响，我又下了炕，和战友们一起又投入了抢收小麦的战斗。整整激战了五天，食堂给我送来了病号饭，连长让我回去休息，可我没答应。我想，在这节骨眼上哪能当逃兵，一定要坚持，要挺住。当麦收告捷的那天，我没有参加连队特意杀猪组织的庆功宴，而是一头扎在了炕上……，在这场战斗中，我经受了考验，也受到连队的表扬，直到今天，我还为自己的行为而自豪。
　　转眼就进入了秋天，新任连长宋振义把我叫去，交给我们排一个任务———挖菜窖，但是前提是，要保证麦场的出粮和装车，要求七天内必须挖完。回到排里，我和大家一讲，都说，上级交给的任务，我们一定提前干完。中午吃完饭，大家没有休息就干了起来，一下午就挖了菜窖的四分之一。排里战士劲头十足，对我说，“排长，告诉连长，不用七天，我们三天保证拿下”。接连的两天半，车照样装，挖菜窖的速度并没有减慢。虽说秋季，天已有些凉意，可是同志们赤着上身，穿着短裤、甩着膀子向上扔土……菜窖没用三天就挖完了，挖得很标准。连长、指导员、战友们都来观看，称赞说，：“一排真是好样的，敢啃硬骨头，工作就是行！”
　　1969年底，珍宝岛战役打响了，团里组织我们学习珍宝岛英雄的事迹，并结合当时的革命形势发出了“胸怀大目标，迎接大风暴，接受大挑战，做出大贡献”的战斗宣言。当时我是连里的团支部书记、一排排长，在全连青年开会的时候，我问大家，革命战士在边疆英勇奋战，我们应该怎么办？大家说，“我们要敢于接受时代的挑战，苦活累活干在前，用实际行动为党和人民做出贡献”。记得在一个冬季的傍晚，连长把我叫去，跟我说：“今天晚上来八个挂车运送出口大豆，团里马上就把麻袋送过来，你们既灌袋又装车，人手是否够，不行再给你们调些人来”。我想，麦场的活不好干，一般人还插不上手，就和连长说，“我们还是自己梦自己圆吧”。我和副排长孟子阳研究了一下，我带一伙人装车，他带一伙人灌袋。全排三十多人奋战三个多小时，不到十一点钟车就装完了，大家兴致勃勃地去吃夜班饭。这时麦场主任张庆珍过来跟我说，“据团里预报，明天要下大雪，咱们还有一堆豆种没有坐上囤，怎么办？”说实在的，装完车大家已累得筋疲力尽了，再干活真有点吃不消，可是一旦下了大雪，这囤就不好坐了，天冷、雪滑，上跳板就更不好干。我问大家，“还有一堆豆种需要坐囤，咱们能不能发扬一下连续作战的作风”？大家都说，“没问题！你说咋办就咋办”。考虑坐囤用不了太多的人，当时我点了牛连喜、韩杰虎（上海）、闵贵环（哈尔滨）、袁长山（鹤岗）、马金生（北京）、赵彩林（齐齐哈尔）、徐云山、徐云岭等加上我总共12人。那堆豆种在苫布下盖着时，好像并不多，可是装起袋、坐起囤来却又很是不少，我们从午夜一点开始坐囤，一直干到凌晨五点，随着80公斤重的麻袋一个又一个地扛上去，跳板也在一节一节地增高，当搭到五节跳板的时候，大家也累得气喘吁吁了，后半夜的天气是格外的冷，冷空气和战士们身上的热气融在一起，结下白白的霜花，我们头上、眉毛上、垫肩上、棉袄上都是一片白霜。尽管很累，大家没有一个叫苦的，终于把囤做完了。囤尖刚刚封上，大雪就下来了，雪片像白絮大片大片地落到地上。负责统计数量的赵彩林跟我说：“排长，你知道咱们总共囤了多少大豆吗，是34吨多啊！”在雪中，我们跑向食堂，大师傅为我们12人下了10公斤挂面，可是没够吃，又下了2公斤。
　　1969年是我工作生涯中最难忘的一年。这一年，无论是铲地、割地、装车、盖房、刨粪还是修水库，我们排每次评比都是第一名。年底，团里开表彰大会，我被推举为先进集体代表，并让我在大会上发言，发言的题目是《为革命永远争第一》。当我讲起我排战士不怕吃苦、勇于战斗的情景时，台下的同志们发出一阵又一阵地热烈掌声。团政委谢维学在会议总结时说：“二十三连，那个刘排长的一排是我们全团学习的榜样，这种拼搏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事过境迁，昔日的青年，如今都50多岁了，经过战斗的洗礼，经过兵团时期磨练的一代人，绝大多数都离开了兵团（农场），回到了城市，战斗在新的工作岗位上。1997年和2001年我先后到上海、天津、北京看望了排里的战友，他们豪情犹在，风采依旧。回忆在一起并肩工作的日子，感慨良多。一曲《北大荒人的歌》唱得大家热泪滚滚。他们说，当年在北大荒是吃了点苦，但是正是这种历练，使我们成长起来、成熟起来，为我们回城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北大荒精神伴随着我们，使我们有了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会通往直前，无所畏惧。
　　有人问我，你一直没有离开北大荒，没有离开农场，你不后悔吗？我说：“我无怨无悔，北大荒的黑土地哺育了我，北大荒父老乡亲对我的关爱，我是永远难忘的。”我能够从一名农工、排长、宣传干事、教师、校长、宣传部长、场党委副书记一步步走过来，离不开组织的培养，离不开群众的支持，离不开我们的老战友———知青朋友的关心，我将永远眷恋这片神奇的土地，永远不能忘怀那艰苦的岁月，特别是初到生产建设兵团时的那一段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