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营农场受“大跃进”的冲击

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1958年开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经济工作中“左”的路线开始占主导地位，全国出现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的干扰，黑龙江省国营农场也受到了冲击。
　　1958年2月，在农垦部召开的全国国营农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期间，《人民日报》于3月18日发表题为《扫除国营农场中的保守思想》的社论，社论提出国营农场建场应贯彻“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边积累、边扩大”的方针，简称“五边方针”。其意图仍然是在国家投资不足，条件困难的情况下，发扬艰苦创业，自力更生精神，使国营农场得到大发展。但是，社论又把农垦系统多年来逐步形成的《建场程序暂行规定》说成是右倾保守思想的产物，要坚决加以批判和斗争。这样，一面提倡“五边方针”，一面批判“建场程序”，就把“五边方针”摆进了“左”的位置。在贯彻实施过程中，又受“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的干扰，着重强调了农场建设的速度和规模，忽视了必要的科学勘测、规划和设计，重演了初创期盲目开荒，任意扩大农场规模的错误。接着1960年全省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职工长期发不了工资，生活受影响，生产资金不足，种地有困难，粮豆亩产由1955年的187斤，降到1960年的92斤和1961年的93斤。受灾严重的牡丹江农垦局所属农场，出现经营规模过大，布局失调，农场长期无法定型，给生产和生活造成一些不应有的困难。1961年调整中，撤销一个建制场(八五一农场划归东方红林业局)，38个生产队，废弃耕地17.3万公顷，占牡丹江农垦局累计开荒面积的41％。其他地区的农场，也有类似情况。1963年以后全面实施“规划补课”，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造成巨大浪费。
　　1958年秋一1959年的全国“人民公社化”高潮中，黑龙江省的国营农场也卷入了运动。国营农场“公社化”有三种基本形式。第一种是农场集中，土地连片的地区，实行与当地市县合并，成立“县联社”。如“虎饶县联社”是经省政府批复，国务院认可，撤销饶河、虎林县，成立虎饶县，县政府设在虎林，牡丹江农垦局与虎饶县合并，虎饶县委即农垦局党委，虎饶县人委即牡丹江农垦局(局址由密山迁入虎林)，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友谊农场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友谊县，把与农场毗邻的5个人民公社并入农场，增设5个分场。预一师农场和预七师农场合并后，与萝北县合并成立萝北县联社，但未被国务院认可。“县联社”在调整中又先后解散，友谊农场保留了并入的5个公社。第二种形式是只在农场挂一块“X X人民公社”的牌子，机构人员不变。绝大多数农场采用这一形式。第三种形式是农场附近因土地插花相连，或因水利规划、道路建设密切相关的生产大队(黑龙江省称为管理区)并入农场。对并入农场的社队，由农场派出干部，协助社队干部加强领导，协调场队关系。社队并场后，有实行一步走的，即社队并入农场后，社员劳力划分等级，实行与农场职工同等待遇，土地、农具、公有资产全部并入农场账户，友谊农场采用一步走形式；多数则分两步走，即并入的社队暂时保留集体所有制形式，农场分两本账，农场机械作业与社队提供的劳力实行“等价交换”。据1961年黑龙江省农业厅统计，全省并入国营农场的农村社队共有394个大队，1 945个小队，并入耕地19.1万公顷，占国营农场原有耕地面积的33％，并入人口28.7万人，并入固定资金152.4万元，流动资金155万元。
　　在农村社队并场过程中，多数社员思想无准备，有的只看到农场职工发工资，有现钱花，急求短利，特别是部分社队干部并场后，感到受制太多。所以，在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若干方针政策发布后，就要求退场。国营农场按照中央政策统一规定，准其退场。但是，一并一退也出现许多问题。由于社队并场后主要依靠机械耕作，忽视了役畜的饲养管理，病残役畜大批淘汰，一些木制农具也因闲置不用而损毁。国营农场为维护社队利益和保持场社之间的良好关系，都按并场时.的财产登记，折价退赔。有的农场因自身资金短缺，不得不用部分机械顶替。省农业厅国营农场管理局所属各场1960—1962年营业外支出中，因社队退场而由农场负担的退赔金额合计为289.9万元，其它局场也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损失。另据统计，国营农场共退还社队耕地11.8万公顷，占合并数的61.7％，退出人口18万人，占合并数的63.7％。友谊农场保留了33个生产队，耕地2万公顷，3.58万人，役畜4 215头，以后改为友谊农场一、二、六、七、八分场。
　　1958年省国营农场管理厅撤消，改为农业厅国营农场管理局(1958年—1962年)，省属国营农场下放到市、县，当成人民公社管理，原有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被破坏，懂农场管理的人员被调走。后建立的牡丹江、合江两局以军垦为主的农场，实行“五边”建场方针，农场经营管理工作尚未走向正规。农场财务会计机构精简合并，人员下放。财、农两部虽未正式通知改变会计制度，而基层在“大跃进”形势冲击下，有的减掉了，有的不执行了。一本大账算盈亏，造成农场管理制度混乱，亏损大量增加，农场经营困难。1960年亏损8 731.5万元，1961年亏损9 585.4万元，1962年亏损6 723万元，当时是垦区建场以来亏损最多的三年。1963年初国务院核销牡丹江、合江两农垦局所属农场银行贷款12 467.7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