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会计核算的变革
我所经历的会计核算的变革
我所经历的会计核算的变革
郑 毅
自1952年东北军区政治部解放一团改为国营宝泉岭农场时，我就开始从事农场的会计工作。1966年前在宝泉岭农场，1967年至1984年在七星农场，在七星农场副场长的岗位上离休。从事农垦会计工作33年，离休后又在农场工业单位帮作会计5年。在三十多年的会计工作中，有春风得意的快慰，也有挫折失意的沮丧。现就几个历史阶段的会计核算工作，谈一点个人的感受。
我国在建国前，是一个小农经济为主的大国。农业上是自给自足经济，没有大农业，就更谈不上农业的会计核算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在东北办了一些以荣军为主体的机械化程度极低的农场。宝泉岭农场在建场前，于1950年7月从苏联购进第一批农机具，计有斯特兹、纳齐拖拉机7台和部分犁耙。1951年又购进C—80拖拉机8台，纳齐7台，C—4康拜因4台。当时拖拉机以开荒为主，只用3台机车播种小麦，大面积的大田播种，主要靠人力去完成。1952年购进C--80拖拉机21台，德特—54拖拉机11台，C～4康拜因22台，C—6康拜因6台及大批农具，至此机械农场才具雏形，像个机械化农场了。机械化农场的会计核算提到了日程，怎么算呢?中国历史上没有可借鉴的东西。当时，在政治上是“一面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机械是从苏联进口的，在机械化农场的会计核算上，自然是向苏联学习了。头几年是把苏联的那一套核算办法，全部搬过来使用。给我印象极深的是突出成本计算，其方法极其复杂繁琐，会计科目多达70多个。
在农业的成本计算上，规定算人力作业费、畜力作业费、机械作，业费。特别是在机械作业费的计算上，按不同的农田作业项目和使用不同的农机具分别设户计算。如同是翻地，不同型号的机车，或是同型号机车牵引不同的犁铧数，要分别设户计算。年终再将各项作业费用，分配到受益的作物上去，在各作物的成本单上要反映出所有各种作业的成本。
在畜牧业上，当时猪多是通栏饲养，却要搞分群核算。计算各畜群的饲养日成本。没有地中衡，也得结算公斤增重成本。养鸡几千只，年终要求实地盘存。一群鸡乱七八糟的没法查，幸而姜会计用农业查种子的计数器，在鸡出入口处，将鸡由室内赶向室外，用计数器把鸡数查清了。
当时计算工具比较简单，除用算盘外，全场只有一台手摇计算机。成本会计们不得不一天天摇啊，算啊!新年、春节到了，农场多放几天假，同时有各种大型文艺活动。会计们可苦啦，一入十二月份，休息天加班，每天晚上加点，什么文艺节目都不能去看。忙啊，算啊! 当时规定年终45天，提出年终会计决算。可是常常不能按照要求提出。记得我有一次去省农场管理厅送报会计决算，把决算交上了等待审查，这可轻松一下，好容易到大城市哈尔滨来一趟，到街上去看看电影吧!到影院窗口买票，说不卖男同志，为什么?答日：“三八妇女节”只接待女同志。这才知道，已到三月份了。成本会计忙，业务量大，可在待遇上略高一些，其工资可高出财务会计一个等级。
会计们忙了一年，会计决算钉成很厚的一大本，到头来有几位领导认真看了，指导今后的工作了呢?那几年脱离农场实际的核算，也难怪领导不愿看，束之高阁吧!
大跃进开始了，农场的会计核算工作也不能不跃进起来。繁琐哲学那一套不能适应大跃进的需要了。跃进吧，把70多个会计科目，一下子砍掉五、六十个，只留用十多个。成本计算也被砍的不成样子，只搞五业核算。多年来在农业生产中为主要核算对象的小麦、大豆、玉米，也不单独进行成本计算了。理由是，小麦、大豆、杂粮播种面积的比例，是以合理轮作为依据的，是由价格，利润所决定。因此，分作物名称进行成本计算，似无必要。利润高的不能多种，亏损的也不能不种。农业上算大账就行了，这样一来，领导上要有关成本资料，什么也拿不出来。加上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农场严重亏损。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农场管理上的需要，又逐渐恢复了正常的会计核算秩序。
1965年农垦部鉴于农垦发展的需要，想制定一套全国农垦的统一的核算办法，从各垦区、农场抽调部分会计人员组成调查研究小组，并请大专学校讲师、教授参加。赴垦区农场进行调查，然后集中研究制定。我省有韩文成同志和我参加了。历时九个月，新制度制订出来了，当年12月在无锡市召开全国农垦财会工作会议，传达布置执行。
新制定的会计制度，比较突出了财务管理。农牧业的成本计算规程，成本项目，都比较适合当时农场管理的情况。历时半月，会议结束了，参加会议人员满怀信心想按新的财务制度、成本计算规程的要求，回去大干一番。不幸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无锡会议所制定的财务制度，成本计算规程，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农垦财会工作的历史，也跟政治形势一样，一波三折。刚刚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不久，我又赶上了离休的岁月了。但愿天长久，再不要折腾。
1996年4月于佳木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