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东总”、兵团领导时期(1966年5月——1976年10月)
第一节 工厂的“文化大革命”


　　一、红卫兵运动对我厂“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1966年5 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1966年6 月 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6 月1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题为《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社论，号召全国学生要“敢说、敢想、敢闯、敢革命”，“把盘距在教育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牛鬼蛇神统统揭露出来”。“文化大革命”之火在全国各地燃烧。
　　六月下旬，厂子弟学校派两名教师、一名学生到虎林县教育科和虎林县一中参观大字报。接着，由学校党支部组织召开全校教师和中学生动员大会，号召全校师生响应全国批判“三家村”的战斗号召，学校师生开始纷纷张贴大字报，批判锋芒指向学校和部份教师。中学教师袁宏慧在这场运动中，于7月10日自缢。全校师生参观大字报。7月24日，学校教师参加虎林县教师集训班，批判“小五界”，大揭本校问题，进行梳辫子，问题归类。
　　9月初，集训班结束。在中学部的中学生中成立了红卫兵司令部，发展大批红卫兵。9月8日，厂政治处主任刘云山被学校揪去批判，以揭开学校阶级斗争盖子。9月13日，召开全厂赤卫队、红卫兵大会，提出“向旧世界宣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
　　同年10月23日，由一名学校教师带领9名红卫兵去北京，11月 3日接受毛主席的第六次检阅。他们回厂后传播文化大革命火种，提出“要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大搞串连，大搞批判揪斗。在破“四旧”的口号声中，厂俱乐部戏剧服装被焚为灰尽。11月开始，总工程师关亦杰、学校教师罗善成、王葆英等十几家被抄。
　　1968年5月13日，学校教师王葆英同志被批斗。当晚几名红卫兵私设公堂，严刑烤打，造成急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导致呼吸困难，循环障碍，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1968年5月22日含冤而死。
　　由于红卫兵运动广泛传播造反精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政治观点在人们的头脑里逐渐产生、形成。
　　二、群众两派形成对立
　　1966年6 月14日，厂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其成员有张立德、孙建严、高洁、刘云山、任荣超5 人，1966年8 月8 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我厂党委根据“十六条”的规定，于9 月2 日成立了文革委员会，主任张立德，副主任王连魁、张忠孝、董仁杰、王焕喜，以主持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日常工作，各单位相继成立了本单位的文革小组。
　　同年9 月，以“红五类”为主体，有一百多人参加组成了赤卫队，名为“保卫红色司令部”。
　　13日，召开赤卫队、红卫兵大会，介绍“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成立赤卫队指挥部，制定联合行动计划，并提出“向旧世界宣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
　　在这段时间里，政治处主任刘云山等同志被批判，一些同志的家被抄。
　　1966年底，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红卫兵去北京串连后回厂，传播“文化大革命”火种，工人群众开始“自下而上地自己起来革命”，文革小组也失去了作用，群众纷纷根据自己的观点和自身利益要求“踢开文革闹革命”，组成造反团、战斗队，各级组织处于瘫痪，仅在1966年底前就成立起近30个造反团或战斗队。
　　党委学习十六条，对号入座，自报公议，“引火烧身”。1667年1月，党委再次研究“关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检查”。
　　1967年2月2日，受上海“一月风暴”影响，由造反组织牵头，联合十几个群众团体，夺取工厂党、政、财、文大权，并成立了“工学联接管委员会”，推举李宝珠，薄玉才、李春洲等为负责人。接着，接管会发布了“1、2、3号通令”。由于一派掌权，指挥调动不灵，便想交权，但又交不出去。于是就选派八名老工人看“权”。
　　由于在夺权问题上群众组织意见分歧，2月19日，贫下中农造反团从俱乐部大会中撤出，宣布退出“工学联”，导致内部分化，再由田俊民、孙守礼、高显荣等人负责成立起“红色联合造反总部”，声称“一切权力归红色造反者”。在这同时另一派造反组织也由十几个组织联合为“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李少清、邹本业、张新海为负责人。从此工厂就形成了“红联”和“工总”两大派组织。
　　造反派组织以大批判开路，斗争大方向直指“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他们批判党委书记张立德物质刺激，金钱挂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党委副书记孙建平的“修正主义办厂路线”；批判总工程师关亦杰“以专养杂，杂不挤专、专杂并举”的生产方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政治处主任刘云山作为“现行文革命分子”揪斗、关押。同时，群众两大派组织的矛盾日益激化。
　　1967年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红卫兵张永富，朱德顺等人通过地下室突然占领广播站。为了争夺掌握宣传舆论工具，“工总”与“红联”两派数百人聚集在俱乐部东西两侧，人们拥挤争抢，僵持不下，对峙持续两天时间。由于迎春粮库驻军和厂武装部出面讲话，号召大家回到本岗位去“抓革命，促生产”。群众相继离去，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抢广播站事件至此结束。
　　5月，八一农垦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我厂，“红联”派部分群众将其阻挡于大沙坑附近，不让进厂。“工总”派群众则前往迎接，于是，两派三方群众发生冲突。最后，以旗杆斩断，旗破碎，八一农大学生被冲散而告终。
　　6月19日晚，“红联”派要揪斗张立德，“工总”派则执拗不给。为此，双方在独身大楼图书馆发生冲突，窗户玻璃破碎不堪，有几人被打。
　　9月14日，虎林县武装部和完达山林管局武装部通知我厂武装部，抽调一部份人去东方红小清河增援武斗。当晚，由孙守礼带领六，七十人乘汽车前往小清河，但未能直接参加武斗。翌日，他们返回工厂。
　　10月，虎林县武装部部长高元柱来厂动员两派大联合，并组成了大联合的领导班子。但由于派性严重，两派组织仍是明争暗斗，奏效不大。
　　1967年11月，虎林县委第一书记王桂林以所谓“虎林县最大走资派”的罪名被揪来我厂，由孙建平，冯玉法陪着游斗。
　　1968年初，在毛主席关于大联合指示下，两派组织经过协商，组成“斗私批修”总部。至此，两派之争也就结束了，直到1968年底兵团组建，群众组织也就散了。
　　三、清理阶段队伍和深挖
　　1968年初，工厂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和深挖“漏网走资派”，成立起治安指挥部和清队深挖办公室。
　　治安指挥部属武装部和四师保卫处领导，第一次会议由武装部部长任荣超主持，按照上级精神，加强治安保卫工作，把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控制起来，把“地平线以下的阶级敌人统统挖出来”。在清队深挖中被清理对象大部份是家庭出身不好，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干部和群众及对立派“坏头头”，“羔干将”等。提出陆春年为“特嫌”，高兴亚为“国民党警尉”，申光为“叛徒”，于维忠为“现行反革命”，还有关亦杰、张丙南、李荫蒲等，从九月三日开始陆续揪出，对他们实行所谓“群众专政”。又搞起一支小分队看守这些人。
　　当时，到处抓人，私设公堂，台上大会批斗，台下“小会帮助”，动用三角皮带等刑具进行毒打，刑讯逼供，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
　　1968年7月，张立德原工作单位八五二农场五分场造反派把所谓“牛鬼蛇神”押来我厂，与我厂共同批斗“走资派”张立德，把工厂“牛鬼蛇神”揪上台，批斗大会上，让张立德“点兵点将”，批判他所谓“包庇重用坏人”的罪行。薄玉才因拒不参加批判大会，被揪到台上，用绳索勒昏。
　　8月，大批干部被下放基层劳动改造。
　　九月下旬以孙文高、周景胜为领导的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进行“清队”和斗、批、改。
　　10月上旬，支左军队代表、绥化县武装部副部长张振海来我厂。他来厂后立即搞狠反右倾，大揭阶级斗争盖子，并成立起工厂领导小组和厂兵团筹建领导小组，实则是派性掌权。
　　支左军代表张振海在各单位清队负责人会议上指示；现在已初步查明，老三特一叛揪出来了一部份，揪出62人不多，再揪60人也不一定揪完，要挖地三尺，炸开机械厂的阶级斗争盖子。同时举办了八期学习班，错整了一大批无辜群众。这样以来，揪斗“漏网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清队深挖运动达到高潮。
　　1969年开始，内迁一批人。关亦杰、申光、陆春年、熊先熙迁至内地农场。
　　1969年3月“九大”召开前开始陆续释放被关押的所谓“牛鬼蛇神”。
　　在“文化大革命”中，批错揪错斗错关押59人，其中：以所谓“走资派”、“漏网走资派”被揪斗的3 人；以所谓“现行反革命”被揪斗的12人；以所谓特嫌、叛徒和重大历史问题而遭到打击迫害的24人；以坏头头等其他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打击迫害的20人，占职工总数989 人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