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生产经营情况


　　一、继续贯彻“以专养杂”的经营方针
　　
　　工厂自1959年从沈阳迁到迎春后，生产上执行单一的指令性计划，包产包销，按上级给工厂规定的“以非统件为主，面向垦区，物美价廉，为农场服务”的经营方针组织生产。由此而产生的企业经营特点是产品长期不定型，品种多，批量，少成本高，经营连年亏损。
　　厂党委总结分析了经营管理的经验教训，采纳总工程关亦杰同志当时积极建议的“以专养杂、杂不挤专、专杂并举”的经营决策，从1966开始，走出垦区，与鞍山红旗拖拉机厂和大庆物资局签订了承揽协作的生产合同，几年来，除了完成上级主管局指令性计划外，并完成占工厂总产值30%左右的鞍拖件和大庆件的生产计划， 1966年至1967年，年年盈利，一方面是产品结构的改变带来的结果；另一方面，虽然当时的“文化大革命”曾使党和国家遭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而经过长期实践，特别是经过六十年代中期逐渐建立起来的富有成效的管理制度和生产秩序还未被打乱，生产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的结果。
　　　　　　　　　　1966年至1968年鞍拖件占总产值比重表


　　二、“文化大革命”中生产受到严重挫折和损失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左”的冲击愈演愈烈，厂内掀起，“打倒一切”、“横扫”、“罢官”，“揪斗走资派”的风浪，领导干部受到批判和斗争，被“罢官”靠边站，党组织也陷于瘫痪，群众组织夺权，打派仗，特别是以绥化武装部副部长张振海为首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厂后大搞“清队、深挖”，把适应我厂特点，行之有效的“专杂并举”的生产经营方针，当做“利润挂帅”、“专家治厂”修正主义黑货横加批判，彻底否定，对多年建立起来的管理制度当做资本义的管、卡、压给予废除，打乱了生产秩序，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普遍感到抓政治保险，抓生产和经济工作危险，不敢大胆工作，财会人员、统计人员多数被下放，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生产无计划，管理无制度，劳动无要求，消耗无定额，成本无核算的现象十分严重，使正在蓬勃发展的迎春机械厂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刚刚回升的生产水平急剧下降，重新出现了经营亏损，1968、1969两年分别亏损9 万元和35万元。
　　三、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生产仍然得到恢复和发展
　　工厂归生产建设兵团直属后，组建了工厂新的党政领导班子和职能机构，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但是，“文化大革命”左的思想影响不可能停止，继续搞什么“念念不忘”、“突出政治”，特别是身居要职的现役军人，他们不懂生产，却高喊口号空发议论取消必要的规章制度，规定“雷打不动”坚持“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一味用空洞的大道理对大家“谆谆教导”，搞基本路线教育，不断反右，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用革命大批判开路，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指名的指控一些干部是民主派，走资派，原有的管理干部多数被下放、靠边站，因而对工厂生产建设产生了严重影响。
　　1971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指出：要抓紧“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反革命分子，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根据元旦社论和上级指示精神，厂党委元月31日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以路线教育为中心，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发动群众大打人民战争。在对全厂职工进行动员后，各支部反复动员，掀起了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大清理的运动高潮，要彻底揭开工厂政治、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盖子。
　　“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厂党委确定职工商店和食堂为重点单位，派出工作组，进驻商店和食堂，直接发动和掌握运动进程，组织群众忆线索、查问题，大会小会进行揭发。在组织处理时，对一些同志做出了结论，给予了处分，1980年5 月经过复查，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对有的同志撤销了处份做了纠正。
　　1971年，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材料下发讨论，随后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掀起批林批孔运动，厂领导动员群众把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批判克己复礼，培养骨干写出上千张大字报。
　　1969至1976年归兵团直属的8 年时间，正是我国“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我厂的经济建设事业遭到一场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但是，由于广大职工、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抵制，我们的干部无论是被错误揪斗的还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职工群众绝大多数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决心。正是由于全厂干部、职工的共同奋斗，在工厂归兵团直属的后期，生产和基本建设等方面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生产经营情况如下表：
　　　　　　　　　　 1966年至1967年生产经营成果统计表　　　　 单位：万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