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民俗
第一节 风俗及陋习


　　　　　　　　　　　　　　　　　　第一节 风俗及陋习
　　本县域内，周秦以前为肃慎之国，汉晋改称挹娄，魏晋称勿吉，隋唐始称靺鞨，有粟末靺鞨与黑水靺鞨二种。按居住松花江、牡丹江流域一带者为粟末靺鞨，在黑龙江流域为黑水靺鞨。宋、辽、金、元以后称女真或女直，明清称满洲。按本县所居之民，属满洲民族之一源流。数千年来，社会生产之发展，战争动乱，居住迁徙，文化之交流，民族风俗习惯之演变、递禅乃不可避免。现仅据历代史书记载及演化情况，分别简述如下。
　　一、古代肃慎人风俗考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载：挹娄“处于山林之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夏则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后”。
　　又《晋书》九十七卷载：肃慎氏居深山穷谷，其路险阻，车马不通。夏则巢居 (在地上构木葺草为巢)，冬则穴处(挖地窨子)。父子世为君长 (世袭)。无文墨，以言语为约。有马不乘，但以为财产而已。无牛羊，多畜猪，食其肉，衣其皮，绩毛以为布……。无井灶，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坐则箕踞，……得冻肉坐其上令暖。……皆编发，以布作

(披衣)，径尺余，以蔽前后。将嫁娶，男以毛羽插女头，女和则持归 (女方也同样用羽毛插男头以和之——表示同意，男便可求请偕归)，然后致礼娉(聘)之。
　　《魏书》卷一百中说：“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没有统一的帅主)。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 (是东夷最强的一支)。言语独异……。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即松花江)。其地下隰(低洼潮湿)，筑城穴居，屋形似塚，开口于上，以梯出入。其国无牛，有车马，佃则耦耕，车则步推。有粟(谷子)及麦稷 (不粘的黍)，菜则有葵(冬葵)……。嚼米

酒 (煮熟的米饭发酵起来)饮能至醉。妇人则布裙，男子猪犬皮裘。初婚之夕，男就女家，执女乳而去，便以为定，仍为夫妇……。头插虎豹尾，善射猎。弓长三尺，箭长尺二寸，以石为镞(即石砮)。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塚上作屋，不令雨湿；若秋冬，以其尸捕貂(当诱饵)，貂食其肉，多得之。常七、八月，造毒药傅箭镞，射兽禽，中者便死，煮药毒气亦能杀人。国南有徒太山(即长白山)。”……
　　《北史》及《唐书》亦有类似记载。
　　《契丹国志》卷二十五载有：“距契丹(指今辽宁一带)，东至于海有铁甸，又东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无定居，行以牛负物，遇雨则张革为屋。常作鹿鸣，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酿糜(黍)为酒。”又《契丹国志》卷二十七载。“混同江之地 (松花江与黑龙江汇流以后谓混同江)其俗刳木为舟，长可八尺，形如梭，曰梭船 (即今之独木舟)，旋一浆止，以捕鱼，至渡则方舟或三舟。”金代《北盟汇编》中记载说：“女真冬极寒，多衣皮，虽得一鼠，亦褫皮，藏之，皆以厚毛为衣，非入室不撤，稍薄则坠指裂肤，盛夏如中国十月。”
　　“其人则耐寒忍饥，不惮辛苦。食生物，勇悍不畏死。善骑，上下崖壁如飞。济江不用舟楫，浮马而渡。精射猎，每生野兽之踪，能蹑而摧之。得其潜伏之所，以桦皮为角吹之呦呦之声，呼麋鹿射而啖之，但存其皮骨。
　　“其俗倚山谷而居。联木为栅(木杆夹的障院)，屋高数尺，无瓦(开始营建房屋居处了)，复以木板，或以桦皮，或以草绸缪之(苫盖披葺)，墙垣篱壁，皆以木门，皆东向(朝东)，环屋为土床，炽火其下，与寝食起居其上，谓之炕，以取其暖。奉佛尤谨(敬佛尤其严谨郑重)，以牛负物，或鞍而乘之，遇雨多张牛革以为御。”
　　“其衣服则衣布，女子白衣，短而左衽。妇人辫发盘髻，男子辫发垂后，耳垂金银，留脑后发，以色丝系之。富者以珠玉为饰，衣墨裘细布，貂鼠、青鼠(即青鼬俗谓之蜜狗)、狐貉之衣，贫者衣牛，马、猪、羊、蛇、犬、鱼之皮。”
　　“其饭食则以糜酿，以豆为酱，以半生米为饭，渍以生狗血及葱韭之属和食之。芼以芜荑(一种有香味可食的药草)。食器无瓠(葫芦瓢)陶无碗筋(箸，筷子)，皆以木为盘。春夏之间，只用木盆注粥，随人多寡盛之，以长柄小木勺子数柄，回环共食(弄几只长把木勺，围坐进食)，下粥肉，味无多，止以鱼 (吃鱼作为进餐的结尾)。生獐生间用烧肉(抓到獐子活着就捺到火里烤成熟肉)，冬亦冷饮，俗以木碟盛饭，木盆成羹下饭，肉味与下粥一等(吃肉或喝粥都是这样)，饮酒无算(喝酒却不一样)，只用木勺子自上而下循环酌之(用木勺轮流喝)。炙股烹脯以余肉和菜捣臼中，糜烂而进，率以为常 (烧肘子烹肉剩下的余肉，加菜放在石臼中捣烂之后再吃，成为一种习惯)。
　　其礼则掿手，退身为喏，跪右膝，蹲左膝，著地拱手摇肘，动止于三为拜。
　　其言语谓好为“感”或为“塞痕”，谓不好为“拉撒”。谓酒为“勃苏”，为“拉杀”，为“蒙山不屈花不辣”。谓“敲杀日蒙霜特姑”，又曰“霑勃辣骇”。夫谓妻为“萨那罕”，妻谓夫曰“爱根”。
　　“其节序，元日拜日(年初一)相庆重，午则射柳祭天，其人不知纪年，问之，则曰，吾见青草几度一青一黄为一岁。
　　其歌则有鹧鸪之曲，但字下长短鹧鸪二声而已。
　　其疫病则无医药，尚巫祝(巫神跳大神)，病则巫者杀猪狗以禳(除)之，或车载病人至深山大谷以避之。其死亡则以刃

额，血泪交下，谓之送血泪，死者埋之，而无棺椁。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所有祭祀之物，尽焚之，谓之烧饭。
　　“其道路则无旅店。行者息于民家，主人初则拒之，拒之不去，方俱饮食而纳之，苟拒而去，则余家无复纳者矣”。
　　“其市惟以物博易(以各种物资广为兑换)，无钱无蚕桑，无工匠舍屋车帐，往往自能为之。”
　　“其法律吏治，别无文字，刻木为契，谓之刻字。”
　　“赋敛(税收)调度，皆刻箭为号，事急者三刻之。”
　　以上所述各代风俗习惯，均属今吉林以东以北之地，或直指混同江一带。此地古富森林，地势阴湿，居处寥落，往来阻塞，语言差别较大，并非专指某一部族，乃泛指这一地区之简要记述，可谓满族风俗习惯之源流。
　　世居乌苏里江中下游之瓦尔喀人及赫哲人之风俗习惯，概言之，如以上所载；依山傍水而居，地势低湿，夏季散处，冬季穴居(地窨子)。至金代已营筑草木结构之简易房屋，此乃一大进展。但因气候严寒，穴居仍袭用之。直至本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江边捕鱼或森林狩猎仍有住地窨子者。依崖畔土坎，掘成大坑，上架横木，苫草，上覆以厚土，留洞门于其上，以梯出入，同古肃慎、挹娄人基本相似。唯此地居民，因人烟稀少，资源丰富，以渔猎为生，用弓箭、镖枪或猎犬猎捕野兽，用鱼叉及简单钩网捕鱼。农耕则属极少数，因畜豕者极少。婚姻习俗大体相同，基本属一夫一妻，但男女之交合并非同汉族禁守，仍残留原始社会影迹。死人直接掩埋，无棺椁装殓。
　　二、清代民众生活影溯
　　清初，此地主要居民为瓦尔喀人。富者衣布，贫者夏则衣鱼皮，冬衣狍鹿皮。多依山傍水而居，以渔猎为生。夏季捕鱼以营生。捕鱼初以鱼叉，后渐用网。渔者常立于河岸之旁或踏于草墩之上，静视水面动向，发现有鱼过往，即以鱼叉击之。鱼叉柄上带有细绳索，射中之后，将绳索散开，尔后扯长绳将鱼拖至岸边获之。此种多为捕

罗鱼或蒙古鲌、鳡条等大型鱼；次则垂钓，多为老年翁妪及童稚从事之捕鱼方法；次则选洄水浅流，用木条夹成栅栏引鱼入鱼笱，名为下 “迷魂阵”；另则在小河上夹栅栏挡小渔梁子。 或冰冻期，在泡沼里凿冰洞捞鱼，名“砸干锅”。至若挂网、等网、圈网、滚钩、大拉网等，则系内地汉民引入。乌苏里江捕捞大马哈鱼，曾用架子钩(见后渔业)。捕鱼，鱼产虽多，因交通阻塞，人烟稀少，只是自给性生产，剩余产品制成鱼干，或炒制鱼毛(见前)，以为冬季之食用。余则多弃之江河。浅沼中鲫鱼常麇集，结冰后，全部冻死，春暖时，随水漂走。冬季居民多靠狩猎，捕捉野猪、狍、鹿等，用于肉食。春夏之季吹哨诱捕马鹿，则为获取鹿茸鹿胎，捕虎取骨。其他小形动物，则用于衣着裘帽。尤为紧要者为捕捉紫貂、元皮、水獭等。此类毛皮及鹿茸、熊胆、虎骨、人参等特产，则用作向内地贸易，换取衣着、盐、日用品及粮食之类，紫貂按户纳贡。
　　清初，来此汉民，多为商人，或采挖人参之刨夫(见《吉林通志》)、猎手、渔人等。常同本地瓦尔喀人居住一起，多为独身，或有与之结成婚姻者，内地生产器用亦不断传入本地。十八世纪有大批山东、河北逃荒农民来此谋生(见熊式辉纂《东北人文经济丛书》)，其后逐渐增多。十九世纪末《北京条约》签订后，沙俄侵占我国乌苏里江以东之广大地域，俄华商人投放资本，雇佣大批苦力来此一带深山老林种植鸦片，以获取暴利。流民来此，只卖劳力，或少有资本，几人联合一起，于山谷间搭盖小屋，披荆斩棘，伐树垦田，耕种粮谷或鸦片。农作物仅玉米、马铃薯、窝瓜等，面积不大，而产量尤高，唯遭野猪、黑熊、花鼠、山禽等为害，故家家皆养狗，少数养猪，牛马极少。每逢玉米伸棒时，夜间必于田间护秋。粮以解饥，烟(鸦片)以代币。虽则如此，则贫困无以解。其一，官税苛刻；其二，居民大多染上吸食鸦片恶习；第三则商人盘剥，收购鸦片，获利一至二倍。自内地运进之生活日用品，价且昂贵，烟民所剩无几。交易又以鸦片代币兑值，压等压价，居民承受反复盘剥。
　　清光绪末年，此地人口尚为数无多。山民外出时，门无须加锁，即支以木棍为记。过路之人，启门即自做饭吃，或逗留夜宿，任其自便。但有粗(粮)而不做细(粮)。走时屋内外打扫清洁如故，秋毫未动，依旧将门棍支好。彼此均如此相处。若遇天黑，路逢山家，不管生熟，一概留宿管饭，概不计较，盖养成一种习俗。偶或赶路人遇屋内无人，陡起歹念，窃掠财物，一旦被人认出，不论财物多少，方周里外则群起而攻之，轻者重笞，重者当即处死。此种近似野蛮之文明，在此地曾经沿传一时。奈人口之日渐增多，往来频繁，此种文明逐渐被盗贼蜂起之混乱局面所代替，即本地群众所传“乱了沟”(山沟)之时期，此乃本世纪二十年代以降之所经由。
　　三、吸食鸦片恶习及其根绝
　　鸦片传入此地当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因此地人烟稀少，森林茂密，便于匿藏。开始是俄、华商人雇佣一批失业农夫来此地垦田种植，渐成为官办、合法与半合法之种植，直至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鸦片烟一直成为本县农业之主导(见《饶河县事情》)，因此大多鸦片种植者及官吏、军警均染上吸食鸦片习惯。据伪满洲国康德五年(1938)饶河县公署行政科调查，全县成年吸食鸦片者达到百分之五十五以上，足见鸦片烟毒在本县危害程度之大。普通农民种植鸦片，除去官税，加以个人吸食及日常生活费用，所剩无几(详见卷八)。贫者吸不起鸦片，改成口服。口服不起，改成静脉注射鸦片液。因鸦片中毒，凡注射鸦片液者，每天必注一至二次，经月便成为满面青灰之大烟鬼，骨瘦如柴，食欲不振，劳动能力大减，不消一两年间，便奄奄死去。
　　本县曾经几次销禁鸦片运动。民国十八年(1929)富锦驻军路永才团长，率部下 800余众来本县打毁烟苗，因生活出路未能妥善安排，加以豪绅反对，虽收到一定之效果，终于半途而告终。伪满洲国自伪康德六年(1939)以后，多次采取戒烟措施，对鸦片种植者及吸食者逮捕拘留或送入密山教养(康生院)，或限期遣散内迁(伪康德九年——1942)，均未彻底灭绝。与此同时，官方组织森林特务队，在深山老林种植鸦片，且开设官办大烟馆，名“管烟所”，对上层吸食者按人限量供应(配给)。一般贫民鸦片无来源，吸食者始日渐减少。直至东北光复后，民国三十五年(1946)，又有私种鸦片者，大获高利，吸食鸦片之恶习又兹复起。民国三十六年(1947)共产党领导之合江省政府虑念本县地处边疆，倍受日寇蹂躏，民众极端贫困，为使本地居民得到休养生息，曾派裕东公司经理刘雁来来此组织民众允种鸦片一年，实行国家派种包购政策，然亦散入民众手中很多，吸食鸦片，又风起一时。民国三十七年(1948)土改后，实行禁烟运动，时仍有少数散民到深山密林私种鸦片。为此，县政府每年六、七月份组织地方公安武装深入林区搜查。1948、1949二年，每年搜捕来自富锦潜入县内深山区及沼泽地上之散生密林中私种鸦片者，数达七八十名之多。1955年以后，私种鸦片始告断绝。1950年，县政府颁行“存贮鸦片烟登记，由政府统一价格收购”之通知，限过期不登记或私自贩卖者，按贩毒以法处治。开展禁烟运动，将残存在县内民众手中之鸦片收集大部，计有 2 600余两(经县公安局上交数)。仍有少数人存贮不交。旋于1954年，及虎饶合并后之农场时期——1959年冬季，再次清查毒品，俾县内存贮私人手中之鸦片基本肃清。其后虽1960—1963年四年间，全县(当时八五九农场)又一次实行国家派种鸦片，用于医药，由于收获期控制严格，统一掌握交售，产品并未散八私人手中。至此，本县域内无吸食鸦片者。
　　四、独身聚居与一妇多夫
　　本县人口按性别统计，历来男多女少。建县初期，本地人口，大多是来自山东、河北及东北南部一带到此谋生之独身汉，或有妻室在家，只身在外，因形成本县人口男女比例之悬殊。据伪康德二年(1935)编辑出版之《饶河县事情》所载，当时全县满人 (即汉人)男女比例为7:1(即男七女一)；朝鲜族男女比例为 1.5:1。由此可见，本县当时居民，多是流徙不定之居户。积年累月在山沟里奔波流离，衣着缝补必依附于有家室之定居户。有的三、五人结伙立户者，名为跑腿子窝棚。由一个人主持炊事，料理食宿，余则参加耕种，收获所得，按人分成。或附于家族亲友及同乡，或因某种机缘而凑集一起。几个男人，守一妇女，亦即一妇多夫之局面。有一男子为户主，如马鞔车之驾辕者，余则为边套偕娩者，故曰“拉帮套”，大凡指此。但能和平相处。此风习，直至土改后1955年，县内仍不乏其例。1956年高级合作化以还，此批二、三十年代之青年流民，皆年事已高，大都因穷途潦倒，一生鳏居，已无家可归，或原籍虽有亲人，但大多亡故，因亦无恋乡之心，遂乃宿志边疆。至高级合作化时期，此批鳏老之年龄，多在七十岁上下，有依托住家户养老者，无依靠者，进入敬老院，至七十年代，基本已全部谢世。后来之居民多为转业军人、知识青年或从内地迁来之流民，均有家室，故一妻多夫之情形，遂成过去。
　　本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因男多女少，曾出现专事流动卖淫即所谓“野妓”者，有以开鸦片烟馆为遮蔽，招徕顾客获利，俗称“要人的”，即指此类。或外地妓女业，专等鸦片收获季节，乘船远自哈尔滨、佳木斯、富锦一带流入本地，深入各山沟，搜刮民财。本县城内曾设有私人开办之二处专业妓院，一日平康里(旧大门洞以西)，一日桃花巷，招来四乡烟民，窃削膏脂。尤因流入此地之独身者，大多累于鸦片烟毒，胡匪劫夺，商妓盘剥，致穷途潦倒，贫病如洗而无家可归(有家难回)。此乃本县四十年代以前社会状况之真实写照，其悽惨之状，可见一斑。
　　五、赌 博
　　自本世初始，因鸦片种植之扩大，由远东及关内来此地流民之增多，商业随之繁盛，曲艺、京戏、木偶戏等各种文娱行业相继传入。于是娼妓赌博随之兴起。除县城内有专门开办之宝局、牌九局、纸牌局、会局等赌场外，各山沟居民聚居点，皆成赌博集中之地。尤以鸦片烟季过后之秋冬闲季，则赌业大兴。开赌场者靠“抽红”盘剥民膏民脂。有既开烟馆，又兼赌场，或兼营暗娼。县内所有居民，不参加赌博者几稀。最为广泛者为一种押会(又名押花会)之赌博，上自老翁老妪，下至童稚少妇，均被捲入。此种富有戏剧性及趣味性之赌博场中，劳动者一年所得，常被这些嗜噬行业所吸光，直至囊空如洗方告罢休。 本县赌博之风，续延三十余年(1920—1946)，至伪满洲国康德五年 (1938)为极盛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本进入东三省之后的几年间，全县城及一区八道沟(见卷二行政区划)，共有赌场 110余处，会局达十几处之多，打纸牌赌博，比比皆是。很多赌徒在输光本金之后一时愤懑绝望，常常行凶杀人，或偷盗抢劫。往往是开赌时称兄弟，罢赌时结冤仇。有输至倾家荡产者，弄得一无所有，流落街头讨要，或靠偷摸为生……。赌博直接危害着社会之生产发展与人民生活之稳定，为一种致乱与诲盗之引线及媒介。
　　至伪满洲国中期(伪康德四年即1937)以后，随日伪靖安政策之加紧，烧房并屯，社会生产力之破坏，人民生活陷于极度动乱不安之境地，绝大多数人，糊口尚且无着，故赌博之风，一度匿迹。但在县城，每逢春节至元宵节间，仍有打纸牌、麻将或推牌九之风。但动大输赢之宝局、会局已经废止。民国三十四年(1945)，日本投降后，直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地方维持委员会时期，各种赌博在县城内，又一度兴起。其间有宝局二所，会局二班，骰子宝局，定期或临时性之牌九局等赌场凡十余处。直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共产党正式接收本县后，赌博之风方兹停息。
　　兹将本县流行之赌博种类简记如下：
　　打纸牌 系由内地传习之一种赌博形式。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条(鱼)、并(饼)、万及红、白花、老千(相当十万)等，每种四张，共计120 张纸牌组成。各牌均以水浒传上人名为指。如一条为张顺、二万为武松、五万为李逵、老千为晁盖……。由三人或四人摸抓，依次抓取，收或打出，组成一、二、三条或二、三、四并或五、六、七万为对付，或 3只同样牌也可对付，最后以先组成牌对付者为胜。取胜时，必须有二张同样之牌阙作“掌子”为赢。依其所凑牌对付，自摸或差收(别人凑成的牌付)计算出“糊”数(即赢得之分数)，以每糊(分)为多少钱，由输者付给赢者。
　　麻将 与纸牌基本相同，为骨质或塑料制成，呈扁平四方立体。牌面刻有几条几万几并字样，较纸牌多东、西、南、北风 16枚，计合136枚。打的方法也多有变化，遍布我国南北方，平时及年节，也有用做游艺者。
　　牌九 为乌木扁平长方立体，共32枚，每二枚成对，上刻有若干圆形圈点，涂以黑白二色。以一人为庄(主)，余三人赌注钱款，每人取四张牌九为度，分先后二次出示，各按出牌之点数多少赌输赢。如庄上点数多时，将各门所注之钱，尽行煞收。如庄上点数低手某一门，则由庄上按注者所押钱款数额，赔付赢者，即低于一门，赔输一门，高于一门，赢收一门，轮次捷速，为一种见大输赢之赌博。
　　宝局 又名“押宝”，以一人为赌东——宝东，用铜制成一四方形宝盒，中有四方形宝芯，用半黑、半白为记。以正中已向为一，对面为三，左向为二，右向为四。以白色宝芯所向并有缺刻处，为所指数向。宝官在密封室内，做好宝芯向指某一点数，加扣宝盖后，由小窗口，递与前案经理人(土名“扶拉子”)，放入赌案正中，宝盒底斜立而卧。于是由经理人招来周围赌注者，或押孤丁(孤注某一门)，押中时押一赢三；或押二门“一三穿”，亦或押“二四杠”者，中者押一赢一。亦有押一门余二门保本，只输一门。经理人将所押之款，具各放好，便开始揭宝盒，或由押钱最多者揭宝盒盖。中者按规定由经理人当场付钱。输者，同时将所押钱，当即煞收。此种亦输赢较大之赌博。
　　掷骰子 骰子系用兽骨刻制而成之正方形立体，大小不一，一般边长度为1——1.5公分，每侧刻有圈点。共六面，分一、二、三、四、五、六个数点。一与六对，二与四对。用同样大之骰子三枚，向碗里投掷，以赌输赢。设主庄一人，押注者不分多少均可，各将所押钱款摆子案前碗四周，主庄先掷，碗里出现点数为一、二、三或二、三、四，以及两个相同点配一之圈点时，不用计较，当即全部付给押者钱(庄家输)；如主庄掷出三四五或四五六，或两个相同点配一个六点，则不需计较，当即煞钱(庄家赢)。除此之外，则庄主掷完，押者再掷，以点比较，押者点高于庄主，庄主赔输，押者点数少于庄主，庄主煞钱。此种赌博形式，场内喧哗嘈杂，主庄掷时，群呼“眼子”(诅咒其出现一个点数)，己掷时，则呼“四五六”或“六猴”，以祈其赢。
　　骰子宝 置瓷碟一只，中放三个骰子，上覆以瓷碗，再用一张白纸放于案上，上划一横杠，二竖杠，呈六个空格，由一至六，各写上一个数号，主庄端起瓷碟，猛摇数下，尔后放于案上，各赌者，围于案之四周，将钱放在所押点数方格内，启宝(碗)，按所示点数定输赢。押中者，庄主赔钱，未中者，庄主煞钱(赢)。
　　会局 又叫押会或押花会。此种赌博形式肇自关内，不知其所由起。立会名三十有七，曰：音会、元吉、河海、安士、天龙、龙江、太平、占奎、根玉、永生、红春、合同、汗云、青云、板柜、明珠、青元、九官、有利、茂林、日宝、福孙、元桂、万金、入山、火官、天申、坤山、只得、必德、三怀、至高、上招、吉品、正顺、井利、光明等，以各门象一种人或物，如音会象观音老母，元吉象道士，河海象和尚，安士象尼姑，坤山象老虎，红春象妓女、吉品象官员，入山象海蛰或盲者，青云象淑女，青元为媳妇……举凡社会所有职业人物、六畜 (马、牛、羊、鸡、犬、豕)、三光(日、月、星辰)无不有所象指 (代表)。又规定每会名，除音会外，其余三十六门，各有正副门，如正门有利(财主)，副门为只得(小偷)。反言之，只得为正门，而有利又是副门，河海与正顺(渔夫)互为正副，日宝(学生)与茂林(先生)互为正副……。由出会之大庄主喊会。下组织若干写会人员，名为“跑封”者，即跑封人员走街串巷，争求押会。押会者将所押之会及钱交与“跑封”写会人员，用纸写下，并叠折成封，表面只记钱数，标上跑封者代号，汇总后，将所押之钱交予会庄查点无误后落帐，并将会封夹入钱贯绳内，用青钱为隔。各“跑封力将所写会封收齐后，赌主当众面喊会，大声呼道，出“音会”或出“日宝”等，一旦喊出，两侧记账查封人员齐声应道“打么”(读夭)！即祝贺所出会门得当之意。管帐先生，随顺书所出会名二字，侧旁加以“打么”二宇，成四方形，再加盖招财进宝四字红印。尔后，分户拆封，中会者押一元，赢得30元(主庄赔)。未中者，全部算输，所押之钱，由会主煞收。跑封人员交封时，只交所押款额百分之九十，会庄拿百分之十作为对跑封者之奖励，以百分之五赠账桌先生。中会者(赢钱人)复以所赢钱百分之十赠予跑封者。主庄煞钱多时亦按百分之五——十奖给账桌列位。
　　押会，带有极度迷信色彩。以夜间做梦所见景物为据，然后测押某会，或有写成三十七门会名，供于佛堂神龛，而后自行抓取，为之向神讨会。也有将三十七门会封，装入死人头盖骨中抓取，为之讨鬼会，求鬼灵佑。也有偷放于女人裤裆掏者，名为讨彩会。此种赌博形式，自本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在本县极为盛行。民国三十四年(1945)东北光复后，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仍在本县盛极一时，直至共产党剿匪部队——王团进驻本地后，乃告废止。
　　升官图 为一种套用封建时代之学制官级名称定升降，绘制成一种布满学名、官级名称之图纸。刻一四方体，下带圆锥式之木制陀螺，上写德、才、功、赃四字，赌者依次用手指捏陀螺中芯旋转，停转时，陀螺上面呈现“德”字时即依官职名称下所注向前进升，遂将签码置于某官职名称上，如旋个“才”字，亦按所示晋升级别进升。“功”字少进，唯“赃”字倒退——降级。晋升者得钱，降退者输钱。升至状元者，出任未出任俱各纳贡(输钱给状元)。升为太师者为终极，赌者俱各进贡一次退场。其余几人继续比赛，以最后剩一人未入太保太傅或太师为局终。此种赌博多为儿童、少年所习演，也是一种游戏。东北光复后，遂告湮泯。
　　六、盗 贼
　　自本县种植鸦片之日始，盗贼遂为之蜂起。有三五十人结伙之大帮，持枪为大盗者，专肆绑票要挟有钱人等，名为“胡子”。此等人，多系来自内地之无业游民或赌徒，不事劳动，好吃懒做而入伙为盗者。亦有少数流氓歹徒，三五结伙，杀家，劫路者，名为“小线”。许多无辜农民，因种植鸦片，少有收获，常一举将全年收获劫掠净光，甚或全家丧生。有持鸦片烟进城，换取布匹衣物，半路即被劫洗一空。或有当场被杀害者，置尸于路旁村边，无人收殓。此种悲惨恐怖之情景直延续至本世纪三十年代。县城西有隋家小山(今名一棵树)，山南有一高阜之漫岗，遍生柞桦林，原名“故动林子”，三义村西北15华里处，有七里长大岗，林木萧森，名“太平岭”，均为盗寇出没之所。遭劫之烟民不计其数。“故动”即易发生险奇事故之意。“太平岭”，隐喻不太平之意。现该岭原生树木，七十年代即已被砍伐净尽，但岭名犹存。其它山沟要隘亦多有盗贼为患。直至“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武装兴起，在共产党感召下，或被改编为抗日军，或被剪除。加以日寇烧杀并屯清野政策之实施，人民四处走散，俾贼盗无藏身之所，已自绝灭。1945年东北光复后，至1947年末，地方胡匪又盛极一时。杀家劫舍偷马之贼盗再次出现。饶河至富锦县中途之宋家大林子，长尾巴林子，七星岗(今建三江)一带，也曾有贼店出现，过往车马行人惨遭劫杀之情形，屡有发生。直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土改后，经过清剿，地方治安工作加强，本县盗贼之患，方始根除。
　　七、帮伙结拜
　　建县以来，本地居民，无论上层或下层均有结拜把兄弟之习俗，俗称“磕头弟兄”，己达到十分庸俗之地步。所谓“金兰结盟”实则根本无相同志趣，也无生死与共之感情，凡相处一起即结为义兄义弟。少则三、五人，多达一二十人。溯其源，盖此地居民多系内地流入之散民，只身在外，举目无亲，胡乱凑集一起种植鸦片，务农或营事伐木帮，皆冀期有几知已以为托靠，另则结拜， 尚可避免相互加害，或遭受他人之欺凌或坑骗。或以小儿拜相识挚友为 “干爹”“干妈”，为之干亲，或纳为义子”、“义女”之风亦常有之。1948年土改后，宣传阶级观念之后，帮伙结拜之风，已自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