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日本侵入饶河后之残酷统治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之民族救亡运动


　　　　 第二节 日本侵入饶河后之残酷统治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之民族救亡运动
　　日本关东军守备队之所以顺利攻占饶河，系由东三省全部沦陷之形势所决定，救国军孤立无援，尤其伪大同二年(1933年)以降，日本已全部控制富锦、同江、宝清、密山、黑嘴子，对饶河形成包围圈。此前本县一切粮食布匹及生活日用，历来仰仗由乌苏里江水道运进，日本进驻富锦后，在关东军守备队长今田(中佐)指使下，切断哈尔滨通往饶河之客货轮船运输，十二月间，又切断富锦至饶河之陆路运输，对饶河实行经济封锁，追使救国军衣着给养失去来源，因此得以顺利攻占饶河。交战中，日本死军曹一名，士兵二名。日军占领饶河后第四天，即伪大同三年二月五日，驻守富锦一带之于长斥属下笫五团伪军开赴饶河，担任县内警备。二月十七日，关东军神田顾问，率30余名日本警官，乘汽车由富锦赶来，全部分配为县内各警察署指挥官，负责剿勘救国军残余武力。
　　苑福堂率领日军攻占饶河有功，本应以县长职位嘉赏，因其贫汉出身，只字不识，未得任用。前代理县长刘鸿钧，虽江防司令尹祚乾曾安抚守护地面，然动乱中，多为救国军奔走效劳，唯命是从，不能任用，唯原县长刘洪谟尚属中坚。
　　刘洪谟跟随高玉山攻打虎林时，途中报病，留居独木河，认干父吴宪亭。待高玉山逸去苏联后，刘闻讯赶往虎林(今虎头)，接触日本顾问及伪满军兰部旅团长，申明原委，顾问及兰部请示吉林省及新京(长春)，回复：令护送刘洪谟仍赴原任。于是派20多名伪满军乘马爬犁护送至饶河。此系日本军攻占饶河第十六天事。
　　日军占领饶河后，为安服人心，将原县公署公务人员全部留用。三月一日借伪满建国一周年庆祝之机，宣布新京满洲帝国政府任命书，刘洪谟任饶河县长，原代理县长刘鸿钧改任内务局长，前警务局长李相宸改任第一署署长，警务局长由龚金城担任 (短时间，后仍由李相宸代局长)，其他财务局长、税捐局长、邮便局长等均作了安排。 日本驻军头目神田任顾问，共有日军 200多人。县公署参事官由日人绪方义道担任。警务指导官由日人隈元早苗担任。苑福堂任县警察大队长，孟广林任西林子警察署长。各警察署均派日本人教官充任指导官。
　　新县公署成立不久，发布布告，宣称为维护县内秩序，必须服从满洲新国家统领，如有谋叛及反日行为，立即拘捕，格杀勿论。同时在县城各街角设置若干密告箱，暗里大批培植特务，搜捕爱国志士。
　　时上层人物，由恐日到亲日，下层职员，虽有些须爱国心肠，唯暗自慨叹而己。大批商号掌柜虽亡国悽然，念及日本人允其营业发福生财，因逆感已自泯然。
　　全县分布在各条沟里之贫民百姓，生活越加不得安宁。自“九一八”事变以降，人民经济生活受到很大震荡。由于客货轮船中断，鸦片烟价下跌，粮食、食盐不能运进，造成粮荒、盐荒。山区农民，有几月不见一粒盐者。大批富裕户开始解雇佣工，使靠出卖劳力维生之独身汉，化为游民，陷入无法生存之地步。因曾经发生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之土匪扰乱，又一度勃起。许多无以生存之山东逃荒游民，在民族危寒煎迫双重压力下，遂乃揭竿而起，寻找生活出路。因靠打家劫舍混生亡与饥之队伍纷纷而起。仅在民国二十年至伪康德元年(1931——1934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全县自发之山林队武装，竟有20余伙之多。人数最多时达到 600余众，其中较大并有名气者十四伙，多则百余人，少则不足20人。(见198页附表。)
　　此零散之反日武装，多由原各山沟百家长属下会兵组成，如治国队周其昌，俗名小周，即是大叶子沟(今大牙克河上游)之会兵，跟随其干父王福森(百家长)起事；或为原地方保卫团分裂而起事者，如“压五岳”头目薛钦堂原系龚金城卫兵，因争女人而叛离落荒者；或为贫苦百姓，不甘做亡国奴而聚义者，如好盛、北海等……。这些武装，因缺乏正确之政治领导，加以组织不纯，多为吸食鸦片之游民，名曰抗日，实则以掠夺财富为宗旨，因此非但使富余户受侵，且使中小自耕农受害。本属流寇，无以达到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抗日之目的。
　　1933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东北地区人民掀起武装抗日的指示发布后，中央派遣大批干部深入东北农村城市，组织群众重整旗鼓，开展党领导下之抗日武装斗争。早在日本军未占领饶河县城之前即1929年底北满特委党组织，派遣徐凤山、崔石泉 (即崔镛健，二人均系朝鲜人)等共产党员来饶河县开辟工作。徐凤山任县委书记，崔石泉管军事。


　　时秘密落脚于饶河县城西北十五里之三义村。百家长为李学福。徐凤山受党的委派来到此地，借助一家亲戚的关系，开始作李学福之工作。此前，李学福嫡兄子李永皓 (1956年前任朝鲜驻中国大使)在北京大学读书，借探亲之机， 对其叔父进行爱国抗日教育，曾劝其叔父将房地产卖掉，买枪支，组织武装抗日。李受启发，相续党正式代表前来宣传抗日，李遂下定决心抗日。其时日本尚未进占饶河，地方伪政权恐得罪日本，为日寇进驻本县时留条后路，多次拘捕鼓动抗日分子。
　　伪大同二年(1933年)六月，高玉山救国军攻占饶河后未久，乘反日风潮之机，徐凤山、崔石泉、李学福等人，开展组织募捐成立三义反日会。三义举村民众齐起响应。利用亲友关系四处串联，共买七支俄制连珠枪，四支匣枪，另有洋炮、别拉弹三十多支，秘密组织抗日武装，定名为“朝鲜独立军”。七月被高玉山及十二团察觉，高对发动民众组织抗日救国会宣传抗日表示赞同，然对另立山头，单独组织抗日武装表示反感，于是密派三十余人携械将李学福、金昌极、李汉洙、黄哲云、徐汉龙等五人逮捕，后二人被枪杀，李学福、金昌极、李汉洙等三人只身逃走。李出狱后，继续宣传抗日。不久，聚起40多名义勇军，宣布武装暴动，队伍拉进石头窝子西山。白天隐蔽，晚间深入民众宣传抗日。崔石泉、徐凤山旋去大佳河、小佳河一带发展抗日组织，李学福往来于小北沟、小南河、大、小别拉炕之间。不久，小北沟、小佳河、关门嘴子等地反日会宣告成立。仅二、三月时间，全县反日会 (又称抗日救国会)会员发展至600余人，各沟里百家长，明里报效伪政权(当时日本军尚未进驻饶河)，在抗日会之威慑下，暗里亦与抗日军通。未几朝鲜独立军改名为“饶河抗日游击队”。政治指导崔石泉、队长金文亨、副队长金昌镒，共有兵力70余人。不久，游击队派李学福与高玉山谈判决定，游击队编为高玉山属下一旅特务营，营长金文亨、政治指导崔石泉，下设三个连，于伪大同三年(1934年)一月二十八日共同攻打虎林，共计兵力1500余人，攻占黑嘴子(今虎林)。未几，日伪军两面夹击，加以城内敌军残余之策应，救国军受挫，被迫撤出，共牺牲270余人。高玉山直属部下死237人，特务营金昌镒以下牺牲30余人。高玉山后被迫去往苏联。游击队(特务营)回转饶河时，只剩下30余人，此后继续开展抗日斗争。吉东特委获知饶河抗日游击队在虎林战斗受挫，伪大同三年(1934年)二月派张文偕任饶河抗日游击队政委，崔石泉任代队长，继续同日寇展开生死搏斗。队伍在战斗中得到发展和壮大。
　　日军进占饶河未几，即逮捕杀害“反日分子”10多人。伪康德元年(1934年)六月，县公署有两名职员被逮捕，诬为“策动反日”而被处死。相续各沟里警察分队，不断地逮捕无辜百姓，送至饶河而被致死者不下五十人。因之反日情绪益加炽烈。
　　伪康德元年(1934年)八月，饶河县抗日队伍，在反日会支持之下，迅速得到发展扩大，同日伪形成对峙局面。全县共成立抗日救国分会十余处，分会下设支部，支部下设小组，县成立抗日救国总会，总会长郑鲁岩。
　　未几饶河游击队扩编为饶河游击大队。张文偕任大队长，朴振宇任副大队长，崔石泉任参谋长，李斗文任政治部主任。游击队扩编后，先后于小佳河、别拉洪、十八垧地、五林洞等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敌人听到张文偕的名子闻风丧胆(见李延禄《过去的年代》三十页)。伪康德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张文偕率队伍转战去虎林，同山林队协同攻击日寇驻虎林三人班据点，不幸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此后大队长由李学福接任。
　　日伪统治者为了对付人民的抗日运动，伪康德二年(1935年)二月由驻佳木斯第七军管区调来陆军第卅一团，兵员 900多人，团长于传堂，团副宋元林，顾问神田大尉。神田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早年从军，参加过镇压朝鲜人民之革命运动，颇刁猾。来饶河后，为扑灭抗日大力培植特务，向各沟里分派，打进救国会内部。而后调遣兵力，进行讨伐搜捕围剿。伪康德元年至伪康德二年(1935年)两年间，在本县培植特务(汉、朝)工作班共 80多人．调遣兵力800多人，先后对佛寿宫(今大鼎子山后小安河沿岸一带)、小北沟、大带河等地进行三次大清剿，杀害无辜百姓150多名，烧毁民房 50多座。秋，叛徒王可文出卖小北沟抗日救国会名单，至县城告密。神田亲自领兵到小北沟清剿抗日组织，一次杀死30多名无辜农民。逮捕小北沟抗日救国会分会长于时干，组长倪福田等五人，倪因更名倪元德监禁六个月后得释，于时干等被拉到小南山前南湖汉旁杀害。
　　为打击日寇嚣张气焰，伪康德二年(1935年)三月抗日军在暴马顶子后，截击小佳河警察队苑福堂之讨伐队，打死打伤敌人十余名，缴获敌人步枪20多支，弹药六箱。战后不久，敌人派出500多人之讨伐队，向暴马顶子围剿。抗日游击队闻讯绕至关门嘴子后堵 (今屏岭山西)狙击来犯之敌，出其不备，在我沉重打击下，日本军一名中尉，两名伪军连长及所部30多名日伪军被打死。缴获枪支40多支，机枪一挺，弹药多箱。又于同年六月，我抗日游击队集中一个连之兵力，夜袭三义北岗三连地方(今元山西北)，将伪军卞连长以下20余人缴械。打死十余人，余尽逃散。事后将缴获枪支子弹全部运至四合顶子间壁，随之绕到虎林县境打击敌人。七月初，在虎林县莲花山同日军遭遇，打死敌人50多名。由虎林转战经马鞍山(今东方红东北)我侦察兵俘虏一伪军排长，利用家理教关系，令其写信，将全排兵力调出缴械。与此同时，留守在饶河之分散队伍，在小别拉炕(今太平村以西以南)，大别拉炕(今镇江村一带)进行了大小战斗多次，均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此间，小南河佛寿宫民众组织红枪会，大佳河之大刀会，纷纷抗日。与此同时，饶河抗日游击队在饶河中心县委领导下，自康德元年(1934年)即开始收编杂牌山林队。至伪康德二年三月，在大叶子沟，以饶河抗日游击队为骨干，吸收与改编十四个大小山林队，共计 150余人，统编为东北抗日同盟军。伪康德三年二月改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第四团。李学福任团长，朴振宇为团副，李斗文任政委，崔石峰任副政委，崔石泉任参谋长。
　　伪康德三年(1936年)三月，根据吉东特委指示，在关门嘴子北文登岗地方，将四团扩编为四军第二师，师长郑鲁岩，副师长李学福，参谋长崔石泉，政委崔荣华。下设四、五、六、七团，一个独立营。总人数达500余人。同年十一月受吉东特委指示，在石头卧子岭后(一说在暴马顶子)正式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 军长陈荣久，参谋长崔石泉，毕玉民任副官长，葛善志任军需处长，董墨林任经济部长。下设三个师，一师长陈荣久兼，二师长李学福，三师长景乐亭。
　　抗联七军至伪康德四年(1937年)已拥有1 500多人(一说有5 000人，实无。《伪满洲国史》谓1 800百多人)。先后历经大小战斗200余次，共打死打伤日军 700多人，伪军及警察800余人。
　　著名战斗有：伪康德二年(1935年)九月二十六日新兴洞北山大战，西通大战。因我抗日军烧毁了伪小南河保的会房子，缴七八支枪，将百家长王相波逮捕，进行教育后释放。当夜行至西通小北山朝鲜屯(今新兴洞山南)，拟截敌汽船，被日本讨伐队尾追，共有日军 100余人，伪军 100多人，由水陆二路夹击我抗日队伍，被我察觉。在政委李斗文、团副朴振宇领导下，立起应敌，战斗最激烈时，团副朴振宇牺牲，终将日军击退。不料，60余名伪警察，由西赶来，使我抗日队伍遭受重大损失。在日军进行第二次冲锋时，政委李斗文壮烈牺牲。队伍被迫撤退。本次战斗共打死日军富泉顾问及高木司令以下30多人，伪满军及警察20余人，其中有二名尉官。我抗日队伍牺牲20余名。
　　伪康德三年(1936年)队伍经过整顿，继续同敌人迂回战斗，给日伪军以严重打击。伪康德四年(1937年)三月初，我抗联及红枪会共同配合袭击伪西林子警察队及朝鲜工作班。日本驻县公署参事官大穗久雄亲率日伪军 200人由西林子插入新开沟里，妄图一举扑灭我抗联七军主力(在狐仙堂开会)。我抗联七军军部得知后，自天津班沟口屏岭山东端始，沿路于各山头连设四道岗卡，大穗恃其兵多势强。三月六日拂晓，分坐十余张马爬犁，向天津班沟进发。我军前二道岗卡，已将敌人放过。待敌爬犁行至天津班东第二山头时，我抗联 150余人，前后分两路发起猛攻。敌机枪手被连续击毙，陈荣久军长率领战士前去夺取机枪，不料，被卧伏爬犁底下之日军伤员暗枪击中脑部，当场牺牲。我全体战士继续扫荡残敌，大穗手持战刀指挥其兵众，又一次向我抗日队伍猛扑，我一连长王振华站在雪地上，向大穗射击，连打五枪，命中，大穗当场毙命。王连长同时被敌人射穿右眼牺牲。此次战斗共打死日军大穗久雄以下30多名，打死伪军一团副。抗联牺牲七人。陈荣久及另两名战士(侯培林、金元俊)遗体被当地救国会组织人员掩埋在天津班屏岭山后。此后，军长由崔石泉代理。至伪康德五年(1938年)一月部队进行改编，李学福继任七军军长，郑鲁岩为政治部主任，崔石泉任参谋长。军部宣传科长金锋、副官长张文清、军需处长杨洪义。下领三个师。一师长王汝起，二师长周其昌，三师长景乐亭。不久，李学福因患肝病赴苏就医，不幸于伪康德五年八月八日病逝于苏联。此后三师长景乐亭继任军长，政委郑鲁岩任。伪康德三年，参谋长崔石泉与四团副姜尚平等去富锦、同江一带开辟基地。时七军活动已遍及饶河、宝清、同江、富锦、抚远等六县。