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概述
第一节 创建时期


　　一、缘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全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各省、市、自治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与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局、办的联系日渐增多。1978年11月8 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汪东兴，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纪登奎批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恢复各省市自治区驻京办事处的请示报告）。随之各省市、自治区政府驻京办事处相继恢复成立。
　　1988年，黑龙江垦区经过十年改革探索，确定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方针。随着垦区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对国内外经济协作的迫切需求，争取国家各部委对垦区的了解、支持。总局人员到京活动日渐频繁，在京建立办事机构已经摆到总局党政领导的议事日程。由经常到京活动的财务、计划部门提议，农场总局决定，由刘文举副局长牵头开始筹建垦区驻京联络处。 二、筹建
　　1988年底，刘文举副局长率领财务处处长朱崇明，计划处张学利，经协办王立功和检察院董知铎在总局项目办原北京办公地点东直门东羊管胡同68号开始筹建黑龙江省农场总局驻北京联络处工作。
　　1989年3 月成立了筹建小组。组长王冠恒，成员赵家玺、董道本、董知铎、王立功、张学利和司机杨志新。财务处处长朱崇明经常到京参与工作。同年5 月筹建小组由东羊管胡同68号迁到朝阳门外大街景升东街华鑫旅社二楼办公，年租金7 万元。
　　1989年6 月总局决定正式组建联络处领导班子。陈文华任联络处主任，赵家玺任副主任，董道本任顾问。按照联络处职能，总局调配了相应的工作人员，分别安排王查负责办公室工作，董知铎负责信息联络工作，刘继荣负责接待和招待所工作，梁丽云负责财务工作，蒋本乔负责经销工作。不久，调来赵红充实信息联络工作。当时，在联络处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红兴隆管理局二机厂的北京销售点，经双方协商，总局同意，联络处连人（崔兆范、李培芳）带物接收，成为联络处的一个门市，后来交由蒋本乔、王立功负责管理。为开展经销工作迈出了第一步。至此，联络处的工作框架基本构筑成形。
　　三、办公及招待所楼房建设
　　
　　1988年初，总局领导在京参加农垦会议时，曾与北京农场局领导谈到要在北京建立办事机构，请在建设办公楼和招待所楼房方面给予协助。同年，北京农场局所属长城建筑工程公司拟在北京北四环东路小营选址建设办公楼，随即通知了总局领导。刘文举副局长亲到现场视察，同时财务处处长朱崇明代表总局向农业部农垦司汇报了情况。农垦司同意在1989年3 月份前立项并拨款500 万元。
　　筹建小组就选址问题一致认为北四环东路小营，地处北四环路以外，偏远，交通不便（当时该地区处在开发初期）。应另选其他地址。在财务处朱崇明处长参与下，王冠恒率领全体筹建小组成员跑遍了朝阳、西城、宣武、丰台四个区，均因价格过高或与有关单位合建当年又五指标而不能如愿。最终因立项期所限，经刘文举副局长、农业部农垦司刘连馥副司长、农垦司计划处陈丛红处长、总局财务处朱崇明处长和计划处魏克佳处长共同研究，确定了北四环东路小营地址。并和北京市农场局长城建筑公司协商，于1989年9 月10日正式签订了联合建设办公楼的协议。
　　办公楼建设由我方出资462 465 万元（包括楼房主体工程、电话交换设备一套、共用餐厅、锅炉房和浴池以及从院门口至四环路的道路），长城建筑公司出地。根据建设部和北京市有关文件规定，竣工后长城建筑公司向我方提供2 569.25平方米建筑面积楼房。具有永久使用权。
　　于1989年3 月开工建设，1989年11月竣工交付使用。之后又分别于1990年6月投资80万元，建办公楼与餐厅连接廊（即现在的大厅），建筑面积160平方米。1991年8月投资45万元，在餐厅之上修建二三层会议室，总面积1 035平方米。均拥有永久使用权。1992年投资13.6万元，参与集资热力厂建设，实行了集中供热。
　　1994年，因集中供热的需要，北京长城建筑公司拆掉原我方投资建设的配套工程供暖系统及浴室又建新楼。建好后于1995年8 月，将原来两家在一起的厨房搬到新楼。1997年11月4 日，双方重新签订“后建西三层楼的使用协议”。以二楼中间柱为界分南、北两半，二楼北半部和一层划归联络处使用。二楼南半部和三楼划归长城建筑公司使用。
　　四、机构设立
　　外省市政府驻京办事机构必须逐级申报，经北京市政府批准，才能在京取得合法活动资格。联络处从筹建开始就着手这方面工作。 1989年1月5日，总局向省政府办公厅呈送了《关于在北京设立黑龙江农垦驻京联络处的请示》(黑垦局呈[1989]1号文件)，3月2日黑龙江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向省政府办公厅呈送了(关于拟同意省农场总局在京设立联络处的报告)(黑京发[1989]7号文件)。3月9日收到了省办公厅《关于同意省农场总局在京设立联络处的批复》(黑政办函[1989]12号文件)。农业部向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呈送了《关于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在北京设立联络处的函》([1989]农(垦)字第47号文件)。当时北京市对各省在京建立联络处控制很严，只批准少数地市政府，其它单位一般不批。
　　此后，联络处领导多次到市政府办公厅当面汇报情况，又专门写了一份报告，充分列举论述了垦区在京设立联络处有利于北大荒的开发建设、有利于北京市经济发展、市场繁荣。最后，经北京市政府办公会议讨论通过，以国家大型企业集团的名义在京建立联络处。这样，前后用两年时间，于1990年9 月25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给农业部《关于同意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设立驻北京联络处的复函》（京政函[1990]40号文件）。从此，黑龙江垦区取得了在京合法活动的认可和政治地位，有了在京开展各方面工作的立足之地。
　　五、艰苦创业
　　
　　万事开头难，联络处初建时只有租用朝阳区景升东街旅社的房间，总局调配一台小汽车。不仅要安排十几个人的办公、住宿，还要接待总局领导和来京办事人员。1989年北京还实行凭票供应生活物资，大家寻亲访友，东拼西凑搞些票证，往返上百公里到河北大厂县总局的机械厂拉煤气，解决生活上的问题。炊事员没有调来，大家自己动手做饭，有时总局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也动手参与。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车辆不够用，大家乘公交车、骑自行车，不顾风雨烈日和严寒，早出晚归。饿了在小摊上买个油饼，吃碗面条。渴了喝大碗茶。当时购火车票非常困难，经常排队买票，紧张时主任、副主任也要出动，通宵排队，既要忍受售票厅内冬夏的寒冷与闷热，又要忍受难耐的困乏，以此保证领导和办事人员按时返回。那时，从佳木斯到北京站往返发车、到站时间都是夜间，往往迎送客人回来已是深夜或凌晨，匆匆休息一会，又投入第二天的紧张工作。
　　初到各部门办事，联系工作，忍受冷遇使人苦衷难言。初到联络处的人员大部分是科、处级干部，在垦区办事从不为难，可到异地他乡出门办事都要放下“架子”。主任陈文华原是领导十几万人的“县太爷”也常常受到冷落。为了垦区的事业他们忍受了，而且逐渐把北大荒人的形象留给了北京。从门难进、人难见、事难办到门好进、人好见、事好办都饱含着他们的辛酸和奉献。
　　新楼建成之后为尽快投入使用，联络处领导带领全体职工和招聘的服务人员共十几人，发扬北大荒人的艰苦奋斗、勤俭办事、开拓进取的精神，团结一致，日夜工作，不计报酬，在不长的时间里完成了从外租房到新楼的搬迁任务。从打扫楼内房间、清洗玻璃、清理楼道和院内垃圾，到搬运家具、设备、绿化美化环境无不凝聚着大家的辛勤和汗水。
　　改革开放为黑龙江垦区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抓住机遇把垦区建设成为全国现代化农业的典范和商品粮基地是全垦区人民的历史责任。联络处全体同志本着边建设、边工作的指导思想为第二次开发北大荒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两三年内不仅完成了建设任务，而且对总局面临许多需在中央各部委解决的问题都列入了联络处信息联络工作的当务大事。如总局领导交办的总局财务上划财政部管理，总局部分农场列入国家扶贫计划、争取组织有关部委重要人员到垦区考察、申报百亿斤商品粮基地建设项目、争取世界银行贷款购置农用飞机、争取水利部大额投资垦区水利建设和救济灾款项、转变资金来源渠道，吸收大量投资、调整产业结构提供项目信息等发挥了应有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为总局与中央各部委长期有工作联系，起到了铺路架桥的作用。
　　初建时期，联络处繁忙的建设任务和联络工作冲淡了思想政治工作，计划经济思想的禁锢忽视了市场经济的作用。一度曾因联络处待遇低、无住房、长期与家属子女分居，使有的人回去了，有的人调到了北京市工作，人员动荡、变动频繁，给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损失。内部管理缺乏全面的规章制度，造成行政管理不规范，党的组织生活不经常，以致在管理方面出现不少漏洞。交通安全工作开始抓的严，很正规，曾被当地管理部门评为一级单位。后来因放松了制度管理出现问题被降为二级单位。综合治理工作也受到了当地管理部门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