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的会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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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的会计生涯
齐元恭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那时我还是一个高中学生。由于对祖国的热爱，我毅然投笔参军。组织上把我分到海军部队，从此我和大炮、深水炸弹、鱼雷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舰船上的学习、工作、操练、巡逻我都是第一流的，年年立功受奖。因而在1954年组织上把我送到舰艇学院深造。我立志做一个职业军人为祖国的国防事业献身。谁能想到1958年4月我随十万官兵一起来到北大荒分配到八五六农场五分场三队；而且更没想到，我的大半生竟伴随着算盘、凭证、账簿、报表渡过，一直到我60岁生日那天。
1960年春，组织上看我人老实、肯干，叫我当统计。当时生产队不设会计，农场、分场、生产队三级管理，农场、分场两级核算，生产队只搞统计核算。生产队统计工作是当时生产队唯一反映生产经营状况的渠道，工作显得特别繁重。年度生产计划，阶段作业计划都由统计协助队长制订。 白天带领人工、机车安排作业，搜集进度数据，晚间回来借着柴油灯计算一天的劳动成果，柴油灯的黑烟一冒两三寸高，天天鼻子熏得漆黑，吐着黑痰，开始不会用算盘，就用笔算，只好求助于爱人帮忙，并由她教我打算盘，经过月余刻苦练习才勉强过关。好在那时一切生产不计消耗均按定额向上级报领，一次摊销，一切产品生产队没有处理权，全部上交。年底决算由分场编制，生产队统计仅提供生产中各项用工数字、各种消耗数字、各种产品数字等，不搞五业核算，也不计算盈亏，是名符其实的“生产队”。
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的头一年，我队小麦刚刚播完，大田还没动手，5月10号突然下了一场暴雨。接下去老天爷再也没有睁眼，阴雨连绵两个多月，到处是明晃晃的积水，到处是一踏到膝盖的稀泥，生产无法进行。可上级的瞎指挥，高指标不好违抗，上级催逼进度，生产队要我查明能播地号。我有难言之苦。天天冒雨在大酱缸式的草甸子里行走十几里甚至数十里，时常要过齐腰的深水，三个月我穿破了四双胶苷鞋。就这样我队进度仍然迟缓，电话会上老挨批评，我心里很难过，更替队长难过。6月份草已长到六、七十公分，我们仍在向草甸子、泥水里撒豆子。因进度慢，分场各行各业百余人冒雨到我队支援，700亩地的地块一天才播种不到 200亩。当时倍受尊敬的分场场长于日德同志用一种非常和霭而又难堪的口气对我说：“老齐呀，这地再播也白播，回去和黄队长通通气都报上吧”。我当时很惊讶却很理解，第二天我上报昨天人工播种700亩。年终分场评选我是好统计，说我准、快、细、全的完成了各项统计任务，是生产队的好参谋。现在回忆起来我也不知是苦还是乐。
1961年生产队普遍配核算员(后改会计)，实行总场、分场、生产队三级管理三级核算。组织上让我任核算员兼统计，从此我踏进了财会行业的大门。但什么是会计原理，什么是借、贷，我一窍不通，也没有个学习班给讲课，只好借到分场办事的机会向分场会计求教。只知道钱从何处来，花到哪里去记在账上，为了怕记错，往往在凭证的背面加上文字说明，这样错了也好纠正，显得账目很乱。那时生产队一级实行的报账制，设“待报支出”和“待报收入”科目。一切开支、收入均按国营农场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执行。支出必须经上级批准，收入必须如数上交，严禁坐收坐支。一次马号打井，10月的地下水凉刺骨，队长打了两斤白酒热了给下井的同志暖身子，按照制度不允许报，可我过意不去，还是报了，结果遭到分场批评，队长只好自己掏腰包，下井的同志也过意不去，说“酒”是我们喝的，怎么叫队长掏钱?可那时的制度就是如此。
为了尽快的掌握会计核算业务，我从密山买了几本书自己钻研。那时的农场也真怪，只发制度不发书，好在那时生产队一级的核算比较简单，不搞五业核算，也不计算盈亏，只按定额管理。1960年的灾害使农场连续三年处于困境：职工三年没领到一点工资，一切往来关系全部挂账，职工到农场商店买二尺布(当然是分配)，在农场食堂吃两角钱的饭，统统打条子转账，核算员的业务并不清闲。不发工资，工人也不照会计的面，每月结算工资我抱着账本、条子挨家挨户的跑，趴在职工炕沿上讲清往来账目，转账的欠条一户一月少则五、六个，多则十几、二十个，尤其机务人员外出冬检，每顿饭都打白条子，一个条子也就是壹两角钱。那种日子真不堪回首。
1963年农场为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调整了体制，把分场全部撤消，实行农场生产队两级管理两级核算。原来的五分场四个生产队归并成一个生产队，也是暂时维持，准备一年以后再全部撤出，并且仍然叫我任会计。这个队各居民点都有人、财、物，各居民点相距几十里，加大了我的工作难度。到农场办一次事，来回200华里，起早贪黑走路得两整天，穿过稠密的树林子，往往碰上野猪、灰狼，只能壮着胆子走。到下半年领导干部全部调出，只有我和二十来个工人守摊子，生产、生活我都得管。11月以后大地封冻通车，所余粮食、机具、物资加紧外运。每天四、五台拖车，我组织工人们清点、移交、装车，到年底才全部结束。我最后一个离开了我生活了六年的生产队。坐在车上看着离我越来越远的那些熟悉的老屋我流泪了，就在这一年我会计业务知识提高最快。农场办了会计业务学习班，农场计财科长许子祯同志任教。系统的讲授连队会计核算办法，会计原理基本知识，这算是我第一次接受正规会计业务训练，受益不浅。同年农场逐步完善了财务管理制度，加强了经济核算，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农场的经济形势，生产状况，人民生活也都逐年稳步上升，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做为一个普通会计我看到了大好形势，看到了农场的希望，更加信心百倍的投入工作。这些是贯彻中央调整方针的结果。
1964年调我到水利队任会计。那时农场水利事业刚刚起步，职工百余人全部是锹镐劳动，作业在野外，吃住在账蓬，实行计件工资。基本建设投资控制特别严，每月领发工资手续审查也特别复杂。我们那时管钱就是严，场长高文德外号“铁算盘场长”，我们这些管钱管物的人也个个跟着学当“小铁算盘”。
1965年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组长找我谈话，要我做好接受人民审查的思想准备。我愉快地表示愿意接受审查，通过审查也可对我来农场八年来做一次总结。可怎么也没想到社教队是那样的不信任我，外查银行有多少存款，内查我的家产，内查外调折腾了个遍。我当时工资才36.5元，爱人干一天多时挣0.92元，少时才挣0.60元，养活着五口之家，银行从来和我无缘，家里除了两床破被，最贵重的就算八元买的一块马蹄表了。可社教队对我还是不放心，小会讲大会讲，农场大喇叭点名广播，我真后悔我这一辈子干了这么一个工作。心底无私天地宽，我当时态度也不冷静，说“既然有问题你们也不说，到判刑那天公布罪行时我再澄清吧”。社教结束了，社教队临走时对我说“社教是一场革命，每个干部都要经受考验，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组织上知道，不要想不开”。我能说什么，只有更加谨慎的工作。
十年动乱期间农场遭到巨大的灾难，许多干部受到非人的折磨。不久，我便被“夺了权”，在马号、菜园劳动。白天劳动，晚上还得教新会计业务，这是“造反派”的吩咐，也是责任感促使我不得不那样干。我在数年的劳动中带出了三个徒弟。后来他(她)们都很尊敬我。我的得意门生刘春数年前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我知道后难过的流下眼泪。
1970年初全场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被人称是“贪污犯”又是“牛鬼蛇神”，于是挂出大字块“万炮齐轰齐元恭”。斗了两个小时回到家中，我家满墙、锅台、门窗都是大字报、大字块，除了打倒就是低头认罪，孩子们吓得哭，爱人神色木然。我说“不要紧，不管怎么样也得活下去，我们的孩子还小”。第二天一开门对面墙上都是大字块，“打不倒齐元恭誓不罢休”，我想我也不是个“什么人物”，就是个“人物”也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何必这么兴师动众呢?从这天之后天天对我开会批斗，天天对我爱人办学习班。三个月的批斗没有结果，把我弄到工地看管劳动。别人干轻活我干重的，别人休息我挨斗。1971年把我送到团部学习班，一呆就是八个月。直到1972年召开了职工大会，指导员钟伟一宣布我清正廉洁，坚持原则，运动中实事求是，上级说此人可用。
从此我下决心再不干财务这一行了。1974年调整工资时我主动要求把行政级改为农工级，意思是再也不干管理工作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吴副书记找我谈，叫我到物资科当会计，回到财务队伍里去。我没答应。吴副书记说：“干不干是态度问题，去不去不由你，组织说了算”。我只好到物资科报到上任了。到物资科后我深深感到责任的重大。全场当时每年总开支4 000万元，而每年的物资采购就得2 000万元，除工资、种子物资科不管外，其它的钱大部分都得从物资科花出去。这样一个大家大业的单位财务管理尤为重要。一接触工作我首先发现会计、调拨、保管账互相脱节，财务上不可能发挥有力的监督作用。第二，进货验收短缺太多，查询工作必须加强，否则损失太大，账目也显得非常混乱。第三，与外地厂家批发部门有往来关系的数十家，有二十多家数年拖欠账款不清。第四，采购人员拖欠公款挂账。其原因是原来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原会计病在北京一年未归。我当即在以上四个方面加大改进力度。规定当天物资进、销、存凭证，必须当天传递到会计室，当天算出进、销、存，使物资进、销、存情况掌握的清清楚楚。同时还规定物资进货三天必须验收完毕，准确地填写验收单，发现短缺立即查询。对拖欠账款的厂家都派专人前去对账催要。采购人员欠款多，当时外出补贴太少，外出人员都得自己贴钱，非常困难，我分别情况写了报告从救济金中解决。此后物资科的核算有了点秩序。这样做工作量虽然大了，尤其是二、三月份突击进货，每天几汽车的向里拉，每天的托收都有十几笔，我不得不打夜班或放弃休息日，但觉得工作有头绪，很愉快。
我在物资科干了4年，1984年我已是52岁的人了，看着穿花衣、扎小辫的会计一批批成长起来，再看着我这戴花镜秃顶大半的老会计，心里不是滋味，打报告要求调换工作。组织很理解我，同意调换工作，到政研室(后改称体改办)去。这以后，我就跟算盘告了别。退下来以后，回忆自己走过的路，真正有苦有乐有辛酸，而对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突飞猛进，更感到由衷地高兴。
1996年于八五六农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