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文化大革命”


　　　　　　　　　　　　　　　　　　 第七节 “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双鸭山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遭到了严重地破坏和损失。
　　一、“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6年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后，双鸭山市和全国一样组织群众开展了批判活动。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市委根据省委的指示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并决定先在小五界 (文化艺术、教育、卫生、体育、新闻出版) 发动群众组织批判。不久，在毛主席批发“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影响下，全市学生、教师和机关干部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高潮。市第五中学2天内贴出900张大字报，市一中、矿务局煤矿干校师生也随后贴出了大字报，矛头直指单位的党政领导。市委派出100人的工作队，分赴学校搞了15天教师集训。“文化大革命”由此拉开了序幕。
　　二、造反组织的形成
　　最先组织“红卫兵造反团队”的是第一中学，当时成立了28个组织，接着机关、企事业单位也组成了“赤卫队”等“造反团”。学生以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为名杀向社会，冲击商店、焚烧戏装、书刊和化妆品。机关“造反组织”则开始批斗领导干部，最先受批判的是原市委文教部长、岭东矿党委书记武心田，市委财贸部长苗春青、电台台长王德纯和报社副总编卢谦。随后，批斗对象和手段逐步升级，从市委各部长到书记、从政府的局处长到市长无一幸免，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批斗。罚站、弯腰、喷气式、剪鬼头、画鬼脸、拳打脚踢无所不为，有的被打致残，有的病痛加重入院，有的被折磨精神失常。
　　三、“炮打”市委与“夺权”
　　1966年9月4日市内48个单位的“造反团”联合发起召开了全市25 000人的“炮打市委的点火大会”，市委领导站在台前受审，以莫须有的罪名强迫市领导检查。同时，矿务局机关“造反团”抄了8位市级领导的家，并把领导家的物品摆在矿务局大楼前展览。9月 8日市政法三机关在市委门前召开夜审市委常委大会，逼迫市委常委交待问题。10月 5日以后又扩大了批斗范围，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不但受批斗，而且还兴起了戴高帽、游大街。工厂停产、商店关门、学校停课、机关瘫痪，整个煤城陷于一片混乱。12月份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市一中10个“造反团”的33名学生绝食，一一○地质勘探队的“造反团”停产武斗。1967年2月4日市“红色造反团总部”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宣布市领导停止工作，隔离反省，监督劳动。
　　四、“三支两军”与革命委员会成立
　　1967年2月12日市武装部表态支持市“红色造反团”，3月份市武装部和23军派解放军进驻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校。1967年3月29日双鸭山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到4月底全市32 9个基层单位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一是进行解放干部的工作；二是掀起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新高潮；三是大搞“忠”字化运动。
　　五、反右倾，抓“漏网走资派”
　　1968年10月根据省革委指示，全市开展了层层抓“漏网走资派”的运动。一大批已经解放并被结合到各级革委会工作的干部以右倾的罪名又被重新揪斗、打倒。市革委于1968年11月25日至12月24日，召开了长达28天的全市党员局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会上点名批判了43名新站起来的干部，全市揪斗了196名干部，占当时局处级干部总数的68％。到1970年5月，新市委成立时，全市共立案审查的“漏网走资派”204人，其中：市级4人、局处级67人、科级 110人、股级23人。1976年全部纠正。
　　六、清理阶级队伍和追查“反革命谣言”
　　根据中央和省革委对清查工作的指示，双鸭山市于1969年3月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全市自上而下，对有历史问题、犯有各种错误的一律列入清查对象，全市有2 515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揪斗。在清队过程中，一些单位的“造反组织”私设公堂，严刑拷打，大搞逼供信。有44人因挺刑不过而自杀，5人被打死，致伤致残者40余人。24人被判刑，132人戴上了叛徒、特务、反革命等不同罪名的政治帽子。由此而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1976年4月8日，北京发生所谓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后，按照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认真追查反革命谣言的通知》精神，市委成立了追查反革命谣言领导小组，各单位有专人负责，经过层层发动，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全市共追查出所谓谣言、传抄材料518起、723件，一时间又搞得人心惶惶。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即“江青反革命集团”)。全市人民以极大的热情，兴奋地欢庆党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至此，“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