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贯彻教育方针


　　一、旧时教育宗旨
　　辛亥革命以后，废除“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提倡公民道德教育。民国4年北京政府规定“国民学校实行国家根本教育，以注意儿童身心之发育，授以国民道德之基础及国民生活必需之普通技能为宗旨。”
　　因宝清地处边陲，文化教育比较落后，以致到民国20年以前仍然是新学与旧学并存的局面，新学堂虽然一律使用统一的新教材，但广大乡村的私塾仍旧是尊孔读经。
　　伪满时期日伪实行奴化教育。其新学制宣称：“为养成忠良国民，即以建国精神为基础，陶冶人格，涵养德性”，所谓“建国精神”不外乎“日满一德一心”、“日本友邦”、“盟邦日本”，以至“是在亲邦”、“大东亚共荣圈”等。这就是要中国人俯首贴耳，充当日本殖民主义者的奴才。
　　二、解放后教育方针的贯彻
　　解放以后，宝清县执行了马列主义总的教育方针，即“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根据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无产阶级政治的不同要求，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相应地提出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口号，指导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解放初期，废除了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旧教育,实行大众的、民族的、科学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废除体罚，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原则。把为反动阶级服务的旧教育，改变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新教育。在配合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经济恢复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1952年在党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总路线以后，进一步加强了学校的政治教育工作，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活动，也参加了“三反”的伟大斗争，促进了学校的民主管理，逐步确立了工人阶级思想对学校的领导。并开始注意了对学生的劳动教育，批判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要求学生正确对待升学和就业，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1953年12月，贯彻政务院《关于整顿和改进中小学教育的指示》，提出“教学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1954年，中央文委指示教育实行“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扭转了盲目冒进的趋势，使教育同国家经济建设相适应。
　　1957年，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了我国教育的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由于一时认识上的片面性，宝清县中小学在配合“大跃进”、“大炼钢铁”、“翻卫星田”等政治、生产活动中体力劳动偏多，挤占了课堂教学。随着各项事业“大跃进”、教育也大发展，如扫除文盲的报捷，小学的普及，发展了全日制、半日制中学和农业中学。
　　1961年，全日制小学《暂行条例》下达，全县教育界掀起贯彻《条例》的热潮，纠正前段时间教育事业发展盲目冒进的错误倾向，建立起正常的教学秩序。
　　1964年，毛泽东主席针对当时学校情况发表谈话，要求减轻学生过重负担。同时贯彻刘少奇主席提出的“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意见”的指示，又一度发展了农业中学。全县积极改进教学，提倡“少而精”和启发式教学，提高了教育质量。
　　1966年5月，毛泽东主席的“五·七”指示发表。强调要求“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以后又发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不能继续下去了”的口号，宝清的学校进入十年动乱时期。
　　“停课闹革命”至1968年3月，全县开始“复课闹革命”。1968年7月，工宣队，贫宣队进驻学校，同年秋实行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中学下放到公社。
　　1971年7月，“江青反革命集团”抛出对全国教育的“两个估计”，全盘否定解放后17年的教育。批判所谓“师道遵严”、“智育第一”、“白专道路”、“反动技术权威”、“教学中心”，提倡“开门办学”，推行“在干中学”、“走出去，请进来”、决定向学校“掺沙子”，改造原有教师队伍，要同工农划等号，搞“对流”。
　　1971年宣布废除大中专升学考试制度，实行推荐选拔制度。
　　1974年发表“白卷”英雄的新闻，并利用一个小学生的日记大作文章，“读书无用论”、“越有知识越反动”等思想泛滥，进一步把学生引向歧途。
　　1976年10月结束了十年内乱。1977年学校开始拨乱反正。1978年秋季起试行各科教学大纲。同时恢复大、中专择优录取，统一升学考试制度。1978年教育部公布了修订全日制中学和全日制小学的两个《暂行工作条例》，恢复了学校正常教学秩序，使学校工作有了共同遵循的准则。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把教育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教学上来。县文教科注意抓了中小学规章制度的建设、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和教学方法的改进。加强了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工作的领导。这年9月开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学习，解放了对广大教师的思想。并着手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提高了对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理解，调动了师生教和学的积极性。
　　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解，几十年来是走了一个“之”字路。50年代初期，对全面发展有平均发展的误解。那时，学校和班级把培养“门门五分”作为奋斗目标。平均发展的结果造成学生学习负担过重，严重地影响了学生的健康。1958年以后，由于左倾思想影响，过分强调了直接的体力劳动，以致影响了教学质量。十年内乱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全面发展的学说，鼓吹“知识分子同工农划等号”，用拉平的办法来实现“体、脑”的结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全面发展问题的曲解逐步得到澄清。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重申了党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指出：“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打倒“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拨乱反正，广大教育工作者都以急切的心情要求提高教学质量，希望把失掉的时间夺回来，尽快地为四化多培养人材，工作是有成绩的。不过，进步中的不足，就是对学生的健康有所忽视，有的学校由于课程负担重，挤掉了体育锻练的时间，以致影响学生体质有所下降，发病率提高。这已经引起教育工作者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