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建院艰苦创业历程


　　一、院址搬迁
　　建院工作是仓促的，短暂的，当年筹建人员在简陋的招待所办公，后来在县城找不到房子，就把院址暂设在密山县裴德镇(今牡丹江农管局医院)一所日伪时期的旧医院里办公。1957年10月下旬又迁往密山县北大营。当时，一手抓筹建，一手抓勘测设计工作，因为开荒建场任务紧迫，来院人员报到后就奔赴荒区查勘。
　　1961年3月，根据农垦部开发新垦区的指示，院址迁往内蒙海拉尔，院大部分家属和少部分技术人员仍留守密山县北大营。院址分设一年左右，年底全院人员又回到密山北大营。
　　1964年3月，院党、政人员和部分技术人员先后迁往佳木斯市，勘测人员仍留住密山。院址两地分设的状态持续了6年，一直到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勘测设计大队时，院址才定于佳木斯市。
　　二、建院初期的职工生活
　　建院人员初到裴德镇时，那里院落荒凉，到处有蛇，开始人很少，阴森森的庭院是日伪医院，死的人多，传说经常闹鬼，吓得男男女女在晚上要找个伴，才敢去厕所。
　　院址后迁密山县城北大营，那是日本侵略中国时的兵营和牢房，经过20多年的变迁，旧平房已是残缺不全。建院时旧房稍加整修和间壁，变成了建院人员的办公室、食堂、集体宿舍和家属住宅。食堂过小，就餐人员高峰时达200余人，只好打饭回宿舍吃。由于建院初期的院址搬迁频繁，任务多变，因而建院多年来，只盖一栋平房。同时由于调入人员激增，因而办公和住房特别紧张。那时的办公室，人均不到两平方米，一般是两、三人合用一张办公桌。集体宿舍常是通铺或双层铺，人员最多时，还把办公室和食堂改成临时宿舍。家属就这样仍然住不下。冬季外业人员回密山，住房不够，在数九寒天里还要住帐篷。家属住房每套一室半，卧室和厨房加起来，还不足20平方米。这样窄小，有的还要两家合住，有的三代同居一室。陈林副院长在面积约1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住了6年多，他的妻子双淑文调院后，仍以这间办公室又兼做卧室和厨房。
　　建院时职工生活是苦的，特别是成了家的勘测队员，家庭生活更苦。春、夏、秋三季常在荒原上搞勘测，难得见面。有的一年中夫妻难得团聚三、四个月。结了婚的女职工，不仅常是“日日夜夜守空房”，而且要承担全部家务劳动、抚育儿女和侍奉老人的重任。她们省吃俭用。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那时两地分居的技术人员更多，如：罗求贵和张韵秋的爱人，分别在贵州和北京工作，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团聚在一起。他(她)们不但奉献了自己的青春，而且奉献了珍贵的爱情生活。
　　三、野外作业
　　勘测设计人员的野外作业场地是人迹罕至的荒原，特别是勘测人员，他们的衣食住行更是艰苦得多。
　　三江平原泡沼连片，江河纵横，车马无法通行。勘测设计人员察勘荒原时，都是每日徒步数十里到百余里。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用品，多是趁上冻时运进荒原深处，如来不及运时，就肩扛手抬，每人负重都在四、五十公斤左右，趟水过河，运到工作场地。
　　外业人员住的多是帐篷。帐篷运不进去，就搭草棚住。棚子常搭在树林边，因地面潮湿，脚一踩就出水，只能砍些杆搭成平台，然后再在平台上，铺上一层厚厚的草，被褥一个挨一个铺在草上，“勘测队员之家”就安置好了。
　　在荒原上除了遭遇狼、熊等野兽外，最难受的还是蚊子、小咬和瞎蠓的“三班倒”袭击。姑且不说工作，就连吃饭和大便也是苦差事。人忙着吃饭，一大群蚊虫围上来叮手叮脸，一巴掌就打死一层。秋天稍凉时，一盆清汤还来不及喝，上面就落了一层蚊子。大便前要在上风头用青草熏一把烟火，否则要饱尝蚊咬的苦头。
　　在荒草和灌木丛中勘测，新裤子穿不了几天便磨破了，又舍不得换新的，于是破了又补，补了又破，单裤补成了夹裤。球鞋或水靴也是这样，破了又补，补了又穿。野外作业时几个月吃不到一点青菜，有时为了抢时间，中午饭多是一边啃凉馒头和干咸菜，一边进行观测。沼泽地里的水呈酱红色，浮动着许多小虫。带的凉开水喝完了，口渴时只得趴在水面上，用蚊帽或测旗把脏水过滤一下就喝。由于每天都趟涉过膝深的水，脚整天捂泡在湿鞋里，脚趾都发炎溃烂了。长时间这样起早贪黑，风餐露宿，大部分勘测队员都得了胃病、关节炎和腰痛等职业病。
　　当年开荒建场任务紧迫，勘测设计人员在野外察勘时，经常是“小雨当好天，好天加倍干”。外业期间的节、假日都不休息，夏日外业时间长达12～14小时，甚至春节期间，有的勘测设计人员还奔波在茫茫雪原上。
　　黄春发是1957年在武汉水利学院毕业时写申请，自愿到祖国边疆参加建设的。他在裴德报到后不久，在农历12月30日那天从密山坐汽车到了虎林，在除夕晚上又坐上拖拉机的拖车，在大年初一早2点左右才赶到八五四农场。接着就下队，晚上住在到处透风的“马架”里，白天顶风冒雪在荒原上进行水利查勘和排水沟渠选线，定线工作。和黄春发同期毕业，自愿来北大荒的徐世钧，也是这样过的春节。年初一清晨，他就随着八五三农场场长姜瑞元等人，顶风冒雪赶往宝清县荒区进行水利查勘。
　　文炳世、宁振亚和车镇海等人，1957年从北安农学院毕业来院。他们在第一个春节的第五天，就奔赴黑龙江边的同江和抚远荒区，和建场人员一起筹建八五六农场(今勤得利农场)。先与曹实(副场长)等人坐在拖拉机拉的爬犁上，在茫茫雪原上进行查荒和布点。待冰雪融化后分片进行土壤调查和荒地资源普查，他们和建场人员一起，晚上睡草棚，白天趟涉过膝深的水，连续工作了将近两个月才返回场部搞内业，冰封大地时才回院。当年测量人员也是初春顶风冒雪进入工地，一直干到严冬才回院。
　　在艰苦创业阶段，一大批大专院校毕业生都是响应党的号召，自愿报名来北大荒的。如武汉水利学院1957年应届毕业生，当年报第一、第二志愿来北大荒的同学有70多人，后因名额有限，经校方批准的只有23人。西北农学院1957年应届毕业生有20多个报了名，而经校方批准的只有8人。他们远离亲人和大城市，成年累月在渺无人烟的荒原上，过着风餐露宿、栉风沐雨的“野人”般生活，有的人错过了恋爱时机，有的人推迟了婚期。据粗略统计，建院时报到的61名大学和大专毕业生，除少数是成双成对结伴而来，工作一两年才结婚外，其他绝大多数是变成大龄青年才结婚的。
　　在艰苦的野外勘测设计工作中，有两名青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58年元旦过后，刘淑文在八五三农场雁窝岛测图，在工地帐篷里得了重病。工地离最近的分场筹建点有40多公里，情况严峻，赵惟骧小组的5名人员用树杆和行李绳搭成担架，顶着深夜的“烟炮”把刘淑文抬到分场筹建点，后又送到密山县医院，但终因耽误了治疗而病逝。
　　1959年崔波赴海南岛垦区，在热带丛林里突发急病，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