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建院初期的艰苦岁月


　　　　　　　　　　　　　　　　 重温建院初期的艰苦岁月
　　　　　　　　　　　　　　　　　　　　　　　　　　　　　　　　　　周玉深
　　三十年前，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开发和建设三江平原的号召，在农垦部王震部长的亲自指挥下，十万转业官兵和大批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从全国各地来到密、虎、宝、饶屯垦戍边。一九五六年六月，在密山北大营成立了铁道兵农垦局。一九五七年九月，又成立了农垦部荒地勘测设计院密山分院。
　　一九五七年六、七月份，陈林同志从北京率领第一批人员来密山建院时，当时还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他们最初在农垦局招待所办公。一九五七年八月，院址迁往密山裴德(今牡丹江农管局医院)。同年十月下旬，又迁回密山北大营。北大营，那是日本人侵略中国时修建的兵营和牢房，历经了二十多年的变迁，有些旧平房已是残缺不全，经过一番整修和间壁，变成了建院人员的办公室、集体宿舍、家属住房和食堂。那时的办公室，人均不到两平方米，一般是两、三个人合用一张办公桌；集体宿舍是通铺和双层铺或睡办公桌；家属住房每套一室半，不足二十平方米，有的三代同居，有的两家合住……。他们在建院初期，就是这样因陋就简地开展“一手抓筹建，一手抓勘测设计工作的”。
　　那时外业条件更艰苦。记得一九五七年初春，奉王震部长的指示，我率领五百多人(包括临时工)，到抚远县去测二万五千分之一比例尺的地形图。那时全县四、五千人都住在江边上，整个测区荒无人烟。为了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方便，王部长特从部队里给我们调来了五部电台和几百发信号弹以及一些橡皮船和小汽艇。在二、三月间，我们在富锦县雇了一百五十套马拉爬犁，在未化冻前把够吃八个月的粮、油、盐和咸菜等生活用品，全部运送进测区的各个“粮站”。当时设了大小“粮站”近十个，大的留两人看守，小的放在树上。四、五月份，各测量小组人员背着行李，扛着测量仪器，先后分赴各个测区，大部分是坐船进入测区的，也有少部分是靠步行进点的。整个测区泡沼密布，就是树林子里也长满塔头，地面湿漉漉的，找不到一块搭帐篷的于燥地面。测量人员就把树锯倒，留下一米高左右的树墩子，在树墩间搭上横木，帐篷或窝棚就搭在这些横木上，就好象住在二层楼上一样。开春刚到测区时，吃不到青菜，只能吃咸菜和咸鱼干，大部分人都烂嘴。五、六月份以后，就采黄花菜等野菜和拣雁蛋等水鸟蛋来改善生活。野外作业时，天天要趟过膝深的水，穿水靴，靴里灌满了，人走不了路，就只能穿球鞋。那时穿的是一种特制球鞋，它不透气，两只脚整天泡在发酱色的水里，脚趾都捂坏了，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员烂脚。脚烂了没有好药治，忍着痛还坚持测量作业。令人讨厌的是蚊虻“三班倒”：早上小咬吮，中午瞎蠓咬，晚上蚊子叮。许多同志的脸上、手上、脚上和脖颈上都肿起了一个个大红包。白天劳累了一天，晚上回到了帐篷里，大家都是眉开眼笑的。在蜡烛光下有的忙着整理内业，有的打扑克和下象棋，有的又拉又唱，当时京剧爱好者赵乃林同志，自拉自唱各种腔调京剧，他住在那个帐篷，都受到那里测量队员的热烈欢迎。
　　测量人员在荒甸子和树林里作业时，经常碰上黑瞎子。有一次，马宝清大组在民主乡南山观测三角点时，三个黑瞎子(一大两小)影响了测量作业，向导持枪把两个小的赶跑了，大的站立起来张望，枪声一响把大的打死了。大伙儿吃了几顿美美的黑瞎子肉。那个向导又跑到附近老乡家，他们领着狗，抓回来一个小黑瞎子养着。八、九月份，有个测量小组粮食吃完了，有个临时工要求回测量大组的“粮店”去背粮。组长说不许单人活动，要派两个人去。他说自己身强力壮的，大白天一个人去怕什么。就这样孤身跑到大组背粮去啦。他背起一袋五十斤大米往回返，手中拿着一根木棍，边走边哼着歌。突然迎面碰上一大两小的三个黑瞎子，吓得拔腿往后跑，一不小心被矮树桩绊倒了。大的黑瞎子追了上来，他赶忙解下那袋粮压在头上，躺在地上装死。黑瞎子撵上来，先把他的脚脖子咬了一口，把脚后跟的一条小筋咬断了；接着又把他的臀部抓了一把，屁股上肉也被抓下了一大块。后来组里派人把他抬回，经医生检查，需要动手术治疗，但当地医疗条件差，后请示区政府，在江边挂上红旗(联络信号)，向对岸苏联边防军求援，在苏联的部队医院治疗了两个月，治好后回来时还穿上了一套新衣服。
　　在那艰难的勘测岁月里，有些勘测队员因遇意外事故，献出了宝贵的年轻生命。苏锦山同志在趟涉小青河时，因不谙北方河流的水性被淹死了；张国茂同志的脚捂烂了还继续坚持外业作业。后因感染其它疾病，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于船上；崔跃先同志冬季作业在大烟炮中迷路了，冻死在冰天雪地里……。我们向那些曾为开发北大荒而献身的同志，表示深切的哀悼。
　　三十年过去了，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我院的各方面条件，特别是野外作业条件，都比过去大大改善了。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教导我们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让我们重温建院初期的那段艰苦岁月，发扬北大荒人艰苦创业，开拓前进的革命精神，为农垦事业的四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