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政治保卫


　　　　　　　　　　　　　　　　第二节 政治保卫
　　1950至1953年，双鸭山矿区开展“镇压反革命”和“三、五反”运动，公安机关本着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原则，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查出蒋匪特务、土匪、地主恶霸等257人，其中：有6人被依法处决，33人被判处徒刑， 218人实行劳动监督改造。查出贪污犯37人，贪污金额达1万元，经定案处理13人，机关管制9人，劳动改造7人，判有期徒刑8人。
　　1955年 7月，根据中央关于“肃清内部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双鸭山矿区全面开展了肃反运动，市委成立了肃反领导小组，抽调650名机关干部和公安干警，全力以赴投入肃反运动。到1959年共查出反革命分子279人，其中：历史反革命分子270人，包括有血债的42人；现行反革命分子9人。运动中依法判处死刑的7人，死缓的3人，有期徒刑的74人，劳动教养的40人，社会管制4人，遣返原籍处理30人，被管制留用18人，行政开除劳动教养6人，被监督劳动的49人，留用改造44人，逃跑未归2人，自杀、病亡2人。从1957到1959年公安机关遵照中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对查出的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案件进行复查，通过复查，对错捕的30人，不应捕而捕的7人，可捕可不捕的16人，错判和执行政策有偏差的36人给予更正。
　　1957至1958年，在反右派斗争中，市公安机关根据中央对极右分子实行专政的指示，对16名极右分子实行专政，戴帽管制。
　　1960至1962年， 3年自然灾害期间，社会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配合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的叫嚣，蠢蠢欲动。他们涂写反动标语，投寄反革命匿名信和恐吓信，破坏生产，扰乱社会治安。市公安局历经 4个月的时间侦破一起反革命集团案件，逮捕了首犯王福和，骨干分子赵连喜、武桂新、何志权等人，并分别依法判处了徒刑。到1965年共发生反革命案件8起，侦破6起，破案率为75％。同时，还查处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各种案件线索267起，涉及283人，其中千元以上的26起，万元的1起。
　　1966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影响在公安战线上提出了“两个否定，一个砸烂”的口号，使公安机关瘫痪，把231名公安干警送到杨木岗集中审查，以莫须有的罪名残酷揪斗了23名干警，并拘捕4名。市委政法书记闵庆舜被定为“三反分子”押进了监狱。市公安局副局长文更新被无辜定为“叛徒”、“假党员”，押进监狱受到无情打击，残酷迫害。市公安局副局长赵庆林被定为“红旗军后台”被造反派押进监狱。“文化大革命”10年中，公安干警中发生冤假错案210件，230余人蒙受不白之冤，120人受到株连。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按照公安部第17次公安会议精神，拨乱反正，重新端正了公安工作路线、方针、政策。1978年中央发出了复查平反冤、假、错案的指示，根据“冤案要昭雪，假案要平反，错案要纠正，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实事求是，不留尾巴”的政策，在市委、市革委的领导下，1978年12月抽调20名公安干警和43名机关干部，组成了“三案”复查办公室，对1966年5月16日至1978年公安机关受理的1 324起案件，拘押和审查处理的1 344人进行复查。复查结果，政治案件中：冤案平反 104件124人，错案纠正67件67人，维持原结论270件270人，平反纠正率占政治案件总数的38.8％。刑事案件中：冤案平反22件22人，错案纠正17件17人，维持原结论的844件844人，平反纠正占刑事案件总数的4.4％。政治案件和刑事案件总平反纠正率占总受理案件的15.9％；给予平反人数占拘押审查处理总人数的17.1％，并为含冤而死的6人给予彻底平反，对被株连的126人发了平反通知书，复职23人，为 7名子女安排了工作；销毁虚构不实材料35本卷宗；全市支付生活困难补助费23.6万元，先后召开了 5次平反昭雪大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市公安机关加强了对公民申请出国、外国人入境和外侨的管理工作，按政策规定，妥善办理出入境手续，保护了出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和维护了祖国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