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研伴我一生

　　　　　　　　　　　　　　　　 周玉岩
　　我于1956年3月末由佳木斯农业学校毕业，响应党的号召，主动要求来到地处偏僻、条件艰苦、刚刚垦荒建点的克山农场。来场后，分配到生产指导科工作，负责作物栽培。此时科研站正在组建中，我便放弃条件较好的机关工作，要求到科研站从事农业科研工作，立志在科研战线上奉献一生。
　　科研站建在倪家窝棚，没有什么设备，条件非常艰苦。一栋马架子东倒西歪，四处透风，既是办公室又是工人宿舍。刮起大风马架子要倒，人们不敢呆在屋子里，下雪时早晨起来被上一层雪，同志们也不叫苦。记忆最深的是四月下旬的一天，我和统计邵春信到试验地量地划小区。刚把米绳拉开，从西北方向刮来象一座黑墙似的大暴风。我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大风，心里很害怕。我俩趴在地上，风打在脸上火辣辣的疼，大风过后，米绳都被风刮的土埋上了。50～60年代风比现在大，次数也多，春季顶着七八级大风在田间工作已习以为常。
　　科研站从建站一直到1960年，只有我一名技术员，生产上要解决的问题很多。结合刚建场的实际，我便本着以选育适应本地良种为重点，解决当前生产问题为主，兼顾长远为辅的原则，带领两名工人，既搞五大作物的新品种选育试验，又搞土肥、栽培等综合性试验研究。1961年以后，技术人员逐渐增多，我的实验课题逐渐减少。从1968年开始，我担任育种组组长，潜心专搞小麦的新品种选育、繁殖推广的试验研究，负责对各作物良种选育技术指导。因育种组科研成果显著，1989年被省政府授予先进班组标兵。
　　由于农业科研时间性很强，加上人员少，所以在三十多年的科研工作中，节假日都很少休息。农忙季节和工人一起参加锄草、中耕等田间管理工作，利用劳动的中间休息时间进行田间调查，利用晚间或起早整理、分析、汇总白天的调查资料。恶劣天气对选育抗逆性强的品种是个好机会，遇到这样的天气都及时到试验区进行观察记载。同时，对科研所需的物资，都是本着艰苦创业、勤俭节约的精神，能废物利用的就不花钱，如种子袋就是用旧信封或化肥袋里的牛皮纸自制的、标签用费旧账页制成的，等等。
　　在“文化大革命”中，科技人员被打起臭老九，批判技术第一、走白专道路。在这样的逆境中，我也没有放弃农业科研工作，千方百计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搞试验研究。有一次，召开技术人员批判“臭老九和技术第一”的会，那天正是小麦抽穗高峰期，需天天进行田间调查。我请假去调查抽穗情况，掌握会的人不给假，我便和他吵起来。参加会的同志大多数都站在我这边同他辩论。他看势头不对，就答应让我去调查小麦抽穗情况。
　　1981年，农场任命我担任科研站站长。担子重了，但我仍然主持小麦新品种的选育、繁殖、推广工作，并以身作则，坚持科学的、严格的全面经营管理，改变过去科研站破大家的面貌，使各项科学研究、良种选育、繁殖都取得显著的成果，在经营成果上也创造建站以来最高水平。1984年经营利润94632元，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61474元，职工平均获得奖金1000元。
　　辛勤的耕耘，换来丰硕的成果。在科研工作中，我本着一丝不苟、刻苦钻研的科学态度，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科研成果有新突破。
　　1973年，原兵团五师小麦品种区域试验总结会决定各团继续进行小麦克69－701试验时，而我场已在进行种子南繁。1974年，又在全场连队的科研班进行高倍繁殖。每个连的科研班都发给1公斤种子进行高倍繁殖，26个连队科研班平均繁殖120倍、最高的达250倍。科研站高倍繁殖285亩，播种量700克／亩，繁殖150倍。克山农场提前三年大面积种植推广克69－701。这项小麦品种的高倍繁殖面积大、倍数高、推广速度快，是垦区良种选育、繁殖、推广史上的新突破，为垦区加速良种繁殖、推广提供了科学依据。
　　调整品种结构，确保小麦高产、稳产。通过对小麦不同成熟期类型的品种生长发育规律的试验研究，早熟品种因春旱影响较重而低产，中晚熟品种前期发育缓慢、抗旱性强、比早熟品种增产20～40％。结合农场自然特点，分析1974年以前小麦产量不高不稳的主要原因是品种结构不合理，提出1975年调整小麦品种结构意见：改变传统的早、中晚熟品种搭配结构，以同一熟期类型成熟期又有差异的中晚熟品种进行搭配。1975年全场小麦突破历史最高水平，平均亩产1985公斤；在特大自然灾害的1987年，小麦亩产仍获得了256公斤的好收成。中晚熟品种面积每年扩大20％、即36万亩，增产小麦1400吨，增加收入576万元。这种小麦品种结构调整在农场推广后，相继在垦区各农场也减少早熟品种面积、扩大中晚熟品种面积，为确保小麦高产、稳产奠定了基础。
　　玉米孚尔拉杂交种的亲本是总局从德国引进的专利。该杂交种在德国的父母本行比为1∶4或1∶5，农场总局各制种场1986～1987年制种父母本行比为1∶5，我场1986年为1∶6。根据历年制种的调查研究，孚尔拉的父本雄花发达花粉量大，植株高于母本。1990年在二十四队、二十五队的300亩制种田采用父母本1∶8的行比，取得了显著效果。父母本行比为1∶8的比1∶6的增产337％，每亩增产杂交种种子9882公斤，300亩增产种子2964吨，增加收入858万元。这一制种行比受到来我场的德国专家好评，并获得嫩江农场局和总局科技进步奖。玉米孚尔拉这一制种行比是该杂交种在我国和垦区制种史上的首创和新突破。
　　同时，根据农场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重点在选育耐寒、抗病抗旱作物上作文章，先后推广小麦、大豆、玉米、马铃薯等良种40多个。小麦克旱8号在1982年获国家科委、农委推广奖。1990年推广的新克旱9号，全场亩产高达3085公斤，使克山农场成为垦区第一个突破亩产300公斤大关的农场。仅据1978～1987年的不完全统计，农场向外销售小麦良种14686吨，经营利润17623万元。
　　三十五年来的科研工作，经过风风雨雨的艰苦奋斗，创造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早在1961年就患上了十二脂肠球部溃疡，经常用手顶压病痛部位坚持工作，兜里带上饼干和药，在田间饿了吃两块饼干，胃疼时吃点药顶顶，从没休息过。1972年带病去海南岛进行种子繁育，南方的生活习惯和北方不同，吃的多是籼米，饭、菜都八分熟，加剧了胃病，最后只能靠吃饼干充饥。南方湿度大，饼干放上一天就吸潮特别难吃。当小麦二叶期时，遭到一场台风袭击，麦田被水淹没。我和邓俊凯同志，不顾个人安危，顶着台风，冒着暴雨到麦田排水。由于风大，只好一个人扶着另一个人干活，否则就将被风刮倒。开始麦田的水还可以排出去，后来雨越下越大，排水沟成了进水沟，只好把排水沟堵上。就这样排了堵、堵了排，直至天黑，雨小了，麦田的水终于排出去了。麦田保住了，我俩累得精疲力尽，加上台风、暴雨的抽打，虽然我俩大病一场，却增强了我们南繁必胜的信心。
　　每当听到“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的歌声，深有感触。是啊！妻子为我牺牲的太多太多……
　　妻子为了支持我的工作，毅然离开生养她的故乡和亲人，来到荒凉偏僻的农场。后来又同意暂时不要孩子，婚后5年才有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到了临产期，妻子和天下所有初为母亲的女人一样，既惊喜又恐慌，多么希望得到我的关心和照顾，可我要到外地参加会议，她坚强地说：“你放心去吧！”当我回来时，儿子已经出生好几天了。现在已做母亲的女儿说：“不可思议！”
　　为了使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将我年迈的父母和未成年的弟弟、妹妹接来，十多口人的生活重担压在她一个人身上。由于超体力的过度劳累，怀的第二个孩子不到八个月就早产夭折了，她没有抱怨，默默地忍受着。妹妹到了参加工作的年龄，她又牺牲自己的工作，淳朴地说：“她还没成家，还是让她上班，我来照顾你们。”就这样，她既要照顾老小，又要抚养、教育五个孩子，还得考虑患十二脂肠溃疡的我。三年灾害那几年，她自己不吃，把仅有的白面给我们吃，并想方设法做些适合我的饭菜，使我能有充分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这也是我在工作中有所造就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与领导和同志们的关怀、支持分不开。1990年9月27日，我受到国家副主席王震的亲切接见，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在科研工作中我时刻牢记毛主席的教诲，发扬北大荒人的精神，不断总结出多年新品种选育、繁殖、推广的经验，创造性地总结出“多引要精、严选要准、快选要纯、结构合理”的十六字方针，采用边试边繁、高倍稀繁等手段，每个新品种都比兄弟单位提前二三年应用于生产，使克山农场实现四年更换一次良种，为克山农场连年丰收奠定了基础。
　　我的贡献，受到了有关部门的嘉奖，连续20年被评为克山农场先进科技工作者、模范技术员、模范干部、劳动模范、“特等劳模”、优秀共产党员，两次获齐齐哈尔市委“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79年获国家农垦部“先进工作者”和“黑龙江省农业劳动模范”奖，1984年获国家科委、经委、农牧渔业部、林业部和省政府“先进工作者”奖，1986年被授予黑龙江省“劳动模范”称号，1988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回忆过去，我是在艰苦的拼搏中实现了我的人生格言：“人生最大的快乐不是享受而是奉献”。
　　作者：周玉岩，曾任克山农场科研站站长、种子公司副经理，1988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1995年3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